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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作家（第1页）

老作家中，走得最近的，当推林斤澜和宗璞。——当然，包括其人其文。

林斤澜：是大智者自风流

与林老相识是在1996年。去张家界。当时有一批年轻作家同行：沙青、张小菘、路东之、李功达、李京西……当时《北京文学》的编辑陈红军亦同行。那一次感觉实在是太妙了！一路听林老谈弘一法师李叔同的生平，听林老谈今说古，实在是一种享受，大家都被迷住了——而看林老走路更是一种惊奇：至今都清晰地记得林老在张家界金边溪健步如飞的场景——好像就在昨天。

后来无数次地看到他健步如飞的背影——因为我们这些年轻人全都走在他的后面，张小菘气喘吁吁地说：“我可真服了林老师了，2975级台阶，好像没费什么劲儿就上来了！”

2000年和林老一起去越南，再次领教了他的健步如飞，每每赞美他的行走，他的眼睛里总是闪着孩子般顽皮的光，颇有几分得意地说：“汪曾祺是读万卷书，我是行万里路！”行万里路的他肚里有数不清的故事，几杯酒下肚讲起来，妙趣横生，于听者绝对是莫大的享受。——于是以为他身体很好，他却说，其实他40上下的时候心脏就出过问题，被大夫宣判过。但是他笑着说：“其实大夫的话真不可全信，你们看现在我不是活得好好的？”每当吃饭的时候，看着他抿一口酒，吃一口菜，那样子别提多美了，谁能想到他是个几十年前就曾经被大夫宣判过的人啊？他的酒是无论如何断不了的，凡去过他家的人都能看到那一面墙的酒瓶，那真是美轮美奂的工艺美术品展览啊，有些酒瓶的造型匪夷所思，指出来，林老脸上便写满了得意的笑容。

林老对于文字极尽考究，就在去张家界的路上，他说出了让我终生难忘的一段话，他说对于小说优劣的评判应当有三个标准，第一便是文字，第二是艺术感觉，第三是想象力，这段话我对很多朋友讲过。他对自己的文字要求几近严苛，越到晚年，越是彰显出他卓尔不群的功力，他的短篇，文字精到得一字无法删改。他的“矮凳桥”系列，每篇背后都有深刻的隐喻，那篇叫做《溪鳗》的小说，更是精彩至极。我曾经在剧中心报过一个选题，想把几位著名作家作品改编成为系列电视剧推出，第一部便是《溪鳗》，选题几上几下，最终因领导担心收视率的问题而没有被批准，非常遗憾。

林老对于后生晚辈的指点扶持更是令人感佩——早在90年代初他就向我们推荐刘庆邦的《走窑汉》，认为那是一篇好小说。那时我与庆邦尚未相识，但林老的话印象颇深。1994年，我的长篇《敦煌遗梦》首版开研讨会，林老来了，第一个发了言，那篇发言我至今留存。他说：“小斌最会出新招子了，这个长篇的写法很不同。现在有一句话叫做‘国际接轨’，我看小斌的这篇小说就有点国际接轨的意思。”——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国际接轨”这个词。正巧在十年之后的2004年，《德龄公主》开作品研讨会，刚刚出院的林老在推掉几个活动之后，再次参加了会议，并且依然是第一个发言，他说他曾经为北京作协推出的丛书写过一篇序，里面写的那个“无所事事”和“想入非非”的女作家说的就是我。他说这两个词本身有点贬义，在这里却是“赞扬”，他说：“无所事事给我的感觉就是，她既不解释政策，也不解释外来的思潮，什么也不解释，她只说她自己的。想入非非是说她走的路是主观的路。北京的小说有一路是走写实的，一路是走主观的，主观的少。写主观的，就牵扯到人家看懂看不懂。最近她写的《德龄公主》我觉得就能引起共鸣，这条路能够给人带来别开生面的东西。”——林老的褒奖，令我诚惶诚恐。

自越南回来之后，刘庆邦、章德宁和我便常常与林老相聚，庆邦每每都要带上一瓶酒，与林老对酌，林老是有大智慧的人，越到晚年，说的话越是精彩含蓄，现在真是后悔没把那些话精准地记下来——那不但是一个大作家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份不可多得的瑰宝！

然而我们三人最后一次见林老，他却是一反常态不再说话了。那天天气很冷，我们像以往一样不断地说着，他却是一语不发。我最后实在忍不住问道：“您今天怎么不说话啊？”他沉默良久，慢慢地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自己正在慢慢地告别这个世界。”

当时我心里一惊，一种寒意慢慢升起，凉彻骨髓。还为这句话与德宁通过电话，但是时过境迁，看林老安然无恙，也就不再深究了。后来我又因事单独去过一次他家，看他尚好。

大智者林斤澜，已经预感到生命将尽，但这位“沉思的老树的精灵”（黄子平语）的精彩纷呈的一生，已经充分体现了作为作家与人的最高的生命价值，他已经摘到了人生与文学的最高最美的枝条！

林老病危的消息是刘恒告诉我的，我立即告诉了刘庆邦，约定周日（4月12日）下午两点去同仁医院探视，周六（11日）下午两点多，跟林老的女儿林布谷通电话问情况，当时布谷声音急促：“已经走了，正在穿衣服……”

下面的话我几乎听不清了。颤抖着放下电话，一直发呆到三点，才颤抖着抓起电话，把这一噩耗告诉庆邦。庆邦遂通知了周围的朋友。

好久缓不过来，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此前有多次报病危的事，特别是近年来，几乎每年春天都会有一次住院。而每一次，林老都以自己极其顽强的生命力挺了过来。不敢相信，这一次他竟真的甩掉了我们这些常常与他相聚的晚辈，独自上路了！

——仿佛又看到在张家界他健步如飞的背影——那是一个巨大的身影，他将照亮后世那些真正追求纯粹的作家与艺术家，为那些孤独的行者带来内心的温暖。

宗璞：云在青天水在瓶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便读过宗璞的《红豆》。之后，又被她的《三生石》“赚”走了许多眼泪，一个简单的故事竟有如此强的魅力，不能不归结于作品的“真心真情”。这位女作家一定是位感情丰富的人，当时我想。

不想，以后就恰恰认识了，熟悉了。在一次小说发奖会上，我看到镜片后面的一双睿智的、善解人意的眼睛，于是我知道我们一定能成为朋友。

我真的成为她的一个“小朋友”。我们也聊文学，但更多的是聊一些琐事、新鲜事或烦恼事。往往是，我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讲着，她静静地、认真地听着，时而，温婉地或开心地笑；进而，为我及时地出一些十分聪明的“高招儿”。那些招儿，没有一颗童心便想不出来。我偶尔也愧悔无端耗了她的时间，她笑笑：“我对这些很感兴趣，我倒是觉得，你很有真性情的。”——大概她把这“真性情”看得十分要紧。于是我愈发地常向她倾诉内心秘密，她玩笑：“你放心讲吧，我这儿是‘扑满’。”许多人爱把宗璞描述成一个书卷气很浓的大家闺秀，我倒觉得她是个童心浓厚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她就写不出那么美丽的童话。

宗璞的《风庐童话》一直深得我的珍爱，这本装帧精美的童话集里收藏着《贝叶》《总鳍鱼的故事》这些当代童话的精品。《贝叶》写的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为了拯救同类而牺牲，最后虽然战胜了妖魔，却为自己的同类所不容的故事。而后一篇则写两栖动物的始祖总鳍鱼中的两支——真掌和矛尾，因生活态度不同，选择的道路不同，于是最后的归宿也就有了天壤之别。她写道：“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旅途中难免尘沙满面，也许有时需要让想象的灵风吹一吹，在想象的泉水里浸一浸，那就让我们读一读童话吧。”——我以为，她那些童话中的哲理是深可咀嚼的。

宗璞的小说同样也浸透了“想象的泉水”。她的作品量虽不多，然而每一篇都有她苦心孤诣的探求。她老早就写出了《我是谁》《谁是我》《蜗居》这样的作品，可算是我国探索小说的“开山祖”了，然而却又始终保持着中国的气味，决不像某些上穿西服，下着抿裆裤的伪现代派们。她作品的格调和色彩是协调的，她把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嚼得那么碎，揉得那么细，溶解得那么和谐，那么美——这不能不归功于她的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我想，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恐怕首先应当是一个善于分解和吸收传统文化营养的人。这一点，宗璞得天独厚。

谈到她的作品，更有一点可望而不可即的，便是她的韵味，那种意蕴美。这一点，不具备“道行”的人便无从学起。宗璞之为人，清静淡泊。一般女性所特有的心胸狭隘、嫉妒、矫情、做作等固疾在她那里影迹全无。凡熟知她的人都以为：她从不为凡俗之事动容。譬如她近年写的长篇小说《野葫芦记》——这部被一些老作家誉为“新红楼梦”的长篇巨著，写了四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描绘了一幅长篇历史画卷，其气度恢宏颇似男子手笔，细部描写又不失作者一贯的典雅与细腻。在写作过程中她曾两度病倒，抱病修改，其艰辛自不待言。然而第一卷《南渡记》发表后，评论界却相当冷淡。对此，她处之泰然。这一点，恐怕只有“修炼”到了某种境界的人才能做到吧。难怪汪曾祺称她为“宗璞道兄”

呢！再譬如她的散文《哭小弟》，原是一篇至情至哀，见血见泪的文字，却写得那样自然、质朴，写到极致，也只是“呜呼！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如也邪！其子知也耶？”

没有一点点张扬和矫情。文如其人——在宗璞这里，这句话是真实的。

宗璞的写作间里挂着一幅写意荷花，是老作家汪曾祺所画。荷花设色单纯，内涵神韵，古朴典雅，清静淡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大概是汪老的深意所在吧。

只偶然见过两回冯友兰老先生。后一回是在1990年夏，其时冯老正在院子里散步。一架深色的眼镜，一缕飘拂的银髯，颇有古东方圣贤的气派。当时宗璞先生告诉我，冯老耳目已失聪明，但头脑清晰，精神尚好。

谁知时隔半年，“三松堂”上竟悬挂了冯老的遗像。在1990年11月底一个寒冷的日子里，冯友兰先生仙逝了。消息传来，我立刻想到一向敬爱父亲的宗璞先生该有多么悲痛。

那一段时间我不敢去看她。因为我觉得一切安慰的语言，在这种悲痛面前都会变得苍白无力，毫无意义。丧事办完之后，她好像消瘦了许多。过了不久，她便因病住院了。

宗璞过去曾讲过，她走上文学之路，首先得益于她的父亲。冯老虽是哲学家，于文学却颇多造诣，能写旧诗，很有文采，且常对于文艺有独特见解。宗璞自小耳濡目染，受益匪浅。

宗璞的家族颇有文学传统。冯老的姑姑便是位才华卓著的女诗人，留有“梅花窗诗稿”，可惜18岁便早逝；宗璞先生的姑姑冯沅君，是五四时期的著名女作家，曾因勇敢地歌颂人性解放与自由，而得到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还有宗璞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侄女，能够用英文写出很有文采的作品。对此，冯老曾自豪地题曰：“吾家代代生才女，又出梅花四世新”。

冯老总是十分关心女儿的文学写作。几年前，宗璞便有了写长篇小说《野葫芦记》的计划。

这部被一些老作家誉为“新红楼梦”的长篇巨著，准备写四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用作家一贯细腻典雅的风格，描绘这幅长篇历史画卷，其艰辛自不待言。第一卷《南渡记》出版之后，冯老曾在女儿生辰时兴致勃勃地写道：“百岁继风流，一脉文心传三世；四卷写沧桑，八年鸿雪记双城。”（因长篇原名《双城鸿雪记》）又特别写上“璞女勉之”

几个字。宗璞先生十分珍重父亲这份期望，但是为了帮助父亲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她忙于料理家务，照顾父亲，无法再腾出时间、精力来继续自己的写作。冯老对此深感不安。在1990年夏为女儿撰写的最后一幅寿联中，冯老写道：“鲁殿灵光，赖家有守护神，岂独文采传三世；文坛秀气，知手持生花笔，莫让新编代双城。”好一个“莫让新编代双城”！这样的父女之情是多么含蓄，又是多么深厚。

多年来，宗璞先生在文学创作之余身兼数职，同时是冯老的秘书、管家、医生和护士。她是极为忠于职守的。在宗璞先生和父亲相处的数十年间，有多少时光是在病房中度过的呀！有时远在异国他乡，她也要守候在父亲身边侍病。尤其是在冯老的最后几年里。冯老经常住医院，1989年之后更为频繁。宗璞先生自己身体并不强壮，其劳碌忧心可以想见。当然，也有辉煌的时刻，1982年9月1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冯老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宗璞先生陪父亲赴美。这是一次东西方著名学者荟萃的盛会。会上，学者们对于冯老的学术成就做了高度评价。对此，宗璞深感欣慰。

自从进入80年代后，宗璞便每年都要为渐至耄耋的父亲办一次寿诞会。在90华诞会上，冯老说了这样一番话：“长寿的重要在于能多明白道理……孔子云：假我数年，五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50岁以前，没有足够的经验，不能理解周易道理；50岁以后，如果老天不给寿数，就该离开人世了。所以必须‘假我数年’。若不是这样，寿数并不重要。”冯老的这种达观，正是他之所以能度过“无量劫”而保持身心健康的主要原因。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永远是稳定和丰富的。宗璞先生同样有这样稳定和丰富的心。有了这样的心，在世事面前便可以宠辱无惊，乐观洒脱。正是“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今年春节我去看望宗璞，她精神很好，像过去一样智慧而洒脱。她正在从失去亲人、身患疾病的大不幸中走出来。让我们祝她健康。我们期待着《野葫芦记》早日完成，看看那葫芦中究竟“装的什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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