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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章 领导模式（第2页）

值得一提的是，资深军官穿着军服的模样会对初级军官产生某种影响力。格兰特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的第一年野营训练期间，史考特将军（当时的美国陆军司令）莅临西点军校视察并检阅学员部队。他那威严的外表、魁梧的身材，以及一身引人注目的制服，让我觉得他是我所见过最具大丈夫气概、最值得羨慕的人。我可能永远不会像他那么有威仪，但却在片刻之间有种预感，认为有一天我会和他一样威风十足地检阅部队，虽然当时我并没有留在军中的打算。”

柯林斯将军在1917年还是个年轻少尉时曾提到他在新奥尔良第二次见到潘兴将军时的情形：这次我们是在乔蒙特（Chaumont），詹姆斯和我一起随总部参谋来到潘兴将军驻守城堡中的一间画室，等待潘兴将军的接见。记得上次潘兴将军来新奥尔良视察时，并未着军服。他连穿便服都显得英姿勃发，但在传令兵宣达他到达时，我尚未完全作好心理准备，只见他在楼梯口稍微站了一下，便从他的住处走下来。这次他穿着有带饰的军服，看起来英气逼人。他高大、英挺，从一头铁灰色的头发到光亮的皮尔牌（Peale）马靴，可看出他对仪容的讲究。和两年前我在新奥尔良见到他时相比，他似乎更高大了些，名气也更大了些。他像上次那样对我和善地打招呼，让我立刻放松了下来，但是我可能是被他的威仪震慑住了，以致晚餐时他说了什么话我全无印象。”

马歇尔夫人在她所写的《同在一起》一书中提到了一件有趣的事，充分显示她的将军先生因穿着朴素所引发的效应：“陆海军联合酒会是白宫每一季的最后一项社交活动，也是最多彩多姿的活动。今年的酒会还有双重的意义，因其是罗斯福总统第二任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大型酒会，也是乔治接任参谋长后的第一次盛大酒会。克雷格将军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时曾自己设计了一套常服，而他坚持要马歇尔穿着这套款式别致的常服。这套服装上镶有金边的宽大肩带颜色太黄，所以我把它染成了较柔和的淡黄色。

“2月2日酒会当天，我把这套常服拿出来，当我先生回来时，这套服装已准备妥当。我自己也进房间换衣服，隔了一会儿，房间的门打开了，只见乔治盛装站在我眼前，身上挂满了勋章。他说：‘看看我，活像个歌剧演员，今晚我不想穿这套服装，以后的晚宴也不要穿它。’我恳求他就穿这一次，以免得罪了克雷格将军，但是他不为所动。结果，他穿了一套朴素的深蓝色常服参加酒会。他的朴素穿着与当晚的华丽场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当晚我并没有察觉到这种效应。

“第二天早报内有关此次酒会的报道中，唯独提到了马歇尔的穿着。报道中说他穿了一身朴素的深蓝色陆军常服，展现了他不招摇的军人本色。”

领导模式中最明显的特质之一，是居高位的领导者都厌恶“唯唯诺诺的人”。没有任何一位想有所作为的上级主管会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在他们身边打转。马歇尔在1917年首次见到潘兴将军时敢在他面前据理陈述自己的意见，此事成为马歇尔军旅生涯的转折点。此后，潘兴将军常找他询问意见，并在不久后选他为作战次长。马歇尔在他首次参加内阁会议时就对总统的某项意见表示反对，当时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及其他内阁成员都告诉他，他在华盛顿与总统共事的日子已经结束。摩根索甚至对马歇尔作了暗示性的道别：“嗯，很高兴能认识你。”但马歇尔并未遭总统撤职。罗斯福不要一位唯命是从的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在担任陆军参谋长时，会告诉每一位即将上任的师长说，一个军官必须有勇气向上级指挥官报告事情的真相，不论事情的真相多么令人感到不快，都不应刻意隐瞒坏消息。

1939年当马歇尔被罗斯福选为陆军参谋长时，曾告诉罗斯福：“我希望能有权利说出心中想讲的话，而且这些话可能不太好听。这样可以吗？”对罗斯福而言，这样的要求当然可以接受。他们两人都遵守了自己的诺言。

马歇尔是个坚强的人，他能接受别人对他的挑战。他在担任国务卿时，曾告诉迪恩·艾奇逊说：“我期待你最大限度地诚实坦白，尤其是对我个人有意见时。我不会感情用事，我的感情只留给我妻子。”

当罗斯福总统有意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裁减军队规模并降低军人待遇时，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前去找总统理论。罗斯福总统当面告诉他：“你不可以这样对总统说话！”当时战争部长德恩也在场。事后在离开白宫的路上，德恩告诉麦克阿瑟：“你拯救了陆军。”

第一位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空军军官内森·特文宁将军曾告诉我：“领导能力的另一项特质是你必须照实地把心中的话讲出来。”他坚持“要被告知实情”，但他认为“这样做必须撇开自尊心才行”。决策者必须要够冷酷，脸皮要厚。另一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上将表示，他痛恨“唯唯诺诺的人”，并坚持在决策过程中有人能对他提出异议。他说：“我也是人，有时候‘喜欢唱反调的人’会激怒我。你本来打算这么做了，结果有个脑筋灵光的混蛋站出来说，你的想法很愚蠢。那会让你坐立不安。但是这些敢说话的人可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接着又说：“你必须勇敢直言。这并不容易做到，你必须要在这方面下工夫，设法鼓起勇气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拉里·韦尔奇言简意赅地说：空军的将领无法容忍“唯唯诺诺的人”。

然而你若拒当一位唯唯诺诺的人，却可能在与盟国交往时面临挑战。当一个独裁者被唯唯诺诺的人包围时，他的前途便走到了尽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史迪威将军敢于向蒋介石表达不同的意见。有一次，史迪威还写道：“我呈了一份报告给老大（蒋介石），告诉他实情，但却因此冒犯了他。”史迪威最后被蒋介石撤职，但在大战结束后不久，蒋介石也失去了政权。本书的第4章谈到了许多将领本身拒当唯唯诺诺的人，也无法容忍唯唯诺诺的下属的事例，以及这些将领的成就与领导艺术。

柯林斯将军的军旅生涯中的一件重要的事是，他曾经站出来指责柏林某家具有敌意的媒体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占领德国的问题作了不公平的报道。柯林斯认为他此举“对他们与我们的军官团都有好处”。当柯林斯被选派接任艾森豪威尔的陆军参谋长职位时，他邀请了韦德·海斯利普当他的副手。海斯利普回答道：“你为什么要选我？30年来，我们对任何一件事的意见都相左。”柯林斯说：“这正是我选择你的理由。”

但是很显然，一个人不能为了刻意彰显自己不是唯唯诺诺之辈而唱反调。杜立德就是因为这样被艾森豪威尔撤职的。他在访谈中告诉我：“我不愿当个唯唯诺诺的人，我认为应该用点手段把自己的意思传达出去。”查尔斯·加布里埃尔曾告诉我：“你不希冀你的参谋是位‘唯唯诺诺的人’；但当你与某人意见相左时，也要注意你说‘不’的态度。”

不当唯唯诺诺之辈的最佳事例之一是大卫·琼斯将军促成《1986年戈德华特—尼克尔斯国防重构法案》，进而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加以改组。这个法案对美国国防部高层官员与各军种参谋长的既有“地盘”构成了挑战，引起了他们的愤慨。本质上，这个法案使得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可以决定向三军最高统帅提供何种建议，而不需要获得各军种参谋长的一致同意（为了达成共识，常常会使得所建议的事项经各军种相互妥协后而失去价值）。前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称赞这个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另一位观察家则称之为“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国防立法”。

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位成功的领导人？若诚如艾森豪威尔所言，作决策是领导统御的精髓，那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位优秀的决策者？本书讨论的诸多将领是靠读传记与历史培养出领导能力与高尚风格的。艾森豪威尔小时候酷爱读历史书而疏忽了家庭杂务与功课。他曾说：“从小时候起，所有的历史读物，尤其是政治与军事历史，总是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他还提到，伟大领导人所具有的特质能“激起”他的崇拜之心，尤其是华盛顿“在逆境中的坚忍与毅力，以及不屈不挠的勇气、胆识和自我牺牲的情操”。艾森豪威尔也受到罗马将军马可·奥勒留（MarcusAurelius）所说的名言“以高贵的情操来承受逆境就是一种幸运”的影响。当艾森豪威尔派驻巴拿马时，他的上级福克斯·康纳少将指定他阅读与下次战争中盟军领导阶层所扮演的角色有关的书籍，并和他讨论其中的内容。

乔治·华盛顿所受的正式教育只到他15岁时为止，但到他过世时，他已经拥有了一个藏书超过900册的图书馆：他“整箱整箱地”从伦敦的书店订购书籍。虽然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中，有24位大学毕业生，但他们却推举博览群书、自修有成的华盛顿担任主席。

本杰明·富兰克林10岁就失学了，而他所受的正式教育实际上只有一年。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从幼年时代就喜欢读书，我的零用钱全都买了书……阅读是我唯一的娱乐，我从来不把时间浪费在酒馆里或其他的嬉闹上……”

陆军五星上将布莱德雷小时候，他父亲会读故事给他听，并培养他对书籍的喜好。他告诉我：“我想军事史的学习以及那些伟大领导者的言行，对一个正在发展这种风格的年轻军官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0世纪30年代初期，马歇尔在担任陆军步兵学校教官的5年期间，非常鼓励年轻的尉级军官多看书，并邀请他们到家中讨论书本的内容及他们阅读的情形。

怀特将军，这位军人政治家兼美国空军参谋长，年少时曾经担任过约翰·帕尔默将军的侍从官。帕尔默将军是早期陆军中的知名学者之一，他也曾指定怀特阅读某些书籍。怀特利用工作之余在乔治城外交学院修硕士，主修国际关系与俄文。他这项教育背景使他得以在1933年美国承认苏联时，成为第一位派驻苏联的空军武官。

海军的克劳上将有许多经验可传授给年轻一辈的军官，因此被纳入了本书的访谈对象。当我问起他个人的藏书数量时，他说他有4000多本书。他告诉我：“我非常喜欢阅读传记，那是我的主要读物。我也喜欢历史，但我阅读的书籍大部分是传记……传记是终身资产。”

大卫·琼斯上将只受过两年的大学教育，却能晋升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最高阶军职。他靠的是自修。他告诉我：“我的求知欲永远无法获得满足。生命就是不断学习的过程。我不只大量阅读专业书籍、军事史及有关领导统御的书籍，也阅读有关世界动态的报道。”

李奇微提到，他在西点军校当学生时所阅读的书籍“多得惊人”，而在担任指挥官后，以往从阅读中所汲取的知识会“清楚地再度涌现”，对他“非常有帮助”。他说，书籍对他的事业有莫大的影响。

曾经是一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的克里奇将军也是个博览群书的人。他曾建议应养成每周看一本书的习惯，并强调应多加研读有关人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以了解人们行为的动机。他对年轻军官的劝告是“必须让阅读成为一种终身的工作，甚至于嗜好”。

今天的军官面对的是新的挑战与新的要求标准。前陆军参谋长卡尔·弗诺将军鉴于要阅读的书太多，于是责成他的“评估与创新小组”对当今军事相关书籍与专业文章进行审阅。这个小组必须从这些读物中整理出其内容的要点，供他参考。他常常被某本书的重点吸引，进而干脆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详读一番。他会在日常工作与出差行程之外，另外安排时间作为思考与阅读之用。他告诉我：“阅读可刺激我产生许多构想，是我进行决策的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工具。”

我问接替弗诺参谋长职务的戈登·沙利文将军对阅读的看法，他表示，他底下一直有一群军官专门负责研究“现在有哪些事在进行，哪些事尚未进行，及我如何影响这个行动？”他告诉我：“假如我被某一问题困扰，无法理清思路时，我会求助于历史。我是在阅读中长大的。阅读在我的生命中占了很大的分量。我在大学时念的是历史系，当时读了不少书。”

施瓦茨科夫告诉笔者，阅读对他非常重要，他说：“你要是不能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必定会重复犯同样的错误……我一直对李将军、格兰特、谢尔曼、巴顿，尤其是布莱德雷等人的领导方式极感兴趣。”

如今的许多年轻军官表示，他们的工作时程紧凑，没有多余的时间与精力用来阅读，况且还有其他令人分心的事物，如电视。我则认为这种说法只是借口，只是在逃避。曾经从57位将军中脱颖而出成为陆军参谋长的迈耶上将告诉我：“在陆军时，我起得很早，每天清晨3点半或4点即起床读书，以充实自己的知识。那是我最珍贵的时间……我非常珍惜宝贵的晨读时光……我发现，如果我没有刻意拨出一点时间来阅读，就很难养成阅读的习惯。今天，作为一个阅读者，你必须下工夫去阅读。”

马歇尔夫人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每天晚上回家都累得不想讲话，因此，她会向图书馆借回一堆书供他阅读，而他就像“一群蝗虫吞噬大片田野”那样贪婪地阅读起来。

艾森豪威尔说：“领导的艺术无他，就是事情出差错时，自己担责任；事情成功了，功劳归别人。”我有机会采访多位在进攻欧洲的军事行动中担任过指挥官的将领，如第9军团的威廉·辛普森、第1军团的柯特尼·霍奇、第6集团军的雅各布·邓维斯、第3师与第4军的卢西恩·特拉斯科特、第5军团的马克·克拉克等等。我向他们请教他们的领导理念，并请他们评论其他将领的领导风格。他们的深刻见解对于本书在描述风格特质所扮演的角色时，十分有意义。

我很惊讶的一件事是，克拉克麾下的众将领们都不愿意谈论他的领导风格。最后，威利斯·克里登伯格中将（曾经是他麾下的军长之一）终于表达了他对克拉克的忧虑——每次事情出差错时，他就向艾森豪威尔报告称，他已经找出来是“谁犯的错”，并准备将他调走。这种做法通常代表这位指挥官的前途将就此断送。克里登伯格进一步指出，他认为克拉克将军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部属，而不是以长官的身份扛起责任，是他风格上的一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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