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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尼采综合征批判（第1页）

20世纪80年代之初，一个幽灵悄悄潜入中国。最先是学界的现象，后来是出版的现象，再再后来是食洋不化的盲目的思想追随乃至思想崇拜现象——并且，终于的，相互浸淫混淆，推波助澜，呈现为实难分清归类的文化状态。

因而，从当时的中国学界，到大学校园，甚至，到某些高中生初中生们，言必谈尼采者众。似乎皆以不读尼采为耻。

是的，那一个幽灵，便是尼采的幽灵。“思想巨人”“上一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师”“悲剧哲学家”“站在人类思想山峰上的思想家”“存在主义之父”“诗性哲学之父”……

中国人曾将一切能想得到的精神桂冠戴在尼采幽灵的头上。刚刚与“造神”历史告别的中国人，几乎是那么习以为常地又恭迎着一位“洋神”了。

时至今日我也分不大清，哪些赞誉是源于真诚，而哪些推崇只不过是出版业的炒作惯技。

然而我对中国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引进”尼采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在渴望思想解放的激情还没有彻底溶化“个人迷信”的坚冰的情况下，尼采像是一剂猛药。

尼采“哲学”的最锐利的部分，乃至于对几乎一切崇拜一切神圣的凶猛而痛快的颠覆。所以尼采的中国“思想之旅”又几乎可说是适逢其时的。

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眼看到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当年的“尼采疟疾”，在中国留下了几种思想方面的后遗症。如结核病在肺叶上形成黑斑，如肝炎使肝脏出现疤癞。

这是我忽然想说说尼采的动机。

在哲学方面，我连小学三年级的水平都达不到。但是我想，也许这并不妨碍我指出几点被中国的“尼采迷”们“疏忽”了的事实：

尼采在西方从来不曾像在中国一样被推崇到“热发昏”的程度。

“在存在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尼采占着中心的席位：没有尼采的话，雅斯培、海德格和沙特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卡缪《薛西弗斯的神话》的结论听来也象是尼采遥远的回音。”

这几乎是一切盛赞尼采的中国人写的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过的话。普林斯顿大学考夫曼教授的话。

然而有一点我们的知识者同胞们似乎成心地矢口不谈——存在主义也不过就是哲学诸多主义中的一种主义而已，并非什么哲学的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占着它的“中心席位”，并不能顺理成章地遂成“思想天才”或“巨人”。

又，尼采两次爱情均告失败，心灵受伤，终生未娶；英年早逝，逝前贫病交加，完全不被他所处的时代所理解，尤其不被德国知识界所理解。这种命运，使他如同思想者中的梵高。此点最能引起中国学界和知识者们的同情。其同情有同病相怜的成分。每导致中国学界人士及知识分子群体，在学界讨论和对知识者思想者的评述方面，过分热忱地以太浓的情感色彩包装客观的评价。

这在目前仍是一种流行的通病。

“上帝”不是被尼采的思想子弹“击毙”的。在尼采所处的时代，“上帝”已然在普遍之人们的心里渐渐地寿终正寝了。

尼采只不过指出了这一事实。

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位可敬的哲学家认为是尼采“杀死”了人类的“上帝”。只不过尼采自己那样认为那样觉得罢了。

而指出“上帝”死了这一事实，与在“上帝”无比强大的时候宣告“上帝”并不存在，甚或“行刺”“上帝”，是意义决然不同的。尼采并没有遭到宗教法庭的任何判决，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二者的决然不同。

上帝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老”死的。

关于尼采的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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