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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知青（第1页）

此篇，将是我关于知青话题的最后一堆文字，一堆告别式的文字，终结性的自言自语……

一、上山下乡三十周年说知青

今年是虎年，是“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知青话题，又被报刊界出版界重新捡起，颇有纪念一下的意思。

所谓“上山下乡”运动，依我如今想来，其实不过是当年三千万学生的失学“下岗”。这三千万之巨数，接近着如今工人“下岗”的庞大队伍。而“下岗”工人中，又十之六七乃当年的知青。这些当年的知青，命运感慨肯定多多。或者，竟毫无回忆的心情，只不过默默地随时代的巨变沉浮，竭力撑持着自己剩余的人生。

当年的知青，如今年龄最小者，也该在四十五岁以上了；年龄最大者，亦即“老高三”，当是五十余岁的人了。再过七八年，所幸未“下岗”的，也将退休了。正是——“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命达命舛，悟透了，本都没什么可纪念的。

当年的知青们，如今构成着中国城市人口中的主要中年群体，他们和她们，在思想方法、价值判断、生活态度，以及家庭观念、物质消费、流行时尚、人际组合的好恶顺逆方面，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当代城市人口中的中年群体。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完全垄断中年群体，但质量上却无疑显示着主要成分。

所以，可以这么认为，中国当代城市中年人们“代”的特征，在诸方面具有知青们或曰“老三届”的总体特征。

二十年以前，亦即知青返城初期，这种总体特征极为明显。基本上可以用怨、悲、豪、义四个字来概括。

疲惫地站在城市的人生起跑线上，青春不再，恍如一梦，十之八九几乎一无所有，几乎一切的生存内容从零开始，甘而不怨的太少太少。

“上山下乡”这一场几乎波及一切城市家庭的运动，乃“文化大革命”中之运动，运动中之运动。否定“文化大革命”，必重新评说“上山下乡”运动。而“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经不起直率评说的。因为它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减缓当时城市的就业压力。并且，一令既下，地动山摇。一手既挥，无敢抗者。对于绝大多数城市百姓人家的子女，根本没有第二选择。所谓响应号召没商量。对于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子女，被贬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的子女，政治成分被划入阶级另册的人家的子女，尤其不是“上山”不“上山”、下乡不下乡的问题，而是只配上到哪里下到哪里，没资格问去哪里。比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二批知青，就需通过所谓“政审”一关。有“政审”不合格的知青，写了血书以表决心才被批准。更有的硬是追随强去，驱而不离，赶而不返。如此一来，倒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年显得很神秘。于是后来报名者较踊跃，仿佛非是下乡，是变相的参军；非是务农，是变相的当兵。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不无“炒作”的意味。但在当年，哪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中其实都没有“炒作”的意识，只不过是本能地遵循“政治第一”的一贯原则，一本正经地煞有介事罢了。

“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始目的一旦被触及，其理想色彩便会彻底剥落，知青们头脑中残存的使命感顿时化为乌有。当明白了自己只不过是解决当年城市就业难题一大举措的牺牲品，明白了是伟大领袖当时希望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混乱局面的“一着棋”，便会觉得自己们不但是被“撵”下去的、哄下去的，而且简直是被“诓”下去的，难免悲从中来。怅回首，昨今追求两茫茫。泣忆无数个“客愁西向尽，乡梦北归难”的流放日，“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那悲中，自然还有着不知究竟该向谁倾诉的怨。何况，当初的理想色彩和使命感，在近十年的艰苦岁月中，在仿佛被抛弃了的日复一日的企盼中，本已从他们的心理上、精神上瓦解得差不多了。如同鱼市收摊前的活鱼，拨一下虽还能在浅水中游动，扔到案上虽还能剧烈扑腾，但已是鳞败鳍残了……

但是，他们当年毕竟都拥有着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本。那就是年龄。二十六七三十来岁三十多岁的年龄，无论打算对人生做何进取，为时都不太晚。年龄是返城知青当年唯一的资本。令全社会不同程度所同情的整代“遭遇”，具有苦难色彩的同时也便具有了沧桑色彩，具有了坚忍色彩的经历，与上一代人相比磨而未圆似乎仍显得咄咄逼人的棱角，与下一代人并论不卑不亢似乎人生经验极为丰富的成熟，又使知青这唯一的资本成为知青唯一的傲。此傲不无受过严峻洗礼之意味。在返城初期，知青唯靠此傲支撑着其奋斗精神，保持住心理平衡。

此傲是知青的精神味素。

义——这是知青返城之初普遍都愿恪守的做人原则。无论是兵团知青，还是插队知青，返城之前他们都必因同命运而相怜，而相助，而相呵护。因为，对于当地人，知青是外来者，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倘当地人欢迎并关怀他们，则他们无物以报，唯有奉还感情奉还以义。倘当地人排斥他们甚而歧视他们孤立他们打击他们，则他们相互之间并无任何财富的团结基础，亦只能靠了感情靠了义而更紧密地凝聚在一起。义是知青近乎发配的命运对他们的启示。他们在很短的时期内便领悟到了这一点。但事实上，当地人排斥歧视甚至孤立打击他们的事件虽有发生，却肯定是极其个别的现象。就普遍情况而言，无论是兵团的老战士，农场的老职工，还是乡村的农民，当年对知青们既是欢迎的，也是尽可能予以照顾和关怀的。个别事件不但存在，还很恶劣。我们于此强调的是普遍情况。故时至今日，许多知青念念不忘常系心头，谈起来动声动色的仍是与当地人那一份情。彼此的情中也确有桩桩件件感人之事。而当年欢迎过后来又依依相送过知青的农民、牧民、山民，忆起从城里来的“学生娃”们，往往也是此情绵绵。他们会牢记着知青教师教过他们的子女，知青医生为他们治过病，或为他们的女人接过生。即使对于当年表现很差甚至极差的知青，他们谈起来时的态度，也如同是在回忆不懂事的孩子的淘气行为或恶作剧，仁义宽厚溢于言表。无论对于当地人还是对于知青，往昔的岁月里，都有着“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的情义；有着“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的温馨；有着“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的真挚；有着“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的古道热肠。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当年的南北知青。我有充分的根据说明，知青们最无怨言也最感欣慰的便是，当年毕竟和一部分生活、教育背景迥异的劳动人民休戚与共过。他们是知青们在城市里所接触不到的，完全陌生的。而且，是生活穷苦的，随遇而安的，非常本色的一部分人民。在知青们心目中，在今天，对他们身上美好的方面和惰性的方面了解得一样清楚。

用一位知青的话说——“唯一不后悔的是，曾和那样的一部分人民在一起过。”

返城初期，知青们有一种不习惯。深析之，是一种怕。怕那只无形的，划分城市人命运格局的大手将他们抚散。那只大手是导演城市通俗故事的上帝。它重新定位城市人的命运。它几乎毫无规律地，随心所欲地，完全按照自己好恶地抛撒机遇。它嫌贫爱富极端势利眼。它只关照离它最近的人，对离它远的人的存在几乎不屑一顾。迅速被抚散的知青经常寻找机会靠拢。只要靠拢在一起便不免会彼此谆谆告诫，一定要“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在城市生存下去。仿佛一旦不再是群体，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安全的。他们希望互相拉扯，希望仍如当年那样互相呵护。因为他们几乎都一无所有啊！然而城市对于他们却另有一番教导。那教导现实得近乎冷漠，全部内容差不多便是“相忘于江湖”。

城市喜欢在个人身上实验奇迹。

城市从不情有独钟的青睐一无所有的没落群体。

于是，十年后，亦即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左右，知青们的群体本能意识被城市格局这柄篦子一遍遍地篦散了。城市也完成了对返城知青们的十年普及性“初级教育”。

怨的情绪在知青们胸中自行地淡化了。而且，他们都明白，怨是最没意义的。掌上厚茧仍在，胸中块垒犹存，只是返城初期幻想青春补偿，总欲引起社会特别关注和特别对待甚至优待的希望，完全而又明智地泯灭了……

悲还多多少少地、时不时地从情绪中流露出来，但已由总体的悲转变为个人的悲了。有人从疲惫中缓过来了，有人仍没缓过来，仍疲惫着，甚至更疲惫了。有人仍沉湎于当年的悲哀往事或个人的悲惨遭遇中不能自拔。那些往事当然确实很悲哀，遭遇也当然确实很悲惨，但虽属知青情结和话语，却似乎已不再能代表总体，而仅仅意味着是个人的了。十年的时间足以消弭许多事物，足以令人忘却许多最初刻骨铭心的记忆。有那种记忆然而境况好了命运之帆重新张扬起来的，渐渐地也就不悲了。有那种记忆然而境况仍糟着人生仍寻找不到港湾的，顾不上悲了。终于明白，归根到底，城市不敬重眼泪。他们或她们，尤其她们，开始学会将自己那一种悲严密地封存在内心里，只在特殊的情况下，特殊的人们面前才偶一流露偶一宣泄。返城后的境况不同，使知青话语开始多样。有时在同一场合，在昔日朝夕相处的人中，某人欢笑着，某人却在暗暗伤感着。甚至还会发生言语冲突、话不投机半句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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