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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审察时光的秘密（第1页）

哦，我们为何克制自己的肉体，时间是那样漫长，那样的久远？

——约翰·邓恩

农业社会的作息时间

“上帝保佑您，快走吧！”

这是一位在中国的传教士所下的逐客令，因为他经常面对一些像这样的来访者：对信教并无兴趣，却滔滔不绝，不知疲倦，说个不停，问个不休，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却整天整天地来他那里耗着。依我们的猜测，去他那里耗着的人，要么是无业游民，要么是有闲阶级、纨绔子弟，间或说不定也去一些有点好奇心的农民。而这些有时间去那里耗着的农民，如果他的品德是勤劳吃苦的话，那么他一定处在难得的短暂的农闲期间。

农闲，是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包括非农业人口，对时间的一种认定方式。这种认定方式，虽然从阶段性来看较为准确，但对于时间的界定却是模糊的。在古代的农业社会，作物的生长周期决定着农民的生活规律，也就是说从耕作周期的开始到结束称为一个“农年”，而这个“农年”之后尚有些时间因气候或其他地理条件限制，不能做野外耕作的事，就被称之为农闲。而“农年”完结之时也因各地地理气候及其他风俗，而并不相同，而且就是同一地今年“农年”的完结也与去年并不完全重叠。因此“农闲”并不是一个绝对准确的时间概念。因为室内所做的事如编织家用品等都不是农活，而有编织的活也不是无限度的，这就说明对于辛劳的民众来说，确有农闲可言。除非集市兴起，可以拿去以物易物，或者直接换钱。这样就使得农民的农闲时间缩短，但是商业社会的兴起，直接导致的社会分工，将会使人们通过从事自己的劳动而获得非自己劳动的产品，满足自己日益多样的需要，从而既可以使人们拥有比此前更多的闲暇，又因而使生活变得更有质量。

从鳖灵开始，玉垒山一带的水势得以整治，成都平原的水灾得以大大缓减，而蜀守李冰率众修成举世闻名的都江堰，使得整个成都平原成为灌溉农业的典范。经过逐步的发展，成都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水旱从人，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来说，简直就是梦中的理想，但对成都平原地区的农民来说，却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灌溉农业的最大特点便是适宜于水稻的种植。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巨擘布罗代尔认为，水稻最初种植，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经海道和陆路被介绍到中国（但民食政策史研究专家冯柳堂认为，中国自古就有水稻，见冯著《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对此我不能同意）。“随着水稻的推广，中国生活的重点完全颠倒了过来：新兴的南方代替了历史悠久的北方”，而接受稻谷种植“是获得文明证书的一个方式”。

我认为布罗代尔的推断是有道理的，因为水稻的产量可以养活更多的人，所以秦灭巴蜀徙万户到成都，并没使成都感到养活人的压力，尽管当时成都的水稻种植的单产量并不高。但便利的灌溉，以及来自石质地区的水，含沙量较小，有利于水稻的生长，确是个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便利的灌溉，使得成都地区的水稻种植所需劳动力和劳动日，明显低于其他那些水利灌溉不甚便利的地区，加之土质肥沃，使得水稻单产量也较高。以相对较少的劳动力和劳动日获得较高的收益，这就使得闲暇较多，便于剩余劳动力转向工商业经营。而工商业的经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改变农业社会里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使人们通过商品交换而进行频繁的交往。

诚然，在古代社会，农民对时间的支配并不是我们现代人所想象的那般自由。不只是统治者不可能使农民轻而易举地获得其所需的物质，或者自由地迁徙；另外由于获取个人所需物质的大部分来源，或者是作为佃农依附于地主而租地耕种，大多仰赖于小农耕作，或者偶尔的集市交换，在最原始的意义上互通有无。也就是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里极有市场，表明农业在中国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如学者许倬云所说：“中国人好像一旦踏上了农业路，就再也没有背离过。进步和变革时有发生，但是农业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始终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成都也不例外。

尽管农业如此重要，但有关农民每日花在耕作上的时间，包括官员们在农业社会里为管理地方事务所需的工作与休息的时间，我们史书记载的却是少之又少。这与我们的历史记载中没有真正的个体关怀有涉，因为在他们看来，辛勤劳作是如此值得提倡，以至于可以忽略作为工作之一部分的休息。加之史家历来认为这种记载琐碎而不具备其可资利用的价值，与那些风云际会的大人物、大场面相比，实在无足轻重，因此要写出活中国包括活成都的历史，其困难之大，便不难想象。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点使人振奋的根据都找不到。一方面，整个社会的时间安排都是围绕着农业而制定的，比如拿今日来看并不算精确的二十四节气，靠二十四节气的周而复始，配以天干地支来达成人们在时间观念上的循环往复。这和西方公历年向前行进的时间观念透露出来的哲学观念有着质的差别。另一方面，每年立春的前一天，地方官员要象征性赶一下耕牛，以告示漫长的冬天的结束，以及新一个务农季节的到来。而皇帝也会选择春季里一个美好的日子，象征性地亲耕，以显示农耕的重要性，便于给万民垂范。同时提示人们“耕之本，在于趣时”（《氾胜之书》）。而在成都，如每年都江堰的放水节，是对成都农业影响至为重要的节日，因此每年清明的放水节堪称盛况空前。这也就是说，农业社会的劳动和休息时间，有很强的官方和民俗意义。一般说来，古代农业社会中的成都，围绕着成都城而生活的乡下人，都是起早贪黑地在地里劳动，而在夜晚，如果消费得起灯油的话，妇女们一般会纺纱和织布中度过。

而在实行集体农业的区域，或者是地主大规模雇佣而非租赁给佃户种植的地方，宋元时期的四川包括成都地区，多用“农鼓”和“漏壶”来计量劳动和休息的时间。元代农学家王祯曾在《农书》里说：“薅田有鼓，自入蜀见之。始则集其来，既来则节其作，既作则防其笑语而妨务也。其声促烈清壮，有缓急抑扬而无律吕，朝暮曾不绝响。”诗人苏轼对此亦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作为蜀人，他的记载更含有亲历的成分，其家乡风俗“岁二月农事始作，上月初吉谷稚而草壮，耘者毕出，数十百人为曹。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择其徒为众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进退作止，惟二人之听。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罚。量田计功，终事而会之。田多而丁少，则出钱以偿众。”（《东坡集》卷三十二）这一指示时间的习俗最适合集体劳动时使用，利于劳动中加快速度而不觉疲累，故在包产到户前的广大四川农村地区仍有保留，我也有亲身体会。

如果白天的时间，对农业社会的人们来讲，多半是劳作（不管是辛勤还是懒散）的话，那么人们对它的享用还有相对的公平。而夜晚对于人们来说是并不公平的，除了有能力烧桐油、菜油、煤油之类来照明的家庭，能够享受夜晚的些微生机外，其他的人只能沉入茫茫黑夜之中，变成单调枯燥的上床休息，即便他们并不想马上就休息，但黑夜逼迫他们只能做出这个唯一的动作。当然另有一些家庭手工业者，点上桐油并不是为了享受夜晚的静谧与闲暇，而是为了在白天的劳作之外，继续找一种利用夜晚进行继续劳动以补贴家用的方式，而妇女们通常是在手摇纺车的嗡嗡声中，度过漫长的夜晚的。在一些特定时段，妇女们的劳动强度加大，“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汉书》）。也就是说一到冬天，农村妇女就聚集在一起日夜纺绩苎麻，一个月要做相当于四十五天的工作，一天等于一天半，这就是夜晚纯粹给搭上了，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可见其劳动强度之大。而一个妇女每天所纺的精细麻纱仅一二钱，如像马王堆那块约二十三升的苎麻布，需要花费一两年的时间，由此不难想见苎麻布在彼时的金贵。四川蜀郡的麻布在西汉时就已经是四川的名产，《盐铁论·本议篇》就曾将“蜀汉之布”与“齐陶之缣”对举。不难想象成都地区的妇女在漫长的冬夜之辛苦程度。

当然就前述内容来看，这些织锦的大抵都带有奴仆性质，奴仆的劳动时始终是最为特殊的，自由民与他们的劳动和作息时间有不少的区别。但在农业社会里，随着土地的高度垄断，奴仆在地主庄园中给其耕种，以获衣食的事也不在少数，手工业的发达，官方的作坊和手工业主的作坊，同样需要雇佣一大批劳动力，以从事各种不同的工序之工作，因此这样的人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劳动和作息时间的研究不可忽视。唐代诗人王建对此有一首《织锦曲》痛彻地描写了成都织锦工人繁重的劳动，其中虽然告诉我们劳动与作息的具体时间，剔除诗人的部分夸张外，我们亦可隐约地做些推算：

大女身为织锦户，名在县家供进簿。长头起样呈作官，闻道官家中苦难。回花侧叶与人别，唯恐秋天丝线干。红缕葳蕤紫茸软，蝶飞参差花宛转。一梭声尽重一梭，玉腕不停罗袖卷。窗中夜久睡髻偏，横钗欲堕垂著肩。合衣卧时参没后，停灯起在鸡鸣前。一匹千金亦不卖，限日未成官里怪。锦江水涸贡转多，宫中尽著单丝罗。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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