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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说隧道通向城市童年（第1页）

是什么这样奇妙？我们乞讨泉水以供饮用，但是大地啊，你的怀里流出的却是什么？你的地表以下还深藏着生命吗？那熔岩层下覆盖着一个陌生的民族吗？早已逝去的人们，难道会回来吗？

——席勒

想象的部分人马

不难猜想，甚至大胆点说，我们看见，这群人的外貌与我们并无多大不同。虽然史书中曾说他们“纵目”，且有文字学家对“蜀”字所作的阐释以及考古发掘的实物——其实有的实物也只是先民们的艺术创作——来佐证。但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后人尤其中原人由于交通不便，对绝域殊方的蜀地，文化风俗与其有别的夸张。正如杨雄所说“蜀”就是“独”，“不与外方同”，亦如李白的形容，“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虽然诗句不能坐实，但山川横阻，蜀地自闭，其风俗民情与中原相较，另是一路，也确是可能的。公元759年杜甫刚到成都，便惊叹于它的繁华，更惊叹于寒冷的冬天还有常绿树木，即所谓“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成都府》）。杜甫是河南人，在此前尚未到过南方，更未到过蜀地，蜀地的与众不同从气候开始给他全面的新鲜感，也是他在四川诗情勃郁——现存一千四百余首杜诗竟有八百多首写于四川——的一个因由。但无论怎样的不同，蜀人远祖还不至于专门要与众不同到去“纵目”的地步，那顶多只是古蜀人图腾崇拜的一种反映罢了。

现在，他们艰难地跋涉着，扶老携幼，但可怪的是，他们身上既没负荷多少值钱的重物，手中也无像样的家什。一路上，除了偶有人在议论路途的艰辛外，似乎没有一个人对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有更多的留恋之情。尽管那里是他们曾经借以活命，并取得一定发展的地方，但困难的是，一方面是由于再艰苦的劳作，也无法完全保证食物上的不匮乏，另一方面还有来自与其他部落的争斗。虽然，这个温暖肥沃的岷江河谷地带已然逼近今日的成都平原，但是一座大山挡住了他们向前推进另寻出路的步伐。不过，一种要过得更好的愿望，促使他们冒险一试。有一次，部落中有几个特别勇敢的人，曾因追猎野物，翻过一座大山，站在山脊上，不经意间看到一块既是平地，又有不少水洼沼泽的大坝子。虽说是不经意，但这实在是个晴好上佳的天气，使他们极目远眺得如此广阔。这次意外的发现，使整个部落处于一种向往与亢奋交织的情绪之中，久久不散。

所谓的路其实是并没有的，他们只是在部落探猎者曾经走过的一两次所残留的标记下，被艰难地牵引着前行。但他们聪明地找着一个参照物，沿着汶川雁门关东岸安山乡急流而下的一条小溪旁前行，这样既可以避免远离水源的不便，也可以躲过难于找到路标因而迷路的灾难。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他们的一帆风顺，“一劳永逸”这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条小溪之源在四千米的山脊之上，在这近百里的行程之中，其最高处与最低处的落差是令人生畏的三千米。当他们艰难地爬上山脊时，又一次重复了那几位勇士所看到的景象：不少的土地和大量的沼泽湖泊。这是一个具有预知意义的观察点，因为在天气晴好的时候，可以看见今天的成都。虽然他们的后人定都成都，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这次远眺，却在冥冥之中暗示了他们子孙的未来，虽然我们更愿意将其称之为历史的巧合。

这群人从山脊往下行二十里，便进入湔水河谷，良好的河原沃土和丰富的铜矿使他们欢忭若狂。再下行十里，河谷平原更加宽广，长约三十里，到了成都平原的北界，被寿阳山和牛颈山这样对峙如阙的山脉，亦即被李冰所称的“天彭阙”阻断。山内有个大河原显系远古内湖遗迹，人们便称此地为海窝子。

翻山越岭到达海窝子的这群人，是蚕丛氏的后代，这部分人属于鱼凫氏，显然翻越九顶山的冒险行动并没有得到全体部族的支持。蚕丛氏中有的人选择了继续留在岷江河谷，有的人迁徙到了沫水一带，有的接着迁徙到西昌甚至到了滇西地区。他们的频繁迁徙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鬻龙骨》里曾说：“耆旧相传：古蚕藂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藂所在致市居。”也许蚕丛氏频繁迁徙的原因很多，但其中必有为扩展耕地，出于经济发展需要的动力。固然，古蜀族还有循绵水、洛水进入成都平原的。鱼凫氏在海窝子居住较久，自然是当时的成都平原尚属湖迹沮洳地，不便居住，但却十分切合他们捕鱼为业的生活习性，继而慢慢向广阔的成都平原进发。从海窝子流入成都平原的一条河古称湔水，他们循着湔水平原的北端罗元坝—老熊坪—白沙河谷—九甸坪—白沙街—紫坪铺这条路线，便可到达今日的都江堰。而老熊坪，据考证便是《华阳国志》里所称的“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的湔山，而后来“蜀人思之，为立祠”，因之这一带有古鱼凫故址。

众所周知，古蜀历史在鱼凫之前有蚕丛、柏灌阶段，而在他之后则有杜宇、开明阶段，是以秦灭巴蜀作为古蜀历史的下限的。但“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虽是极而言之，也绝非毫无道理。因为我们至今推断出的古蜀历史，还有不少的疑点，也绝非田野考古如三星堆之类的发现能悉数解决。自然，我们能发掘到先人们因沧桑迹迁，岁月流播，深埋进土里的实物，实在是我们的大幸，但对于远古历史的研究要进行完全客观的复原，如德国兰克史学派的研究，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实物和书籍中都难免有不能坐实的夸张甚至神话成分，虽然神话也可用作历史研究之补充，但因此而下的臆断也是在所难免的。

虽然我们可用氏族来指称蜀山、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鳖灵）等氏系——作为蜀人远祖，他们介于传说与历史之间——但如果我们将其看作古蜀人由采集、渔猎文化进到畜牧、农业文化的演进序列的代称，这个代称序列似乎还暗含着某种从低一级社会向高一级社会演进的痕迹，鱼凫代蚕丛，杜宇败鱼凫，鳖灵替杜宇，无不浸透着胜利是强者这一简单的道理，也可以明证腐儒们所谓的“禅让”是多么可笑。而他们的先后替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蜀人图腾崇拜的迁衍，揆诸情理，或许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个演进变迁，恰好可以解释古蜀人祖先，为什么名之曰“蚕丛”“鱼凫”“杜宇”“鳖灵”等在今人看来比较奇怪的命名，尽管我们可以拿史载古蜀未与中原通音问之前，尚无姓氏来证明这种命名——无论用此称呼氏族还是对酋长或国王的称呼——的合理性。

更为重要的是，在落后的社会和部族，用自己的食物来作为图腾崇拜对象的做法也绝非罕见之事。譬如鄂伦春族处于氏族公社时崇拜熊，并以之为图腾，打到熊时便哭着抬回来，到家后再哭一场，而且将熊骨和内脏像对死者一样实行“天葬”。正如马克思所说：“某些部落中的氏族都戒除食用成为自己氏族名称的动物，但绝不是普遍的规定。”当然视某物为图腾，其因素复杂，或有对图腾始祖亲族的情感，又有强化神圣的观念。而其间所产生的图腾禁忌也只是不准对该图腾崇拜物滥捕滥杀，因为滥捕滥杀最终会使他们丧失主要食物亦即图腾，图腾崇拜的部分目的也许就是该物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性而决定的。

蚕丛无疑是古蜀人对教民蚕桑的人的崇拜指称，因为早在《说文》里就有“蜀，葵（桑）中蚕”的阐释。鱼凫俗称“鱼老鸹”，既称“黑老鸹”又称“乌鬼”，杜甫在夔州看见“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此种情境在今日沱江流域还时有所见，因此鱼凫也就是鱼鹰无疑是鱼凫氏的崇拜物。至于杜宇，蜀人则将其尊为农神，呼为“杜主”，蜀人将催耕之杜鹃亦名子规拟为杜宇魂归，因此蜀人“农时先祀杜主”的风俗一直从战国保留到东晋，至唐代还余风尚存，因而杜甫说成都人“见杜鹃而肃立”。至于鳖灵，蜀人有崇龟的习俗，因为龟在古人眼里既能镇水，又能负重善伏而不倾仄，而且龟鳖同类，由此可以认为龟是鳖灵的图腾，成都后来被称为“龟化城”“龟城”，与此不无关联。所有这一切物拟于人，人拟于物，人物合二为一，将自己的生活与崇拜物紧紧连在一起的做法，是人类鸿蒙时期的一大表征，古蜀历史之演替变迁也不例外。

开明是个异数，尽管他也符合上述演替规律。他的名字同样十分古怪，名为鳖灵，尤其是他“尸化西上，后为蜀帝”，更使后世史家莫衷一是。关于此，我认为史学家任乃强的推断很有意味，阐释了一种可能的历史。他认为鳖灵犯罪当死，但问题在于，“巴、楚世为婚姻，楚国能向巴国索囚。蜀、巴世仇，故奔蜀不患不容，且获重用，故曰‘复生’”（《四川上古史新探》）。我们也许可将他奔蜀的神奇故事，视为悖谬不经之事，但开明确实是个治水高手，这是毋庸置疑的。

杜宇教人务农，但彼时成都地区还有很多地方属于沼泽湖泊，而且由于岷江之水经常泛滥成灾，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有限的耕地使养活更多的人口变得极度困难，因此要大力治水并且解决成都平原的积水问题，从而扩展耕地面积。而当时的状况正如《蜀王本纪》中所说“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尧时大洪水，又譬如《圣经》所记载的洪水泛滥，人类在远古时代都有这样的传说。由是也不难照见水的危害之惨烈，而鸿蒙时期的先民一定手足无措。因此单有教人习农的本领，要想长期赢得民众的爱戴是困难的。而治水高手鳖灵适时而来，使处于洪水肆虐中的群众，若遇救星。我们不妨做一推断，因为盼望——只是泛泛盼望治水高手，而非指名道姓坐实为鳖灵——已久，鳖灵忽然而至，或致有“尸化西上”而“复生”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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