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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4个圣诞节（第1页）

1998年的时候，圣诞晚会在上海很流行。几乎每个像样点的酒店，餐厅都会有自己的整台圣诞演出，那时候我还在上戏上学，主持一个这样的晚会，能拿1000块钱。

专门有穴头组织这类演出，去音乐学院找几个拉琴的小孩儿，去滑稽剧团找两个演员唱段独角戏，到歌剧院里找一个女高音或者男中音，杂技团、沪剧院、评弹团、民乐队、小荧星合唱队……谁闲着就找谁出来，考究一点的，去电视台找个主持人，经费有限的，在我们系或者表演系挑个顺眼的主持人，一场演出就有了。

全上海大大小小的文艺工作者在圣诞夜都很忙，那个晚上，如果谁病了要找人顶班，或者要临时加一个节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演员们一般都排了五六个场子，多的甚至会到十几个，一晚上，他们就带着浓妆，带着提琴、古筝、快板、魔术道具、各种吃饭家什在各个宾馆饭店之间穿来穿去。圣诞堵车又格外严重，常常才堵到这边的场子，那边酒店的舞台监督已经在BP机上夺命连环传呼了。因而圣诞演出的节目单都是不敢印给观众的，一般只有主持人开场时间和场地经理的致辞是靠谱的，从第二个节目开始，谁到了谁先上，完全不管顺序，直到演完合同里所有的节目为止。

每次到了这种时候，我就特别羡慕有一技之长的音乐、曲艺、魔术、杂技的各类演员，不像我们主持人，非但不能串场子，还得在一片兵荒马乱当中收拾大家的各种烂摊子，准备好的串词完全用不上，现编词不算，还得现调整流程。刚上台去报幕：“下一个节目是由知名配音演员某某和某某为您带来的……”话还没说完呢，舞台监督在底下压低了声音喊：“再等等，再等等，他们还有一个红灯才到呢！”这时我就得假装没事人一样说：“虽然这个节目很精彩，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抽一轮奖，看看今天哪一位幸运儿能抽到这家酒店的两张豪华房券呢？”然后把一个明明很简单的抽奖程序解释得无比仔细。抽完奖，演员如果还在换装，我还要跟得奖观众聊两句，让他们说一说自己的新年愿望。等得奖观众说完希望老婆、孩子在新的一年天天快乐之后，演员也差不多可以上台了。这种时候走下台，我往往需要静静地坐两分钟才能回过神儿来。

最惨的是，所有奖都抽完了，流程也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一个节目没演了，而这位多半是比较“大咖”的演员，还要十几甚至20分钟才能赶到。我们主持系的其他同学大多有些才艺，这十几分钟的时间，可以自己唱个歌跳个舞什么的，最不济的，表演个贯口，也就混过去了（那年我有个男同学不得不一个人在台上唱了8首歌），而我什么也不会，只好厚着脸皮跟着穴头去跟前面的演员商量，能不能再多唱两段，撑撑时间。好在平常走穴的差不多也是这些人，大家彼此熟悉，也就帮忙了——所以我们这一辈的主持人和各文艺剧团艺术院校演员的关系，是在类似这种场合建立起来的，这种台上救你一把的不杀之恩，没经历过的人不太能体会。

1998年那个圣诞也是出奇，状况从头出到尾，上台的时候场灯忽然暗了，演杂技的一个小哥摔了盘子，沪剧演员走音走得我都能听出来，最后上台领大奖的观众被舞台台阶绊倒，摔了一跤。

主持完那4个小时的节目，我感觉像被人打过了一顿，从穴头手里接过一千块现金，我数了一遍钱，决定去吃顿好饭。

学校边有个小餐厅叫5号，圣诞那天5号关门特别晚，里面坐满了走穴归来的同学。我听着大家分享各自走穴的“奇葩”经历，要了一份8块钱的菜泡饭，又点了一份十来块钱的红烧肉，一个人愉快地吃着。这一晚很奇妙，感觉自己是因为穷才会去做这样的事，可是在5号吃着8块钱菜泡饭的时候，又觉得有种不管怎样，我都能养活自己的莫名自信。

吃完饭，同学们一起走回隔壁的宿舍。那晚不知怎么的，延安路后门没有锁，我们走进校园，有人唱起歌来，歌声中，我忍不住展开手掌，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财运。我的掌纹很乱，没有一根线走到头。在宿舍楼旁的星空下，我想着，以后的圣诞，我会在哪里呢？

2004年，我在纽约过圣诞。圣诞忽然从一个我习惯用来挣钱的日子，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家家户户要过的节。学生宿舍门口都挂上了圣诞花环，人们开始用邮件发各种带音效，带土土照片的电子贺卡，从星巴克到Dunkin’Donuts（唐恩都乐），哪怕买个甜甜圈，都不得不跟收银员聊一句圣诞要去哪儿，然而我其实并没有地方可去。

圣诞节前的最后一节课，我们看了一个同学拍的诡异的关于老年性工作者的纪录片。片子的第一个镜头，是一位60多岁，花白头发的性工作者打开大门，像任何一个老奶奶一样慈祥地请摄制组进去。拉开抽屉，我们以为她会递上饼干、巧克力……不，是一抽屉形形色色的性玩具，我唯一看得懂的，是有块用来打屁股的板……那是一个出乎意料、既荒谬又现实的片子，老太太说了她的家庭，说了圣诞快乐。片子结束了，我们圣诞前的最后一节课也结束了。老师带来了酒，我们大家互换了礼物，我的“出位”女老师送了我一沓很妖娆的定制纸巾，上面用中文大字写着“美，但家务无能”。她还送了我一条极短极性感的小沙滩裙，我意识到，在她想象的世界里，我是一个有生活的人。

可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生活。整个圣诞假期，我并没有什么地方可去。那还是用IP电话卡，几美分可以打多少分钟长途电话的年代。我回到家，打开电视，在一片乱七八糟的圣诞歌背景中给我爸妈打了一个电话。妈妈接了电话，问我有事吗，我回答说也没什么事，学校放圣诞假了。妈妈那一代人对圣诞节大概比我更没有感觉，她说：“哦，放假了你可以好好歇歇。”之后，就是长久的沉默。我想说什么，但是又确实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挂了电话。

留在纽约的，只有我和我的两个印度同学。我并不喜欢我的印度同学，平常从来不跟她们玩，关于她们，我常有很多政治不正确的评论会私下吐槽，但是这个晚上，我鬼使神差地，给她们俩打了电话。

她们正好也无处可去。“去哪儿呢？”她们问。我想想说：“带你们去Flushing吃火锅好吗？”

这两个平常只吃咖喱和沙拉的人居然同意了。就这样，我一个上海人，带着两个印度人，坐地铁去Flushing的上海滩吃了顿火锅。这两个人不是素食主义者，我带着她们涮白菜，涮羊肉，涮了虾和蛋饺，蘸着沙茶酱吃，又点了小笼葱油饼，告诉她们怎么吃soupdumpling（汤饺）汤才不会溅出来。

那个晚上我们喝了点啤酒，三个从来不在下课后交际的人，竟然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聊到是不是应该在麦肯锡找个男朋友（答案是：不，不要）。一起从饭店出来，走进Flushing黑夜的时候，我们甚至开始有点喜欢彼此了。

坐地铁回家的时候，印度同学先到站，下车前她们说等过了圣诞假，她们要带我去吃印度菜。我站在车里，对她们说好的，一定要去哦，心里知道，这就跟“改天我们再聚”一样，是一件不会发生的事，然而毕竟这个晚上，我跟一些人，不管是谁，说上了话。第二天热着前一天打包回家的葱油饼，我觉得电视里那些圣诞歌，其实还蛮温馨的。

转眼到了2009年。我在一家出版公司工作，出版公司也有库存，到了年底，卖不出去的书就要送回厂里化浆。一年到头为了这些书忙碌，我不想看着它们被化浆。想来想去，我们决定在丰台的库房里，做一次图书的清仓活动。谁愿意去丰台看图书清仓呢？除非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大学圣诞派对。

我们在一周里出了一个方案，找到了一家饼干赞助商，他们赞助了我们从市区来往丰台库房的大巴、整箱的好吃饼干、各种饮料和现场的音响设备。库房极冷，我们费了老大的劲，跟消防打了种种交道，最后获得消防许可，搬了取暖设备在库房。一场为了清仓而举办的圣诞派对筹备完成了。

现在只差客人了，我们出版的主要是青春类图书，受众以大学生为主。同事跟着我在大冬天去北京的各个院校“扫街”，一个个学校去发传单，邀请同学们去参加我们的“很酷很酷”的圣诞阅读派对。

真的被我们找到了很多愿意参加的人。圣诞夜的库房里热闹极了，学生们一边吃东西一边听音乐一边挑打折书，我一边在安排大家来回的车次，一边跟同事们介绍各种图书，分发吃的给同学。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当时正在跟我约会的那多老师忽然出现在丰台的库房里，给我带了两个暖宝宝。那天也是他的生日，我分了他一个暖宝宝，仓库里不能点明火，没法给他点生日蜡烛，我们只好站在取暖器边上和他分食了一袋饼干，也算是跟他过了个生日和圣诞节。今年再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而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们吃的是奥利奥。

转眼又过去了一些年，我开始做“高跟73小时”（73Hours）这个品牌。今年的圣诞，我们要在北京西单汉光开一家新店。因为雾霾，开店两天前，所有的货都堵在路上，不知能不能到；因为雾霾，全国的工厂都在整顿，从做货架的，到鞋厂做大底的，没有一家供应商能按时交货。一贯冷静的同事开始看星座运程，看看水逆是不是又开始了。一片兵荒马乱之中，我居然也没有很暴躁。因为经历了这些年的难忘的圣诞夜之后，现在的我不用看手相，不用打电话给妈妈，不用看星盘，也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会一点点得到解决。

因为这是圣诞，这个世界上，没有糟糕的圣诞。真的，没有糟糕的圣诞，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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