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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一口吃掉生活（第1页）

2004年，我在纽约采访纽约少林寺的方丈，问他为什么要把庙建在Flushing（法拉盛），他特别实诚地回答：“因为曼哈顿唐人街都是粤菜，我吃不惯，法拉盛新移民多，好多北方人，在这儿我能吃到馒头。”

我特别懂他。

那段时间，我住在纽约西村的一栋小破房里。屋子很小，厨房就在房间里，我买了床，放了张桌子，又买了台电脑回家剪片子，屋里就转不开身了，我只得把带来的鞋子、衣服都藏在厨房的碗柜里。

房子老得能养妖怪，常有看上去很有功力的蜈蚣从墙边慢慢爬过，淋浴的时候伸直双臂，正好可以够到洗手间两边的马赛克。

邻居也是形形色色的，有一对异常恩爱，像小野兔一样不停做爱，吵得整栋楼都能听到的男同性恋；一个走两层楼梯要花10分钟，头发染得花花绿绿的非主流老爷爷整天大声地咳嗽；还有一家安安静静的墨西哥人——那家人特别喜欢把鞋脱在门外，每次我走过他们家门口，就要默默数一下这么小的屋子里，到底住着几个人：一对夫妻，两个孩子，有时候还有亲戚在他们家里一住就是几周。可是不管屋外放着多少双鞋，路过他们家门口，里面永远是静悄悄的。

那段时间，我每天清晨起床上课，出门采访，天黑回家写作业、剪片子。我英文不好，又笨手笨脚的，人家几个钟头就可以采编完的功课，到了我手上，做一整夜也未必能剪出什么好东西来。我拿着奖学金，又好面子，就更要暗暗用功。就这样，整夜整夜不能睡觉。

每天早上4点，我会去家对面的24小时杂货店买一个双层奶酪汉堡——纽约屋里暖气开得很足，我总是穿着吊带和短裤剪片子，从3点多开始，每过一会儿就看看钟，到了4点，准时披上大羽绒服。马路上静悄悄的，有雾气从马路牙子边的地井里冒出来，我穿着拖鞋噼里啪啦地跑过去，人还没到，就看到店里的印度小哥开始给我做双层奶酪汉堡。

双层奶酪汉堡，加培根，6.99美元。店里偶然有准备上早班的人来买杯咖啡，大多数时候，一个人都没有。我静静倚在柜台边，看着小哥熟练地烤面包、烤牛肉、切奶酪，享受这安静的几分钟。这是我每天可以别过头去，背对生活的几分钟，没有素材、字幕、编辑软件，没有deadline（最后期限），没有寂寞、乡愁、孤单、惶惑、自我怀疑，没有情绪。

小哥递过大大的汉堡，我一只手拿着汉堡，一只手捏着纸巾，边吃边往回走。一口咬下去，有时肉汁会滋在羽绒服上。我吃着汉堡打开小破屋子的大门，路过咳嗽的大爷家，路过偶尔仍传出呻吟声的男同性恋家，路过安静的墨西哥人家，踩着咯吱咯吱的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床上一口一口地吃完那个汉堡。咽下松软的面包，咽下焦脆的培根，咽下余香回绕的奶酪。咽下生活，然后睡觉。

那个学期，我重了15斤，同学们都说我从前到底是有多饿，为什么能吃那么胖。可是，谁为了饿才吃东西。每天清晨4点和双层奶酪汉堡独处的那10分钟，是我一天里最渴望的陪伴。

“谁为了饿才吃东西呢？”鲍鲍拿着羊肉串对我说。每天，我们从吴江路石门路那头开始吃起，先去‘红宝石’买鲜奶小方和掼奶油，再过马路上‘东方快车’去吃鸡毛菜红烧狮子头，到‘重庆鸡公煲’点一个经典套餐，顺便派出一个人去隔壁羊肉串摊买几串烤羊肉，或排队去买四只‘小杨生煎’来吃。最后，走到王家沙，从吴江路后门穿到南京路前门去买蟹粉小笼，运气好的话，还能赶上买老虎脚爪或者蟹粉汤圆。

这是2001年，我、鲍鲍和燕琪刚刚从大学毕业。我和燕琪分配到电视台做主持人，鲍鲍签给经纪公司，当了演员。本来，这都该是光鲜有趣的职业，然而，当时的我们并没有活儿干。

东视和上视并了拆、拆了并，我和燕琪跟着两家电视台分分合合，一周也捞不到一个时段做节目。鲍鲍常去试镜，也经常有片约，可是不知怎么的，最终总有这样那样的事让她决定不接这些片约，最后也就跟我们这样一天天地混在一起。

吴江路就在电视台的旁边。我们在这条马路上吃饭，一旦组里老师要找我们跑腿，我们10分钟之内就可以回到办公室，谁的事也不会耽误。每天到了中午，我们就开始一天的规定行程：从鲜奶小方开始，直到王家沙蟹粉小笼结束。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人很饿，结束的时候，也并没有人喊饱。

就这样一家一家地吃，一天一天地吃。因为不必上镜，我们也没有怎么担心体重，偶尔有需要试镜的时候，就饿自己几天，看其他两个人吃。鸡公煲热腾腾地在瓦斯炉上煮，浓油赤酱的红烧狮子头配着鸡毛菜格外美味，小杨生煎门口永远排着长队。可是，我们怕什么呢，我们有的是时间。

吃饭的时候，我们不太说话。大家的生活就是那样，谁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每天并没有什么值得更新的消息，我们一口一口地吃着自己盘子里的食物，那是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期待。

我出国去读书之前，燕琪生了一个女儿。我和鲍鲍带着红包和鲜奶小方去看她。她那天似乎胃口并不是很好，蛋糕并没有怎么动。第二天我就要准备去纽约了，赶着回去收拾东西，应酬亲戚朋友，匆匆聊了几句就起身告辞。许是因为产后激素不平衡的关系，燕琪大哭起来，我安慰地抱着她，瞟到桌上的红宝石蛋糕。“我们的吴江路生涯就这样结束了呢。”我心里默默想。

就这样走散了，从此我们三个人各自变得很忙，再也没能在吴江路上聚过。

2005年的时候，我仍在纽约读书，又要交一个关于“poverty”（贫穷）的纪录片。我已经很厌烦美式贫困故事的套路，跟搭档商量着怎么才能躲过又一个housingproject（住房建造计划，相当于国内的廉租房，政府建的提供给低收入人群的房子）。

“怎么界定贫穷呢？”我近乎耍无赖地问教授，“比如我找一个留学生家庭，他们全家的收入在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以下，是不是就可以拍呢？为什么所有的贫困故事都必须是伤心的，为什么不可以有开心的穷人呢？”

一向严厉的女教授竟然默许了我的这次叛逆，让我找了一对中国留学生夫妻拍摄。那对留学生其实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贫困，但“因为都是中国同学”，答应帮忙出镜，于是我就开始了我的正能量贫困故事拍摄。

我的拍摄对象住在闹市区的学院宿舍里。男孩子是医学院的研究生，老婆先来陪读，打工存了点钱自己开始读药剂师课程。夫妻俩刚生了个儿子，婆婆从老家来帮他们带孩子。我们去拍片子的时候，老太太正热火朝天地和面，准备包饺子呢。

让毒贩子、站街女都见鬼去吧！同学们还在寒冬的纽约贫民窟里苦熬，我愉快地拍着这对夫妻，拍他们怎么跟婆婆一起精打细算地买面粉和酱油，拍他们怎么给孩子穿朋友送的旧衣服，拍他们相亲相爱地坐着公交车经过中央公园，在阳光下分开，各自去上班和上学。

这一对夫妻，有一个周末的保留节目：在第五大道上逛街。当然并没有余钱买什么东西，但他们会手牵手，一家一家店仔细地看过来，路过橱窗陈列好看的百货公司，他们就进去上个洗手间，顺便转一转；赶上玩具店打折的时候，他们就进去买些铅笔或簿子，存起来给老家亲戚的孩子当春节礼物。

除了买些打折文具，转完一整条街，他们只会花一次钱：两个人一起买一支香草冰激凌吃。“比我们在中国学校里吃的冰激凌好吃啊！”老婆说。

“那当然，”老公答，“可是你说为什么我们混了这么多年，还不舍得多买一个冰激凌吃？”

“等宝宝长大了，我们带他来吃冰激凌，到时候我和宝宝吃一个，你吃一个。”老婆又像安慰又像道歉似的，拍了拍老公的肩膀。

我们的进度，是每两周交一个片子。然而这对夫妻，我拍了3周。每个周末，我都跟着他们坐公交车到第五大道，一点一点地逛过去。跟着他们进商场去上洗手间，跟着他们找打折文具，跟着他们找到那个冰激凌车，买一个香草冰激凌分着吃。

交完这个片子的晚上，我也走到了第五大道，找到了那个冰激凌车，买了一支香草冰激凌吃。

那是个极冷的冬夜，冰激凌吃在嘴里，牙根冻得生疼，但那真是一支好吃的冰激凌啊。软软的、香香的、甜甜的，难怪那对夫妻每周都会来吃，这支冰激凌化在嘴里，就好像我也有个家在纽约，有人在等我回去似的，就是那样甜美的感觉。

我就那样坐在马路边的房子旁吃冰激凌，疼着牙，想着家。纽约的夜晚变得那么温和，我看着夜空，对着隐约的星辰狠狠地哈了一口气。鲍鲍说得对，真的，谁他妈因为饿才吃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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