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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与未来（第1页）

萧功秦

引言

有人曾对思想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思想就是在湍急的生活之流中，碰撞在问题的礁石上激起的智慧水花。只要人类生活中有矛盾困境或疑难问题，这个时代的人们就会调动心智与理性能力，提出并运用一些观念、理论或主义，来判断反思这些矛盾，找出解决之法。这些观念或理论可能有对有错，但都是人类面对困境所作出的文化反应，是主体针对困境想出来的“大办法”。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的种种思潮，我们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

社会思潮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思想现象。当互不相识的人们，面对社会上的疑难矛盾，由于彼此间利益相近，经验与价值取向相似，他们对某种社会现象往往会不约而同地作出同样的反应。于是，他们物以类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汇合成一种思想的潮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凡是社会思潮，均具有四个特点：群体性、民间性、公共性、自主性。

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相比，后30年是建国以来民间社会思潮发育、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大变局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与新困境。面对困境与挑战，社会上不同的人们，尤其是以思想为职志的知识分子，总会力求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判断与定位，并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解决途径。这样就形成不同的社会思潮流派，彼此对峙并展开论争。本文所指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自发形成的，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运用不同的理论资源来应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矛盾或困境的不同思想派别。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丰富与活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原因，那就是，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而言，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引入，导致社会分化与利益的多元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从企业家、国企管理精英、知识分子、技术官僚、白领中产阶级、离休干部到普罗底层民众，他们出于本阶层的实际切身利益，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某些特定思想观念与价值，自然会产生亲和感，对另外一些思想，会产生排斥感。这样，不同的社会思潮就会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会遇到自己的追随者与反对者。另外，随着传媒与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大，相对宽松的文化气氛的形成，公众表达自己思想的公共空间也比过去更为广阔，这就为不同思潮的滋育、传播交流与相互碰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社会阶层多元化与不同阶层的利益的多元化，使人们思想大一统的同质化状态不可能再继续。执政者固然要坚持意识形态不能多元化，但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本文着重考察改革以来中国民间六种具有代表性的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思潮。按这些思潮在社会上形成并产生影响的时间顺序，这六种思潮分别是：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潮；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权威主义；1990年代中期出现新左派；1990年代后期崛起的新民族主义；21世纪初的文化保守主义；最近几年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本文将简要地对以上六种民间思潮形成的社会背景、主要内容，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取向与态度、各自所依托的理论资源，以及这些思潮的历史演变与可能走向，做出若干考察。当然，现实生活中的民间社会思潮并不止这六种，即使是以上六种思潮内部，仍然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亚类型。中国民间的思想文化生活将越来越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层次与光谱。

可以断言，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这六大思潮不但不会消隐，而且还会持续影响国人的政治与精神生活。当政者也须学会与不同思想流派的人们的相处之道。

一自由主义思潮

改革初期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

自由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最重要的也是最早的一种思潮，它是伴随着中国知识界对极左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而出现的，可以说，它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步产生。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知识界与学生群体普遍强调思想启蒙，提倡人的权利意识觉醒与民主法治精神，批判文化专制主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他们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获得思想资源，率先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

当然，以上这些观念意识可以说是1980年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但作为自由派来说，他们与一般人的不同在于，他们不约而同地主张人类自由人权价值的普适性，认为承载这种价值的西方多元政治体制，是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的良制，却忽视了西方多党民主体制得以有效实施所需要的文化、社会与经济发展条件。在自由派看来，只要建立起被认为具有是普适性的西式多元政治制度，专制灾难、经济停滞与社会文明不足等社会矛盾就能迎刃而解，正像雨衣具有普适性一样，穿在西方人身上可以避雨，穿在中国人身上同样可以避雨。我们可以把这种并不考虑制度有效运行的社会支持性条件的“制度普适论”，称为“制度决定论”。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就相当多。孙中山曾经有过这样的简单观念。

事实上，辛亥革命后建立多党制的努力失败了，造成这种失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看，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一个传统农业社会的大系统上，安置着一个高度西方化的、从工业文明社会直接移入的政治体制，导致本土政治生态条件对西方制度产生排异反应，令中国陷入“淮橘为枳”的困境。

与“多元民主制度普适论”相联系的，是自由派普遍具有泛道德主义的政治思维。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就是指用道德标准来衡量那些本来并不能用单纯的“道德”来评价事物的思维方式与态度。在1950年代后期，相当一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既然多元民主政治是普遍适用的良制，为什么当政者不愿意采取这样好的民主制度？并认为，这只能从当政者的私心上来解释。在自由派看来，拒绝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制，就只能是动机不纯，或不愿意放弃有权者的既得利益，拒绝分享人类共同的美好价值与制度。这就被认为是道德层面的正邪问题，而对于不道德的力量，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取得民主的胜利。这里面实际上隐含着道德优越感为基础的“非正即邪”的不妥协的激进主义。

随着“价格闯关”的挫折与“官倒”引起的社会不满加剧，泛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又使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焦虑感进一步升级，民间自由主义思潮也日益趋向于激进化。当年曾有一张大字报这样写道：“这是最后斗争！成功了，伟大美利坚合众国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失败了，我们就会陷入印第安人的第四世界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受这种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人都怀抱这种西化的教条主义与激进的观点，但这种思想体现的思维方式具有典型的“非白即黑”、“非正即邪”的简单直线思维。激进的西化自由派怀抱着一种浪漫的激情与理想，要求实现在他们看来可以轻而易举地建立的好的民主制度。一旦受到挫折，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悲情与激愤情绪。应该说，酿成八九风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社会思潮角度来看，它与民间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走向悲情化并与威权政治发生剧烈冲突有关。

1990年代自由主义走向温和化

1990年代中期，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内部出现分化，主流走向理性务实与温和。出现这一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苏东事件以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自由派进行的政治民主化与经济“休克疗法”，并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苏联、东欧经济滑波与严重的社会脱序，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激进自由理念的重新反省。人们也逐渐认同了体制内渐进变革的必要性、可能性与合理性。其次，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执政党在市场经济方向上的改革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迈出了更大的步伐，1989年以后，知识分子最担心的那种前景―反改革的原教旨教条主义政治复辟―并没有在中国出现，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的“反左优先论”，成为当政者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稳步推进，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对现行权威政府的态度，从反对、疏离开始走向了认同，已经不再抱有原来那种强烈疑虑与对立情绪，认同了执政者在经济领域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这种转变为民间与政府的新的合作提供了前景。再次，1990年代中期的利益分化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同样也是得益阶层。自由知识分子中最具活力的人，在非政治的民间空间里，发现了前所未有的获取经济利益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新机会。一位自由派人士后来说，中国这样的发展态势很好，美国也不要对中国逼得太紧，中国经济这样慢慢地进步，民主、自由也会慢慢地发展起来。此外，1990年代以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开始接触到哈耶克的比较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理论。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对外开放大潮的出现，1980年代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卢梭的“不自由，毋宁死”的激进的观点逐渐被抛弃，1980年代中期以来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执政者之间的紧张得以缓解。

当今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社会角色

应该看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自由派，已经与1989年街头激进的自由派有很大的区别。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自由派人士，有时会表达出更激进的另类观点。1但主张温和理性的自由主义的人士渐渐在这一流派中占据了多数。他们积极推进中国融入世界，支持经济全球化，强调人权、民主与自由，支持政府的改革开放。虽然他们对政府也时常抱着批评的态度，但基本还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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