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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史学术史到思想史（第1页）

——30年中国学界转变的一个侧面

葛兆光

引言：思想史研究为什么在2000年以后的中国受到关注？

2000年，中国文化界与学术界出现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这场风波的起因，是因为三联书店（读书》杂志主持的“长江读书奖”的评奖，在这次评奖中，除了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之外，另有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汪晖《汪晖自选集》、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四种书获得了号称中国“民间的”、“第一次”、“学术性的”奖项。由于来自李嘉诚基金会资助，因而奖金相对比较高的“长江读书奖”，引起一场大争论。1引起争论的原因很多，背景也很复杂，其中有政治领域的问题，也有学术领域的分歧。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使得中国思想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左与右的分歧“浮出水面”，造成“知识界大分化”的事件。关于政治思想方面的背景，我们暂时不去讨论。其中，有关学术方面的质疑之一是，为什么这五个获奖作品里面，有四个基本上可以算是思想史类的著作？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思想史在2000年前后的中国学术界格外受到重视？2

也许是的。有学者说，近年中国大陆学术界一个特殊的现象，即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领域渐渐衰落的时候，中国学界的思想史研究却逐渐成为热门，3而原本文学研究者纷纷转向思想史，也使得一些学者觉得，现在文学领域的“思想史热”，造成了“学术格局的失衡”？4那么，思想史研究为什么在2000年以后的中国会受到关注？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对这一现象作历史追踪，在进行历史追踪之前，我想特别说明以下三点。

第一，这是从我个人角度出发的观察与评论。1978-2008年这30年，尽管只是一个历法上的时间段，但是，它不仅刚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历史的一半，也恰好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思想界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作为这一思想史与学术史的亲历者，我将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讨论这30年中国学界焦点与问题的变化，并以此为背景，探究中国思想史研究为何能够兴盛的原因。

第二，需要特别提醒读者的是，这30年的中国，尤其是1989年之后的中国，毕竟与欧美日本等西方民主国家，也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由于政治上的巨大变化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结构，因此政治意识形态始终强大，国家（政府）权力的控制与笼罩始终存在，因而无论思想界向“左”还是向“右”，无论经济界趋向“资本市场”还是趋向“国家调控”，无论学术界热衷“论政”还是“论学”，主要都是对政治环境的回应。因此，从80年代的“文化史热”，90年代的“学术史热”，到此后的“思想史热”，都应该放在这一前提下观察，也应当意识到这是学术、思想和文化在这一背景下的“延续”，而不是“断裂”。

第三，在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一种必须把具体问题提升到根本道理才能彰显其有效性的传统，因此，本末、道器、体用始终相关。“易服色”即是王朝易帜，“改正朔”则是天地倒转，“法先王”和“法后王”的不同，就能成为根本政治路线的差异，因此，风俗、教育、制度、礼仪的任何变化，都会被放在学术思想视野中作政治解读，而任何学术思想的变迁，也必然政治性地被理解为要推动社会变化，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或者反过来“天若变，道亦需变”，就是这个意思。5这正如梁启超所说，一半是“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6另一半则是风俗政治变化“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7在国家制度和政治状况并不能彻底改变的前提下，林毓生所谓“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始终是知识界的习惯。8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能明白，在中国，“学术”往往不仅仅是“专业”的、“知识”的领域，而常常也是一种政治批判和制度表达，无论“文化”、“学术”还是“思想”的研究领域，都是如此。

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兴起和兴盛，也需要在这一背景下观察。

一回顾1980年代：“文化热”中的文化史研究

要了解这一学术史甚至是思想史现象，我们可以从1980年代的“文化热”说起。在谈论“文化热”之前，不妨先说一段往事。1993年，去国四年的李泽厚第一次回国，他惊讶地发现，他对国内的文化现象似乎不能理解了，尤其是对王国维、陈寅悟等学界人物突然成为“文化偶像”，文化人中崇拜纯粹学问家的风气大盛，他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在一份杂志上说了一句后来很有名的话，叫“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9“学问家凸显”很容易理解，但为什么是“思想家淡出”呢？这是因为在李泽厚的心目中，80年代是“思想家的时代”，而所谓“思想家的时代”，就是针对政治问题进行批判性发声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笼罩现实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宏大思考流行的时代。

可是，当我们回到80年代来看的时候，那个时代是否真的是思想家的时代呢？为什么后来的历史学家不把它叫做“思想热”却把它称为“文化热”的时代呢？

1976年，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从1978年到1989年的10年间，由于改革开放而重新走上“寻求富强”也就是追求“现代化”道路的中国，10思想界似乎又回到晚清、五四那条从“长技”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寻求变革的历史延长线上，又开始了观念上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反思，这激起了后来被称为“新启蒙”的思想潮流。在这个潮流中，为了清理当下政治与传统思想的渊源，也为了曲折表达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文化界和学术界对中国的传统和历史进行了“追诉”和“检讨”，这就引出了所谓的80年代“文化热”。可是应当注意到，在这个“文化热”中，似乎一切都是在矛盾中展开的。为什么说是在“矛盾”中展开？因为这个思潮中存在彼此相反相成的两种文化取向，这也为后来的中国提供了多种引申的思想资源。

一方面，是全面推动中国进入“现代”、融入“全球”的途径。当时人们在理智上大都向往“现代化”，不仅从现实上来说，这是痛定思痛之后对10年“文革”历史的反思结果，而且感情上也痛切地感到“落后是要挨打”甚至要被“开除球籍”的，11因而思想史的问题，基本上仍然是在20年代“科玄论战”，以及更早的五四“反传统”，甚至可以上溯到晚清“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论争的历史延长线中。在这种被史华兹称为“寻求富强”的心情下，科学、民主、自由等来自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仍然是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人们一方面接过当时官方提倡的“现代化”口号和“科学”旗帜，不仅鼓吹科学而且倡导理性，另一方面接过官方对于“文革”的批评，继续高扬五四以来的民主口号，这使得五四以来如鲁迅等人的“批判国民性”，仍是文化主旋律，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声音也依然很强。特别是，只要稍稍了解中国现实的人都可以体会到，因为不好直接抨击政治、政党和政府的责任，就只好让文化和传统为我们“还债”，所以就像“伍子胥鞭尸”一样，“绕过政治险滩去安全地鞭挞祖宗”。12不过，这也让研究历史和文化的事业和从事这个事业的学者，变成那个10年的“前沿”和“明星”。当时的思想主流是发掘传统文化中间导致中国今天封闭、落后、蒙昧的历史因素，因此，儒家、佛教、道教就统统被翻出来放在聚光灯下。“文化热”中研究文化史是中心领域，李泽厚不仅那三部思想史论在当时影响极大，《美的历程》那样的通俗文化史加艺术史读物也风靡一时。13余英时那部《士与中国文化》成为很多学者的案头读物，主要原因是它对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士）精神的反思产生了巨大影响，可见那时文化和历史批判很有力量，文化史领域处于政治文化的聚光灯下。

可是，另一方面，在普遍失去信仰之时如何寻求认同？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寻求富强的意义仍在“重建中国”。毕竟都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文化人，对于传统和历史多少有一些认同习惯和依恋心情，而且传统汉族中国的“天下大国”心态，也让“胸怀天下”的中国人面对“汹涌西潮”时并不那么甘心，不那么能够像日本福泽谕吉说的那样，完全“脱亚”而“入欧”，14也不能完全转身向西，舍弃中华文明。人们总觉得，传统中国的文化中还是有适应现代的资源，即使没有西方冲击中国，一样会产生现代性（资本主义），因而他们对于儒家学说、佛教精神、道教想象等，尤其是那些很自由的思想、很反叛的行为、很怪异的公案都很有兴趣。所以，在批判的同时，也不免又有点儿留情，对它的好感从前门被赶出去，又从后门溜进来。像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在谈到禅宗造成士大夫心理的内向和封闭的时候，可能现实批判意味很重，但在谈到禅宗影响到文人“幽深清远”的审美情趣的时候，又往往很称赞。显然，要“让传统归零”是不可能的，何况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与传统不仅是中国认同的基础，而且，寻求富强与融入世界就是为了重建强大的中国，延续传统本身就是批判传统的目的。

这种内在矛盾在文学方面的表现特别清楚。熟悉当代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直接批判“文革”的“伤痕小说”之后，1980年代很快出现了“寻根小说”。人们可以看到，他们一方面在延续五四精神，引进各种国外资源（包括西方现代的小说和戏剧理论，也包括拉丁美洲新兴的小说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等），发掘“国民性”之麻木和愚钝之外，又在试图寻找传统中新的内在资源，从传统中突破传统。所以他们有时会觉得，正统的儒家好像很保守，官方的意识形态很没有意思，中原的、汉族的、秩序感和道德感都很强的文化，似乎也很乏味。当时有人就说，中国“酒神”精神太少，‘旧神”精神太多，就是“理性”多而“冲动”少，觉得中国文化不够自由、奔放和豪迈，太温文尔雅了，嫌中国知识人太功利和现实，不能张扬个性和自由超越，所以才导致思想的正统、落后和保守。因此，一方面人们在批判传统造成的制度与思维僵化、科学技术的停滞和保守落后的风气；另一方面人们又常常去发掘传统里面那些怪异、反叛和边缘的东西，包括佛教禅宗、道家思想、巫现之风，以及边缘的西南、西北以及那里的少数民族，就开始被看中了。像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贾平凹《腊月正月》等，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趋向和色彩，就连2000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也不例外，他的获奖作品《灵山》里面就大量用了贵州（非汉族）、佛教、道教这些和中原（汉族）、儒家主流文化不一样的元素，表明1989年后离开中国的他，有关中国文化的思想资源仍来自10年“文化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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