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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 对当代社会思潮的几点看法（第1页）

马立诚在发言中提出，除了介绍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思想之外，还介绍了老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我认为，这些思潮是存在的。

社会思潮不等于学术思想。但每一种社会思潮可以从某种学术思想中找到思想资源，每一种学术思想也可以从社会思潮中吸取营养。社会思潮有两个特点，一是流行性，是一时流行的，因而也会随时间而变动的；二是民间性，不是官方的，但会受到主流动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会影响主流意识形态。

我在2001年发表的《跨世纪的争论》一文中写道：“当今，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两侧，有两种思想派别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右侧是自由主义，左侧是新左派。这场论战已经进行了两三年，目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篇文章反映的是十多年以前的情况。时过境迁，最近十来年，社会思潮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第一，可以公开讲宪政民主了。十年前，我把《跨世纪的争论》给李慎之看，他在2001年1月13日给我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信。他在信中最后说：“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还有一个差别，前者主张制度创新，其实也就是西方已有的‘民主宪政’，但是他们不敢说出口。后者则根本无纲领，或者其纲领就是激烈批评自由主义。”那时，李慎之说“‘民主宪政’说不出口”，为什么说不出口？当时的政治条件不允许。不久，广东的一位左派拿到了我这篇文章和附在后面的李慎之的信，他好像抓住了“重要罪证”，连呼“好东西，好东西”。他写道：“在自由主义者还说不出口的时候，如果我们还三缄其口，不用多长时间，他们就会说出来了！”他号召共产党员起来批判“民主宪政”，不要让自由主义者“说出口”。2006年，贺卫方在杏林山庄的一个会上真的“说出来了”，我当时在场，为他鼓掌。会后，就掀起了一场对“西山会议”的围剿。今天，不仅可以在会上说“宪政民主”，也可以写成文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社会状况变化的结果，也反映了十年来社会状况的变化。

第二，竟然公开肯定“文革”了。十年前，老左派否定“文革”，但肯定1950年代；而新左派由于没有经历毛时代，不知道毛时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只是模糊地“把毛抽象为一种社会公正的符号”，他们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肯定毛、崇拜毛的，但没有人提出回到毛时代。今天，似乎“文革”的伤痛已经痊愈，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50年代，甚至搞第二次“文革”的言论也可以公开说了，而且是高调门地说出来了，公开为“四人帮”平反的话也说出来了。

第三，各派均有分化。有的自由主义者转向了左派，有的左派转向了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的分化似乎更厉害一些。这反映出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自由主义的处境恶劣了。同时，自由主义和左派的诉求也和十年前不一样，这与大家关注的变化要关，因为社会问题的焦点变了。

第四，社会思潮更加多元化了。十年前，新左派（包括老左派）和自由主义两军对垒，今天社会思潮多达八种，也许还更多。例如，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也是存在的。这也许是近十年来利益多元化、社会角色多元化在社会思潮中的反映。

从政治制度设计来看，八大思潮可归结为两大思想体系。上述种种思潮表现为价值层面、文化层面、社会诉求层面，但从构建政治体制来看，从人类的社会实践看，不能说有一种思潮就有一种制度追求。我认为，从制度构建这个角度看，只能有两大思想体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其他种种社会思潮都会汇集或依附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之中。

这里说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概念。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对应；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对应。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相结合，这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发展的动力。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他跟它一样如此有力的思想。”“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个人主义者认为，无缘无故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只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个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结果是生产力的大发展。

这里说的集体主义并不是与分散主义相对应的概念。尽管集体主义不完全否认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但提倡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对个人利益的剥夺，对个人尊严的损害。苏联、东欧和改革以前的中国，就是集体主义思想构建的制度体系。我们经历了几十年集体主义的制度，每个人都是有亲身体会的，我就不多说了。我们的改革，就是为了从这种制度中走出来。

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如何把成千上万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组织起来和谐相处，即如何组织社会生活？诚然，组织社会生活需要权威，怎样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这是人类社会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难题。两三百年前，随着工商文明的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梁启超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引述了颉德（即英国哲学家基德，著有《社会进化论》）的话：“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即马克思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两种理论，使得人类对千古难题的探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第一条线：集体主义一行政整合一公有制一计划经济一专制政治一封闭社会；第二条线：个人主义一契约整合一私有制一市场经济一民主政治一开放社会。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平行线。这两条平行线不能交叉，不能重合，却相互感应，在感应中一定程度上吸收对方积极因素。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因专制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这两条平行线的极端把对方当成势不两立的异端加以攻击，两个极端还不停地争夺中间地带。数百年来，这两条线不断地摩擦、碰撞、互补、融合。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自由主义不断得到张扬，个人的尊严逐渐得到尊重。

如果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中选择，我们在构建制度时，应当选择哪一种思想体系呢？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选择个人主义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把人当人看”的思想体系。

我认为，对于流行于社会的各种思潮没有必要寻求共识，也不可能找到共识。有人说，政治改革要“谋定而后动”，没有共识，怎能定“谋”？寻求各种思潮的共识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是两回事。政治体制改革是要有共识的，这种共识已经大体上达到了。我们走出了集体主义思想体系构建的体制，就证明这种共识的存在。你是选择苏联的制度，还是选择民主宪政？我想，经过百年来的社会实践，经过在集体主义体制中几十年的切身体验，这点共识应该是有的。

社会思潮活跃是社会活力的表现，当然是一件好事。对于各种思潮需要妥协和包容，用最大公约数来妥协，用最小公倍数来包容。在文化和价值层面上，在社会诉求上，各种思潮是平等的，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空间。当然，不同思潮之间是有争论的，但争论要尊重对方，要遵守法律，不能用辱骂和恐吓。

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企图：把种种思潮统一起来，将行政权力确定的“核心价值”定于一尊。如果这样做，就会伤害个人自由、个人利益和个人尊严。只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文化才能繁荣。最近，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要繁荣和发展文化，这是一件有战略眼光的大好事。怎样繁荣和发展文化呢？从中国历史上看，凡是“定于一尊”的时候，文化就衰落；凡是中央政权无力管的时候，文化就繁荣兴旺。春秋战国创建的文化，两千年后还在光芒四射；民国初年，也是一个小的思想文化的繁荣时期。要知道，繁荣文化的最为重要的条件就是自由，特别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表达自由。如果为了捍卫“核心价值”，排斥和打压“普世价值”和其他种种思潮，认为这样才是保卫“文化安全”，那是非常危险的。按这种想法实践，必然摧残文化，和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杨继绳，炎黄春秋杂志社副总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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