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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这个样子，我们往哪里走？当时就考虑到恐怕还要找共产党，跟着共产党才有办法。对国民党我们很不满意。其他党派，开始看起来好像很正义，但到了关键时刻又毫无表示，对此我们也是不满意。我们一直认为还是找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有主张，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

接着是“一·二八”，我们就更不安心学习了。我跟我们当中的一个朋友说，我们应该搞点什么样的革命文艺工作吧，他说剧联他来介绍。我当时不知道他是剧联的。我们就一同回武汉，到了武汉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关系，那是武汉文化界总同盟的一位同志，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我们交谈后，他决定让我和张庚两个人负责武汉左翼剧联。张庚当时已经毕业了，在邮局工作，他们办了个报，叫《时代日报》，还有一个学校叫码头工人子弟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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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左翼剧联，演《卡门》、办刊物（2）

我去了也就住在他们这里，因为这里熟人多，办事比较方便。我住在这不工作也不好，所以就说你看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张庚说：“你给我当校对吧。”我说行，我不白吃你们的饭就行。张庚看我每天晚上都校对，经常搞到夜里两三点回来，他后来也就和我一起校对，这样我们能早点回来。张庚后来找到了一个铁路上的学校，相当于中学的样子，他去当教员。

我还在码头工人子弟学校，学校后来让我去一个部当教员。这样我就一边工作，一边结交新的朋友，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联合起来，逐步扩大剧联的力量。后来还认识了现在在戏剧学院的刘露。他们当时有一个个体的剧社，他们很想演戏，但没有人组织他们，我去了以后正好把大家联合起来。我们设法在学校找到一些学生，这样主要演员有了，群众演员也有了，就可以工作了。

经过研究，大家决定先演田汉改编的《卡门》，张庚参加导演，刘露当然可以搞舞台美术也可以导演。戏排好后，怎么样安排演出？当时是3月，一般“五一”是不能活动的，国民党控制得很严的。可当时我们通过武汉的朋友与国民党的关系，居然也批准了，可以在5月上演，但要放在靠后一点，不能在“五一”前后，后来大概在二十几号演出的。这是我们剧联成立后的第一个大的活动。

《卡门》演出后，国民党发现这个戏是田汉改编的，就不让演出了，后来还查我们是通过什么关系搞到的演出许可证，大概总共演出了三四场吧，开支很大，要租场地、置布景、置服装等等，这些都是武汉的几个朋友出的钱。我们当时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都在码头工人子弟小学教书，也不是国民党的正式学校，而是工会组织的，所以工资不高，无法拿钱去搞活动。

我们不能演戏了，还要想办法搞点别的活动。这时正好得知武汉有一个“武汉书报流通社”。这是哪些人办的呢？就是后来在作协的那个王润书，他那时和几个学界的同志联合办了个报刊流通社。他们靠借书搞进步文化工作，通过借书来宣传革命的思想，革命的文艺。他们争取的方法是公开到市党部登记，这样市党部知道有这么个书报社，所以经常来人检查，这样也活动不下去了。进步的书刊不让摆，架子上只能摆国民党的东西，很受限制，很多东西无法公开，所以他们感到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就赶紧跟他们联系，我们说你们把好的书给我们，我们也想办一个书报社。这时需要找一个房子，这房子就是陈荒煤家。陈荒煤当时正好是武汉高中毕业在家没工作，他也没有机会考大学，是待业青年吧。他自己住着一套房子，陈荒煤住着前楼，后楼空着放点东西。我们后来租下房子，就让他和他弟弟两个经营着这些书，借书给大家，把大家当朋友。半地下活动，要完全地下也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了，完全公开也不行，所以采取这种办法。不过当时也公开刻了图章，叫“时代书报流通社”。反正借书吧，也不怕你查。如果来查，我们就说是私人组织的，都是借给自己的朋友的。

我们跟学校讲好了，每个学校只能派一两个人与这个书店发生联系，不能很多人都跑到这里来，这样就公开化了，那就容易被发现了，哦！你这里还有一个书报流通社。因为陈荒煤当时是在法租界，所以那里的人不多。不能太暴露目标，而且我们一般是利用星期六、星期天。就是这样我们把武汉的很多进步青年组织起来了。

我们在演《卡门》这个戏的时候，还搞了一个活动，出了一个刊物。本来这个刊物是郭万仁和李丽编的，是他们在《时代日报》有一个副刊，半月刊，半个月出一期。他们主要是在刊物上发表一些诗歌、小说，没有多大影响。要是办得有影响的话，那也就成了无政府倾向。我们剧联成立以后，郭万仁也参加了我们的活动。我后来跟张庚商量了一下，把他们的刊物拉过来，成为我们剧联的刊物，同时也接受了郭万仁，因为他也是赞成一起找共产党的，我们搞武汉剧联他也支持，所以我们和他一谈报刊的问题，他马上就同意了。

武汉左翼剧联，演《卡门》、办刊物（3）

他说好哇，可以把这个刊物转成剧联的机关刊物。但是怎么转，才能使人看不出这是一个有政治倾向的刊物。当时他就提出发表一篇翻译的诗句，因为他自己定的一种内部书刊，他说这首诗是反映黑人的罢工，我们说这个主意很好，一看就是讲罢工的，又是诗句，又是文学作品，但又有很鲜明的政治色彩。他的英文也很好，他自己全部翻译出来，后来在“五一”前后出的这期刊物上发表，全文发表的。发行以后大家很注意，哦！郭万仁也有政治倾向了，倾向共产党了。没过多久就有人找郭万仁谈话，以经费为名要停刊。说经费有限，无法维持了。我们也没办法，停就停吧。所以当时还有一个“左”的思想，非要打出一个旗号来，其实如果不这样办，这个刊物还是可以维持的，可以长一点时间利用的，那这样就不能办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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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离开武汉，在上海开展音乐活动（1）

有关音乐活动，在武汉的时候没有搞，不是不想开展，而是没有开展起来。当时省里女二中有一个音乐教员姓张，后来我们在音专也是同学。想和她搞一个合唱团，因为这个同学的艺术气质就是那种古典的东西。但是她们还没有自己的作曲，人也不过是七八个人，唱点外国的古典的东西，也感到没什么劲头，想把它搞成革命的活动，又没有东西写，介绍外国的革命歌曲，材料也不多。还有一点是，那时她只限于在她们的学校里，如果能拿到社会上来，有更多的人参加可能慢慢会好起来，所以基于各种原因，音乐活动当时在武汉没有开展起来。

我们是1933年的冬天离开武汉的，在这之前我们也不想离开，因为当时剧联的各种活动很受限制。我们除公开活动之外，还搞些秘密活动，像在“五一”、“七一”、“八一”之前，发革命的宣言、标语。我们利用同学的油印机来干。晚上刻蜡版，油印出去分发。一是放邮筒由邮递员送出去。还有是写机关团体的名称，贴上邮票送出去。有学校的、有图书馆的、有店铺的，总会有人看一看，总是有一些影响。还有一个办法是我们几个人一同进店铺里去，装作买东西，有时也买点东西，偷偷留一点宣传品。有时到马路上贴，电线杆子上，一个刷浆糊一个人放哨，晚上经常干这些事情。后来听一些同学说，各个学校里正在查这些标语是哪来的，并且在抓人。所以感到这活动不要再搞下去了，再搞下去只会破坏我们自己的力量。经研究我们决定主要还是通过书报流通社活动，这样效果更好一些。

后来我的公开职业发生了问题，是因为我所在的码头学校的校长被捕了。校长被捕的原因为国民党内部的关系网产生了问题。而我的那个地方也曾经搞过油印，我房子的对面是个派出所。派出所大概注意到这里晚上总是搞得很晚。后来我生病住院时，派出所就派人到我住的那个地方翻箱倒柜地搜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干完工作后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什么东西也找不到。但学校这时告诉我，你出院以后那个地方不能再去了，让我住到学校的校总部去，同时让我担任校总部的教务主任。而这个主任我做了还不到两个月，刚筹备开学，那个校长就被抓走了，这个学校也办不下去了。所以我的身份出了问题。这时张庚、郭万仁他们都已经走了。荒煤当时也是我们派他去的，本来是派他去参加苏区的代表大会，因为路途不顺，要绕道走，最后还是因为交通被破坏了，原来的联系都不在了，没能进去，后来又回到武汉，我们原来派他去的目的也是要找到党的关系，可当时我们也是傻瓜，其实我们的顶头上司就是党员。

后来领导我们的这个人也被捕了，他也是因为上海到武汉的这个交通被捕的。就这样，我们的内部的领导没有了，公开的职业也没有了，最后没办法，我只好写信给张庚，张庚说我知道你们的困难，要不你来上海吧。我想那也好，这样我就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跟剧联一谈，剧联认为我们以前的所有关系都已经断了，来上海总是能够找到工作做。这样在1933年的冬天，大概是10月底，我就开始需要在上海有个公开的工作或场所，所以我又决定考音专，三考，3次考音专的经历。我又开始了一边念书一边教书，在女子中学教音乐。更主要的是参加我们的剧联与凌晨乐小组的活动。

开始我们也试图在学校发展一些进步的青年，做一些什么活动，后来发现学校很紧，许多同学胆子也小，说点什么事都偷偷地不敢大点声说话，所以当时也就没有过多地开展校内的活动。学校外面呢，在电影方面聂耳组织了一个为电影配歌的组织。可电影录完音了，组织也就散了，所以一句话，当时我们没能干成什么太多的活动。后来一直等到聂耳要走了，他介绍我去找联华的合唱团，还可以用他们的合唱团，可结果我去了以后，他们说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合唱团，是电影需要配音的时候，大家凑起来唱两天，录音完了，也就完了。所以我感到也不能靠他们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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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离开武汉，在上海开展音乐活动（2）

这时我们剧联音乐组的组长张明（后来是电影学院的院长）告诉我说沙梅到苏州来了，他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但你不要让他参加到组织里来。这样我找到沙梅，我们组织了一个合唱团，他说他的一个同乡有一个学校，我们可以利用学校的星期天去唱歌，利用教室他们可以不收钱。我们也就开始写些歌曲，组织人来唱，当时唱歌的人算了算两方面凑起来大概有十几个人。也有戏剧界的像崔嵬、丁里、塞克等人都来了，我们开始人少，先唱起来，因为是在法祖界，第二次他们来，就被发现了。这样我们就开始准备两套歌谱，一套是公开的，一套是我们要唱的，就放在下面，一般他们来也是在教室外面看看，不进来，后来练了一段时间感到还是很不安全，又搬到一个电影公司的制品厂，这样你唱歌他不会太注意，电影公司是要练唱歌的，后来我们还吸收了一些电影明星。当时江青还参加了，还有不少演员参加，可后来发现也不行。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不少人说来就来，不来也就不来了，所以又搬家了，搬到闸北一个小学唱了好几次。

这个合唱团慢慢发展起来人就多了，有各方面的人参加，学校的音乐老师，演员、职工等。后来又搬到一个商场，这里有一个好处，他是公开出租，你出钱租那个地方，他也不管你是唱什么歌，外人也不太进去，所以在那个地方唱的时间比较长。后来感到光唱歌还不行，还要培养干部，我们就在我们业余合唱团里，组织歌曲研究会。主要是培养作词作曲，所以叫“作词作曲研究会”。研究词怎么写，曲怎么写，讲点作词的基本知识，分析点作品，这样大家通过学习可以练习写一点作品，后来很多人也可以正式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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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抗战歌曲，“不管你，我们干我们的”

当时主要写一些抗战歌曲，到了牺牲的关头了就该抗日了，写群众心里想说的话。后来恰巧正是西班牙战争的时候，我说我们还应该写点国际题材的东西，这时星海也写了一些，我也写了一些作品。我们这个合唱团有了新的创作，也有了新培训的干部，这形势就不同了，不断地有新歌唱，同时我们还找了一些国际革命歌曲，有苏联的，法国的，日本的，美国的等等，所以后来我们合唱团成了一个中心了。

所以我们这里唱什么，很快别的歌咏团他们也唱起来了。我们还经常提供资料给他们，那时不像现在，那时只要你唱就是好事情，无条件地提供给他们。

歌咏团这么多，我们后来感到指挥不行，考虑组织一个学习指挥的班让大家来学习。当时星海在国外学过指挥，所以我们马上把各歌咏团的指挥组织起来学习。这样作品有了，指挥也有了，合唱团就更加红火，干部也逐渐成长起来了。有不少人既参加了指挥班，也参加了歌曲研究会。所以有一段时期忙得很。有时晚上还要到女青年会办的夜校去讲歌，我自己教了几个学校，他们也教了几个学校，当时上海大概十几个女工学校，差不多都是我们教的。

虽然有了作品和指挥，但是词曲的概念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词为什么要这么写？曲为什么要这么写？为此，我写了几篇文章。

不过后来大家也是知道的，社会上有部分人是反对我们的。他们不是正面反对说你如何不好，他是说歌咏团唱的歌都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思，水平差极了。有人就讲，聂耳的歌曲写的是什么呀？说什么“中华民族到了”停一停，太幼稚。他们是按教课书来批评，说我们不懂作曲法。我们说你才不懂作曲法，我们使用的是一种新的作曲法。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争论发生。但我们当然还是顶住了，不管你，我们干我们的。1936年写的《救亡进行曲》，我把它修改了，这些歌曲很快就流传开了，当时唱的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大路歌》，后来又唱《祖国进行曲》。塞克也懂一点俄文，他介绍了《快乐的人们》、《水兵歌》等苏联歌曲。这样大家可唱的歌很多，歌咏团也就有了一个中心了。我们配合民族团结，团结抗日的形势，很快展开了一个歌咏活动的运动，配合了当时的政治环境。

1935年学生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特别是北京的“一二·九”运动起来以后，我们想怎样把歌咏运动跟北京的学生运动结合起来？恰好崔嵬有一个同学的关系，他们到绥远去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当时上海文化界、妇女界的代表团也想到华北、到大西北去宣传抗日，邀我一起去，我说那好，我可以一边教你们唱歌，一边也做一点革命活动。所以到了1937年的冬天就和大家一起到了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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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有什么样的感情就用什么样的曲调”（1）

我创作的道路是从20年代开始的，大概是1928年前后。开始在上海的时候，买了一些歌曲自己看，国外的像舒伯特的、舒曼的看了一些，感到他们写得不错，当时国内的也看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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