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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直到今天，日本东大寺还存有这一国书的抄本，日本人称之为《蒙古国牒状》。

但是在当时，什么是“大蒙古国”？该国能使“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又是何时发生的事情？至于国书开头对日本最高统治者称呼为“日本国王”——虽然在日本国内天皇早已成为幕府傀儡，但外人竟以“国王”称呼之，这种*裸的降格怎能让幕府高层接受？

国书中对日本“自古小国”的称谓，无法避免地伤害了幕府高层的自尊心。

高丽使团在递上忽必烈国书的同时也附上了高丽国书，说明本国是奉蒙古皇帝严令，不得已而行此事。在他们的国书中，高丽国王这样奉劝日本：“皇帝欲和贵国通好，非求贡献之利，只是想以无外之名高于天下耳。若得贵国报音，则必厚待之。其实与否，等通交之后，当可知。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观之何如？惟贵国商酌焉。”

一面是大蒙古国皇帝的严词恐吓，一面是高丽国王的耐心劝诱，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镰仓幕府除了表示愤怒而外，一时也拿不出好的主意来。幕府以不敢擅专为借口，将忽必烈的国书立刻上奏京都朝廷。就这样，国书从大都被带到高丽，再被送至九州又送达镰仓，而后来到了京都。

京都公卿们的闭塞程度与镰仓幕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自从白江口之战被唐朝击败之后，基本上就没经历过像样的外部压力，六百多年过去了，虽然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历经改朝换代，但京都朝野上下从来没有想过天下之大，除了日本、宋朝以及高丽等小国，还有别的足以改变历史的政权。

日本偏安数百年，对欧亚世界的风云变幻，从没有清晰的了解，并且也懒于去了解。

天皇朝廷看到国书后更加震惊。日本关白近卫基平在日记中这样形容京都朝廷当时的反应：“此事，国家之珍事，大事，万人惊叹无外”，被公卿们称为“当世天下无双的大事件”。

朝廷公卿意见不一。他们虽然对“大蒙古国皇帝”呼日本天皇为“国王”表示愤怒，视为非礼，但也只是在这一点上有共识。一部分人认为国书有无礼之处，应该不予回复。但朝廷参议藤原长成还是草拟了一份和解国书并抄寄给了幕府。

但十八岁的镰仓幕府新“执权”北条时宗（1268～1284年任职）不予批准。

就这样，高丽使节在日本滞留半年之后，再一次空手而归。

但随着对大陆方面的了解日渐增多，日本方面逐渐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京都朝廷准备在这场危机中有所作为，天皇下令各大寺庙神社修法“降伏异敌”，他所能做到的也仅此而已；镰仓幕府也通报关西、九州、四国等地的御家人：“蒙古人插凶心”，有窥伺日本之志，所以要提高警惕，做好各自管辖区域或自领内的防备工作。

这就是日本在获知蒙古威胁后所做的所有筹备，这种只是象征意义的动员让日本在几年之后吃尽苦头。

高丽宰相李藏用奉命来到大都，向忽必烈解释。此时，忽必烈已经有了征讨日本的清晰计划，他对李藏用说道：“尔等不知出军将讨何国，朕欲讨宋与日本耳。今朕视尔国犹一家，尔国若有难，朕安能不救乎。朕征不逊之国，尔国出师助战亦其分也。尔归语王，造战舰一千艘，可载米三四千石者。”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　忽必烈很生气（5）

李藏用已经预感到战争无法避免，但他还是极言高丽国内已到了兵穷财尽的地步，不能按照规定交付船只，但他的辩解毫无用处，最终不得不答应忽必烈的要求。

公元1868年8月，高丽国王上奏忽必烈，声称经过多方征调，仅得万人，但船舰等已委沿海州郡，营造千艘。大都方面在10月派出人员对高丽的征兵造船情况进行视察，他们还巡视了全罗南道，意在考察地形，以便他日选择出征日本的前沿基地。

由于忽必烈此时的战略重心在中国大陆，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解决日本问题，由于高丽多次的虚与委蛇和从中阻挠，他也许根本不相信“日本国王”见到过自己的国书。对日本的第三次诏谕发生在公元1268年9月，在高丽人潘阜的陪同下，大蒙古皇帝的代表黑的使团终于第一次真正踏上了日本的领土。

他们这一次的运气甚至比高丽人更坏——甚至不被容许滞留日本。在返国途中，黑的等人害怕回到大都后无法向忽必烈交差，便顺手抓住了两个对马岛渔民，一个名为塔次郎，一个名为弥次郎，把他们带回大都。这两位本来默默无闻的历史“小人物”幸运地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的历史典籍中。不仅如此，他们还做了一次高规格的海外旅行：在大都，他们受到忽必烈的温和款待，还战战兢兢地游览了雄奇壮丽的宫殿。而后这两位渔民经过高丽回到日本。

忽必烈的目的很明显，希望通过这两个渔民向日本传达和平信号，他不认为自己真的有必要对这个海上小国大动干戈。

但是，镰仓幕府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天皇朝廷倒是起草了复牒：“案其事情，蒙古之号于今未闻……（两国）外交中绝，骊迁翰转，奥传乡信，忽请睦邻。……抑贵国曾无人物之通，本朝何有好恶之便。不顾由绪，欲用凶器；和风再报，疑冰犹厚。圣人之书，释氏之教，以济生为素怀，以夺命为黑业。何称帝德仁义之境，还关民庶杀伤之源乎？……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知竞，非可以力争，难以一二，也乞思之。”

这份用词考究，由京都朝廷“文章博士”亲自起草的复碟，试图对“大蒙古国皇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没任何有损“国体”之处。

但即使这样的一份温和回复也再次被镰仓幕府否决。受其影响，为答谢高丽人送还日本渔民，以“日本太宰府守护所”名义发给“高丽国庆尚南道安东道按察使”的一封感谢信也被停止发送。

幕府的强硬很难说有什么现实依据，摆出这样的姿态之后，也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对策。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家政权的强硬特质，以及北条氏的现实处境。北条氏虽然通过“执权”这一位置获得了本家在幕府中的领导地位，但却始终没有能力最终取代幕府将军成为武士集团在法律意义上的“主公”，本身地位不稳固，就使得它无法以明确的态度应对外部事物，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以“不回应”来应对。

忽必烈的对日态度日益明晰，公元1270年，他一边在中国大陆对南宋进行不间断的军事压制——到这一年，蒙古军团围攻襄阳已长达两年，却还没有丝毫胜利的迹象，这场惨烈的攻守战前后共历六年之久；一边于当年2月、5月先后两次致书日本，但事情的发展毫无进展可言，仍然是忽必烈方面“令必通好大朝”，日本方面“皆不报”。

三　忽必烈很生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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