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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这一时期虽然是蒙古势力的上升期，但是其铁骑面对距海岸线不远的江华岛防御无计可施（江华岛距今天的韩国首尔仅五十公里，与陆地之间仅有约1公里宽海峡相隔），已经暴露出这个庞大陆军事政权的软肋，那便是面对海洋，哪怕只是浅浅的一公里海峡，它都是陌生且恐惧的。这一点，已经为此后忽必烈时代征讨日本失败做出了提前的诠释。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　蒙古人的奋斗（4）

蒙古人在高丽和州（今朝鲜永兴）设置双城总管府，管辖原高丽东北部地区。此后，双城总管府隶属于元朝辽阳行省，存在近百年，其间蒙古派员入高丽监国，高丽世子入质大都。

忽必烈继任大汗后，送这位年轻的王子回国统治高丽，并使他成为自己的女婿，后来的高丽国王就都有了蒙古血统。

拖雷系代替窝阔台系自公元1250年拥有大汗宝座，属于这一系的有蒙哥大汗（在位至公元1259年）和忽必烈大汗（在位至公元1294年）。忽必烈及其子孙一方面以蒙古大汗的名义统管欧亚四大汗国，另一方面又以世袭皇帝的身份统治中国地区，并且其正统地位受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认可。

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即大汗位，在这里，忽必烈采纳了汉族幕僚的建议，颁布即位诏书，称皇帝，以表示自己正统王朝统治者的身份。忽必烈的政治志向远超其兄蒙哥汗、其父托雷汗，他企图变革蒙古汗国的国家体制。他不仅要做蒙古帝国大汗，还要做中原正统封建王朝的合法继承人。此后，由于权力和意识形态之争，忽必烈与其幼弟阿里不哥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汗位争夺战，阿里不哥最终认输，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又经过四年的筹备期，南图以汉人为主体民族的赵宋南渡政权。

公元1264年，忽必烈汗将蒙古帝国首都从和林迁到燕京（今北京，原金朝中都，金亡后称为燕京），后又改其名为大都，从此，大都正式替代和林，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旧都和林成为元朝陪都，同时也是元朝岭北行省（辖境包括今西伯利亚大部、蒙古共和国、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各一部）治所所在。

公元1271年（南宋咸淳七年）11月，忽必烈建国号曰大元，取中国经典《易经》中“乾元”之义。忽必烈迁都大都之后，继续推行汉法、任用汉族官员。

在与大臣进行商讨的时候，忽必烈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依靠游牧即便能建立起一个国家，也不能很好地维持巩固下去。”

但四大汗国中的其他三个国家对忽必烈“行汉法”并不认同。所以，中国元朝与蒙古帝国又有本质的区别。

无论是作为蒙古大汗，还是中国正统王朝皇帝，忽必烈都有理由去自负。他的祖辈、父辈带领着蒙古帝国走向辉煌，从生下的那一天起，忽必烈一生的征战岁月便已注定。

公元1266年，四川开州在这一年被攻陷，但是第二年就被宋人光复。虽然忽必烈的决策越来越倚重于自己所信任的汉人幕僚，但他对大多数汉人还是不放心，或者说没有绝对的自信去放权给他们，他下诏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均用蒙古、色目人。但是第二年又花重金敕修山东曲阜的孔庙。忽必烈的心情是这样的矛盾。

公元1266年，忽必烈还在大都饶有兴趣地接见了来自威尼斯的商界望族马可？波罗一行，他详细询问了威尼斯的风土人情、立法、军事、国家治理等情况，了解到了罗马教廷的概况。于是，忽必烈在军务的间隙，给罗马教皇写了一封信，要教皇委派一百位传教士来中国传授基督教义和西方科学。

在汉人幕僚的影响下，忽必烈有着开创“远迈汉唐”伟业的志向，但是他的志向却因南宋这块难啃的骨头被暂时搁浅。

就在这时，忽必烈的御前顾问们告诉他，除了南宋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被征服，那是一个岛国，这个岛国在大唐鼎盛之时曾经挑战过大陆皇帝的权威，战争发生地就在今天的高丽，并且这个国家与宋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

这个国家在高丽人和汉人幕僚的口中，被称作“倭”。

就像日本人不知道蒙古的存在一样，忽必烈也对这个小邦充满了新奇和未知。

三　忽必烈很生气（1）

早在公元1260年3月，忽必烈就曾给高丽国王发出一份诏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今也，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耳。”可见当时忽必烈还不知道日本的存在。到公元1265年，高丽人赵彝向忽必烈建议：“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

所以说，高丽人赵彝来到大都，是忽必烈决心向日本派遣招抚使的一个重要契机。

赵彝出生在高丽咸安（今属韩国庆尚南道），咸安与日本隔海相望，赵彝又通晓数国语言，他被蒙古征服者从高丽带回大都之后，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

据中国《元史》的说法，忽必烈是听了他的建议才有了招抚日本的计划。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忽必烈在中国大陆最强大的对手南宋王朝与日本有着紧密联系，如果能够成功招抚日本，就可以使南宋政权陷入孤立。

不能夸大这个因素——宋日之间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保持在民间贸易阶段，日本自顾尚且不暇，为南宋提供有效支援的可能性极小。

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局限，信息不对称，又使得忽必烈很难清楚地知道宋日交往的真实情形。

我们就只能进行合理的推测：听信赵彝所说的宋日交往的频繁和密切只是忽必烈派遣赴日使者的促因，其最根本的动机，恐怕还在于忽必烈内心深处无法遏制的征服野心和建立“远迈汉唐”伟业的欲望。他希望能像汉唐帝王那样，与日本重建朝贡关系，这样就能在汉人心目中树立自己的合法形象。

忽必烈的这种气质，使得他所开创的元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极其主动的姿态向周边区域全面扩张的王朝。这一点，让元代与其他王朝有明显区别。

公元1266年8月，忽必烈派出兵部侍郎黑的为国使，希望在高丽的配合下，对日本谕以圣意，希望该国统治者能识时务，主动与蒙古交好。

在日本方面，全国上下，从幕府到朝廷再到民间商人，可以说对这场即将到来的世纪风雨一无所知。但是一个人除外——他就是日本佛教日莲宗创始人日莲上人，早在公元1258年他就写成一本奇书，预言日本要遭受外来入侵。

但是，日莲上人的预测并不是建立在事实和情报基础上，而是根据日本版“天人感应”学说做出的先知式推测。

佛教从中国传到日本后，在日本又衍生出许多新的宗派，并逐渐为武士阶层所接受，成为抗衡宫廷贵族、服务武家统治的新型意识形态。由日莲上人所创立的“日莲宗”以中国“天台宗”为源头，以其颇具日本特色的教义与政治理念，在日本佛教发展和整个社会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公元1257年，蒙古西征大军围攻巴格达，南下大军平定大理国继而转攻安南，忽必烈受蒙哥大汗之命进攻南宋鄂州城（武昌）。

同年，日本开始遭遇天灾，五谷不收，万民受难，这场天灾一直持续到公元1259年，即蒙哥大汗亲征南宋钓鱼城战死那一年。

日莲上人在第二年写成《立正安国论》，这便是那本惊世奇书。它通过宗教逻辑的推演和对日本社会矛盾的分析，预言日本将要遭受严重外患，并将之上呈给北条时赖任“执权”的镰仓幕府。

一时间，引起重大争议。

《立正安国论》采用骈俪汉文，以主客问答体裁展开，由宗教信仰叙述到国家政治改革，以天灾地变说治世安国之要道。他认为之所以各种灾害不断，乃因违背《法华经》正法，唯有弘扬法华之妙法，才能消除灾难，始为立正安国之道，故名“立正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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