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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第1页）

一个小说家的作品最好交给批评家，不然，小说家能对自己的作品说些什么呢？批评家至少有条件去对付书页上的文字，而小说家呢，要解释文字被付诸写作的经过，无异于指挥一个烟火精灵有序地撤退——不仅仅是把它赶回到传说中的那个魔瓶，而是将它交付于一台此时已经报废的打字机的色带和键盘。就此事而言，情况更是如此，因为自从这个不可预想的瞬间开始，它已经是一篇完全自我、自由生成的小说了。因为，曾经有一度，我正埋头写着一部完全不一样的小说，竟不觉间将它写成了一篇序言的开场白；接着继续往下写，开始挑战自己的想象力，这样大约经过七年之久。更有甚者，虽处于和平时期，我却一发不可收拾，把它写成仿佛是从人们认为的战争小说里脱胎出来的了。

这一切开始于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在佛蒙特州的韦茨菲尔德的一个谷仓里，当时我正从商船队服役回来休病假；此时战争已经结束，我继续在纽约的几处住所，甚至在它那拥挤不堪的地铁里专注于我的小说创作。我在一四一号大街的一个改建过的训练中心呆过，在圣尼古拉斯大道一楼一个一居室公寓住过，最意想不到的是，住进了第五大道六〇八号八楼。多亏碧翠斯和弗朗西斯·斯蒂格马勒的好心，当他们在国外的一年里，我住上了通常都是珠宝商住的一套套房。这时我才发现，在同行作家的一个漂亮办公室里写作，跟在拥挤的哈莱姆区公寓写作，其困难程度并无二致。然而，也有重要的相异之处，有些东西对我脆弱的自信心帮助非同小可，后来也许全都变成催化灵感的种种混合因素，揉进了正在进行的小说创作之中。

房子的业主山姆和奥古斯塔·曼，想方设法确保我写作不受打扰，我也只是花点时间午餐（经常他们做东），他们对我的写作给予鼓励。多亏了他们，我的生活作息像一个体面的商人；经常目睹屋子里有漂亮的珍贵物件来来往往，看着住客们对珠宝、钻石、白银、黄金的评估，我竟忘记了自身的经济条件。事实上这是八楼，也就是最高的一层，我的小说也象征性地达到这样一个高度；但是，这跟街面上的地下公寓有天壤之别。假如我不是在写一位在社会行为、动机和礼仪上令人迷惑不解的道路上苦苦求索的人物，这天壤之别会使我失去方向。

饶有趣味的是，那些开电梯的工人常问我何以住进了如此豪华的房子；但毕竟这种事情，仅仅在高档住宅区里服务的门卫引领像我一类的人进入工勤人员电梯的一段时期发生。在六〇八号，类似的事从未发生过，因为一旦电梯工人们熟悉我之后，对我都十分友好。说真的，即便他们中那个博览群书的外来移民，也觉得我居然是个作家，怪有意思。

但是正相反，圣尼古拉斯大街的邻居却认为，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这事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我妻子方妮；她有规律地上下班，而我却老是呆在家，有人间或看见我带几只苏格兰小猎犬出去遛遛。然而，说到底，这是因为，无论在合法或非法的意义上，我都不属于哪类角色，而我的邻居却对不同身份的人都非常了解。我既不是歹徒、赌场伙计，也不是推销员、邮局工人、医师、牙医、律师、裁缝、殡葬师、理发师，也不是牧师。一旦我张嘴，他们马上听出我有高学历的背景，同时，也十分清楚，我不属于左邻右舍的任何人群。我身份的不确定，成为不被信任的对象，使他们觉得不安，特别是那些态度或处事方式跟法律和规章秩序格格不入的人。这使得大家都成为点头之交，他们对我保持一定距离，我也对他们敬而远之。但是，我依旧被怀疑：一个下雪初霁的午后，正当我从背阴的街道走到冬日的阳光底下，一个酒鬼妇女让我真正知道，我在她心目中各色人物的清单里，究竟处在什么位置。

我走近时，她正无精打采地靠在转角一个酒吧的门上，直冲着我，对她那些糊里糊涂的伙伴说，“看那边的黑鬼，一定是个他妈的情夫，因为打从他老婆有了小‘奴隶’之后，我只看到他常在遛他那些短命的狗，拍他短命的照片！”

老实说，我被她对我如此低下的评价惊呆了，所谓的“情夫”，指的是一个靠吃女人软饭的人，这类人常常游手好闲，衣着华丽，或是干着十足心狠手辣的皮条客营生——所有这些品性我压根儿都没有，她真的应该好好自嘲这种挑衅性的俏皮话。然而，她这样做无非是想得到一个应答，不管是生气的或是抚慰的应答；她醉得太糊涂了，竟然不给我存在的阴影投去一丁点儿的光亮。所以，我不仅不生气，倒反而觉得乐了；既然，我在回家的路上手里攥着，给人拍照合法得来的五十元钱，我有理由为自己心里这个秘密偷着乐呀。

即便如此，醉酒妇人这事，刚好发生在我经济上马上要做出安排的时候，这一安排使我的写作计划能得以实现；当然这也是我小说背后的故事。我妻子真的为我家的收入做出可靠的贡献，而我只是顺其自然地赚一点小钱。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她的行当是替几个不同机构做秘书，后来竟做到美国对缅甸的医疗服务中心的执行主任，这个团队支持著名的“缅甸外科大夫”加登·斯其夫。至于我本人，我写一些书评，卖一些文章和小说，业余也替人拍一些照片（包括为弗朗西斯·斯蒂格马勒和玛丽·麦卡锡新书封面而拍摄的肖像照片），制作音响放大机，安装高保真音响系统。我也还有一些在船上工作时的积蓄，一笔罗森沃尔德补助金和追加款，一家小出版社的预付款，有时，也得到我们朋友和艺术赞助人、已故的J.西莎·古根海姆夫人的按月补贴。

很自然，我们邻居对此一无所知，房东也被蒙在鼓里，他把写作看成有问题的职业，一个好端端的青年人为啥要干这个。于是，趁我们不在时，他会偷偷潜入我们的公寓，将里面的纸张和书本乱翻一气。再说，既然自己赌博一样不管不顾地选择了做职业作家，对诸如受类似的闲气，一定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幸运，我妻子对我的才华很有信心，对我的幽默感，而且热衷于为邻里做善事，也是褒奖有加。我也并非不识抬举，看不到这种滑稽行为，仅仅是种族限制在社会上的一种动向；这使得我每天要离开黑人聚居地去另一处上班，在那里陌生人会质疑我的人格；其实这不过因为我们的共同肤色，以及我稍稍有些不合大家的行为规范罢了；要在绝大多数是白人居住的环境里找到避难所，如果对自己的肤色和身份认识不清，终究会默默无闻，置身于公众视线之外。回想起来，好像写无形性使我变得既透明又模糊，在愚昧无知小村庄的地方主义与大都市那种无害的漠不关心之间摇摆不定。要是对多元化社会里取得当作家的知识很困难有着足够的认识，那么，这样做对美国的作家来说不失为一个不错的行为准则。

除了在第五大道的时间，这部小说的很大部分在哈莱姆完成；在那里我们共有的种族和文化背景下发出的声音、言辞、民间传说、传统以及对政治的关注度等，都成了最主要的写作素材。那么，所有这些，就是写这部小说时，一直要利用并努力掌握的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下面，让我们回到写此小说起始时的情况吧。

这部小说开始时，被那种对无形性头头是道的声音所掩盖（也恰好表明，这是小说走向成功踉跄的第一步）；小说集中描写一位美国飞行员，被俘后关在一个战俘营里；因为俘虏中官阶最高，按照惯例，他被指派为狱友的代言人。可以预见，戏剧性的冲突开始了；因为他是这些美国人当中唯一的一个黑人，由此产生的一幕幕种族冲突，都被德国战俘营的长官为了自己取乐而加以利用。既要极力反对国内外的种族主义，又要维护他和白种同胞共同提倡的民主价值观；我的飞行员，被迫用他的个人尊严意识和刚刚觉醒的人类孤独意识，去寻求支持，用以鼓舞自身的斗志。他觉得，像马尔罗雄辩地写的那样，战争会带来强有力的兄弟情感，此种景象还未曾出现；使他倍感意外的是，他发现自己唯一的理由，是要像对待同志那样去对待他的同胞；这种理由恰恰来自那些陈旧的、没有遵守的诺言；这些民族的口号和言辞被说得头头是道，正像海明威《永别了，武器》的主人公从卡波雷托撤退时发现的那样，有多么可恶可憎。海明威的主人公成功地把战争甩在身后，选择了爱情，而我的飞行员，既不能逃跑，又没有一个爱他的人在等着他。因此，他既必须重申绝妙的民主理想，同时还要帮助瞧不起他的那些人，以便得到应有的尊严，或是接受毫无意义的空等待；这就等同于拒绝自己的人性。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所有这一切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他的对手当中，谁都不知道他内心的苦苦争扎。

毫不夸张地说，所有这一切听起来有点极端，然而从历史上看，这个国家的军事冲突，至少对非洲裔美国人来说，是战争中的战争。比如，南北战争，即最后一次印第安战争、西班牙—美国战争、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等。而且，为了履行黑人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常常有必要为自我肯定的权利而斗争。于是，我的飞行员准备为战争作最后的牺牲，这是多数政府要求它们身体健全的公民应尽的义务；但是对于他，他的生命好像比跟他同样作出了牺牲的白人要更不值钱。这种事实导致活生生的折磨，由于明白这一点，紧张的螺丝被拧得更紧了；一旦和平条约生效，德国战俘营里的长官可以移居美国，马上享受到自由的权利，但所有这些，多数英勇的黑人士兵是无权得到的。这样，民主理念和英勇征战，都被弥漫着的种族和肤色的神秘性变得荒谬绝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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