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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1页）

1月的时候，在节日结束之后，我回归教科书和字典，回归勤勉，回归安静的图书馆大厅。在布鲁克林，哈米重新全心投入到他的作品当中。他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梦中的男孩上了。34幅完成了的作品悬挂在床的上空和墙上，等待着上色。他还得为这个项目再画六幅素描。他同时兼顾着另一个系列，在大画布和木板上画油画：无人的城市风景，纽约像一座充斥着桥梁和废弃塔楼的幽灵之城，闪耀着的湖面和油腻腻的河流上漂浮着各式各样的物品：梳子、双肩包、水壶和旧鞋。它们都和暗黑的水流一起浮动着。

新的一年对他来说似乎是充满希望的，从一开始就有好消息。11月和12月的时候，他的六幅作品在皇后区的阿拉伯艺术中心的大厅中展出——只用铅笔和丙烯颜料完成的梦中男孩的基本框架，作为海湾各州和中东艺术家集体展出的一部分。之后，他获悉其中的四幅被一家位于Soho区邻郊的、专注于年轻艺术家的国际艺术类作品的小型美术馆以1700美元买走。

圭多先生——一名60多岁有着棕色皮肤和银色头发的意大利人，是画廊的主人。他来的时候围着真丝围巾，戴着图章戒指，肩上还有一只路易·威登的皮包。他给我们介绍比阿特丽斯——一只长着灰色小胡子的、棕色的杜宾犬，正从包里往外偷窥。在很快巡视了工作室一周之后，比阿特丽斯带着一种有教养但感到无聊的表情跳上长沙发，蜷缩在我的膝盖上。它从我手里吃下几块饼干，在圭多先生走来走去检查哈米的新作品和画板时，和我一起密切地注视着他的表情。当哈米把圭多先生带进卧室向他解释自己的计划和他无尽广阔的灵感时，比阿特丽斯竖起耳朵听它主人的赞叹和热情的鼓掌声。在这次来访的尾声，圭多先生又定下了一个系列六张作品。他从包里拿出1200美元给哈米当作定金。

“用现金支付！”哈米一跃而起，从门边蹦蹦跳跳地冲回来，手舞足蹈，兴奋地喊道，把一沓绿色的钞票像鸡冠一样举在头的上方挥舞着，“用现金，用现金，用现金！”

在纽约三年的艰难生活中，他过得捉襟见肘，当过服务生，清洗过商店的玻璃，当过搬家工人，发放过广告传单，他甚至放弃了被当作安全网的阿拉伯语教学。他通知分配给他安德鲁和其他学生的那家位于曼哈顿的私人语言学校，他想要暂停教书。这个月末，他终于不再需要打电话给自己的房东——他缺席的室友珍妮的母亲——请求再宽限一些交房租的时间。一个晚上，当我们路过四十二街上的一家大型电子用品商店时，他禁不住诱惑走了进去，查看橱窗中玻璃货架上的那台闪亮的、最先进的DVD录像机。他花了450美元买下一套全新的索尼设备寄回拉马拉送给他的弟弟玛万，玛万最近刚完成在突尼斯的电影课程。

哈米现在不眠不休地工作着，没日没夜地作画。他摒弃了其他的一切，一心只为完成手上的这个项目。冬季带着复仇之心占领了这座城市，哈米躲在布鲁克林，舌尖一直杵在嘴角，十分专注地作画，擦掉，再重新画。冰雹肆虐，大风哭号，雪花在屋顶和窗沿上堆积。工作室内，被色彩、线条和各种形状所淹没，哈米狂热地工作着，带着一种匆忙、急切和无休止的热情。

他每天晚上只睡四到五个小时，在早上7点或者8点闹钟响起时醒来，洗澡，随便抓点什么就着咖啡吃下。抽过第一支烟后，他把卷发在脑后梳成一个髻，用女孩子的皮筋扎好，就开始工作。到中午的时候，他的全身就已经全被灰色的斑点所覆盖：他的手指是灰色的，他整张脸是灰色的，还有他的前额、前臂。时不时地，他会在中午睡上一会儿，蜷曲在长沙发上，耳后还别着一支铅笔。即使是我在这里的周末，他也依然是这样度过的，即使是我们晚上外出很晚才回家。他抽很多烟，喝下大量的咖啡，吃皮塔饼、面包卷、冷牛肉或者盒装的麦当劳起司汉堡。当我打开冰箱的时候，看见可乐罐，油腻腻的外卖盒里装着从中国餐馆外卖来的米饭、蔬菜和鸡蛋面的残渣。

有一天晚上，我拥抱着他，感到了他的胸廓，跟他说他瘦了。我的手指划过他突出的颊骨和黑眼圈，在亲吻的间隙警告他，他的牙齿会因为烟、咖啡和可乐变黑。但他总说这是胡话。他抱紧我，说自己健壮得像一匹马：勤奋的工作让他比任何时候都思维敏捷、神志清醒。

“这正是我一直在等待的那一年，Bazi，”他对我耳语，“这是我的黄金时代。”他满是敬畏地重复这句话，一遍遍亲吻我的肩膀，“这是我的黄金时代。”他凝视着天花板，告诉我他几乎要被这突如其来的好运吓到，爱情和灵感都突然降临在他头上。他害怕这是反复无常的命运过分慷慨的赠予，一份随时可能突然消失的、仁慈的分配。

我们周一到周五见两次面，并一起度过每一个周末。我听见他溜下床，洗澡的水流声，水壶发出的轻哼声。我边打盹儿边听见削笔刀的嚓嚓声和铅笔的沙沙声。有的时候，在早上我走去卫生间的时候，会发现他在画板前弯着腰，周围是空了的咖啡杯和已经满了的烟灰缸。几个小时之后，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他依然在同样的位置，手里握着铅笔，用一双晶晶亮的、充着血丝的眼睛望向我。

这个梦中男孩的项目，已经进行了16个月，现在是他的整个世界——那是与他往常世界不同的所在。1月末的时候，卧室的墙上已经不剩任何空隙。40幅悬挂着的画作已经完成到最后的细节处理部分，这些是他每晚睡前最后看见的东西和睁开眼首先注视的美妙场景。2月初的一天晚上，他进入了上色的阶段，这一阶段将会持续5个月。一旦他拿起画刷和油彩用绿色、紫色和淡红色组成的光谱赋予那苍白的灰色铅笔线条以生命的时候，整个房间似乎都被点燃了。

那也是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事件开始慢慢聚集的一段日子。奇怪的巧合会莫名地发生。有一天，一个女人在地铁上眼泪汪汪地转向哈米，说那件他两年前在一家二手商店买来的蓝灰色的螺纹套衫是她亲手织的，她在自己丈夫去世后把它捐给了慈善商店。还有一个下午，有人敲门，哈米开门发现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年老的女士和一个青年人。青年人解释说他生病的祖母最后的愿望是进到这所房子里来看看自己长大的地方。电话铃响起，一个接着一个的兴奋的人打来电话说他们看见哈米的儿子在华盛顿高地闲逛，睡在中央公园或者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了一辆公交车。最后，那个丢失男孩的父亲终于打来电话道歉：他在寻人启事上印错了电话号码。

若是处在一个不同的时间段或者是不同的心情中，这类事情一定很快就会被遗忘。但现在，它们给哈米带来了一些让他不安的象征意义，留下了紧张又脆弱的回声。就像他一直有不安的感觉，一种模糊、无法解释的似曾相识感，就像是他曾在另一段人生经历过这一切一样。还有那些梦——大量的梦境。“我昨晚做了100个梦，”他不断地在电话里告诉我，“也许有1000个。”

他幼年时在希伯伦的记忆也都浮现了出来。屋子的角落，房顶上的鸽舍，他父亲的杂货铺，那里弥漫着气味，那些影子。这些场景从他的梦里浮现，又出现在他的画布上，充满了生命力。他画石头房子和小路，还有挂着晾衣绳的后院。他画地板砖上的阿拉伯式花纹、堆满了床垫的儿童房、高高的天花板，易卜拉欣清真寺光塔的影子穿过窗户，在日落时分远远地越过屋顶。

接下来有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的父亲站在屋顶的风中出神地抽着烟。那不是七年前哈米在巴格达时送别了的、年迈的、正在生病的父亲——他69岁的父亲的心脏在挣扎了几个月之后最终停止了跳动。不是镌刻在哈米记忆中的，来自最后一张全家福的那个模糊的形象，那张照片的原件夹在了这公寓里某处的画里。他画下了自己父亲20岁时的样子，那时哈米只有7岁。他捕捉到了父亲那令人印象深刻的坚定目光和额头上条条分明的皱纹，变灰的胡茬儿和他强壮、晒黑了的脖子上的皱痕。哈米在作画的时候流泪了，就像在他昨夜的梦里，当他的父亲那样生动地出现在他眼前时一样。

他开始有各种各样的预感。那种令人不舒服的、不请自来的感觉，就像他所做的不过是恍惚地思考着什么事情，然后这事不知怎的就变成了真的。他担心他自己可以看见还没有发生过的事，他能够遇见未来，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决定着未来。他眼里是彻骨的担忧：“就像现实不过是在模仿我的想象。”

但当我让他举个例子时，他拒绝了。他担心说出来的话会让事情开始慢慢成形，然后成真。我再次尝试，但他开始逃避。

“忘记它吧，”他皱着眉头说，不断地按下打火机的开关，“我不能再继续想这些事了。”

“你让我担心了，你这傻子。”我在他说我听上去像他妈妈一样时解释道。在电话里，我能听到他按着打火机的声音，以及吸烟的声音。我问他每天都在吃什么。我听出了他抽的是什么和那刺耳的声音，他在猛吸手里的东西。我提醒他，说他抽大麻已经过量了。我担心他总是心不在焉，总是迟迟不出现。还有一次，他把雨伞落在了地铁上。189美元从他的口袋里莫名地消失。以及在我们去买衣服时，他突然发作的精神错乱和紧张。那是在一家很大的商场的正中央，周围都是等待出售的箱包，他的双肩包连同里面的草图一起不见了。他在商场内飞奔，惨白着脸，睁大眼睛气喘吁吁地在自动扶梯上跑上跑下，最终崩溃在一间试衣间里。他把自己失而复得的双肩包死死地抓在胸前，颤抖着的眼泪落进售货员为他端来的那杯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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