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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路德维克 8（第1页）

从这个晚上开始，我的一切发生了变化，我的身躯又重新焕发生气；像是一个经过整理的房间有人住了。墙上的挂钟，在几个月里，它的指针始终是瘫痪的，现在忽然又重新滴答滴答地开步。变化是巨大的：时光在这之前好像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干的流程，消逝着，从一个虚无走向另一个虚无（因为我是在一个休止节拍之中！），没有任何标杆，没有任何小节线，而现在，时光又一步一步地恢复了它人性的面目：它重新开始日月分明，并计起数来。我把离开军营的准假外出看得极其重要，日子变成了我的一架梯子，我一天一天地爬着，最后去和露茜相见。

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对一个女人思念得如此焦渴，也不再有过如此默默无声但如此深沉的专注（再说，以后我再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来这样做）。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我对她能怀着如此深深的感激之情。

感激之情？感激什么？首先，露茜把我从爱情生活的凄凉空间里拔出来，而当时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深深被困。当然：斯塔纳这样的人，因为新婚，算是以他的方式冲破了这种困境；从此以后在他布拉格的家里，不是有了一个他所爱的妻子，一个他所思念的女人了吗？然而，他并没有什么值得艳羡的。由于结婚，他使自己的命运有了变化，从他登上一列火车回到俄斯特拉发的时刻起，他就在失去对命运的影响力。

发现了露茜，我自己也对命运推动起来，但是我还没有忘乎所以。当然，我和露茜的相会是有着时间距离的，但这个间距几乎是有规律的，而且我知道露茜能够等我半个月，何况随后她对我那么热情好像是我们昨天才分手似的。

在俄斯特拉发时，我对爱情的前景感到绝望，心中一片厌恶之情，露茜并非只是仅仅脱离这一境地而已。我确实醒悟到我的奋斗失败了，我企图改变黑色臂章是办不到的，我认识到，我被迫与之肩并肩地生活了两年或者说两年多的那些人，现在我想把自己和他们划清界限完全是发疯；我也认识到，我老是大声疾呼我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我开始看清这种权利的特权性质），其实完全是荒谬的，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为自己失落的命运而痛哭流涕，而现在，我新的姿态并不是由于眼泪已经流干，而是出于理智，出于觉悟。这些偷偷流的泪水，露茜像有魔法一般把它止息了，我只要感觉到她在我的身旁，感觉到她的生活就行，而在她的生活里，什么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问题、提高警惕和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定义的争论、战略政策和战术政策都统统不起作用。

我的船正是翻在对这种种问题的关心上（它们完全属于那个时代，过了不久就变成一大堆令人难懂的词汇）；可当时我恰恰对这些问题念念不忘，后来我被叫到各级党委前交待时，我竟至于能列举出十几种使我向往共产主义的动机。然而，在当时的运动中，真正能吸引我的，甚至使我迷恋的，是“历史的方向盘”，我在掌握着它（或者自以为掌握着它）。实际上我们确实在真正决定人和物的命运，这种情况恰恰发生在大学里：由于那个时候教师队伍中共产党员屈指可数，所以学生共产党员在最初的几年里几乎一直是独立担负着学校的领导责任，他们既决定教师的任命，也决定着教学改革和课程改革。我们得意洋洋，尝到了权力带来的陶醉是什么滋味，然而（不无善良的意愿）我可以改用比较温和的说法：我们被历史迷惑了；我们陶醉于骑在历史的马背上，陶醉于感受着屁股底下它的身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后必定会转化为一种对权欲的嗜好，但是（就和一切人世间的事情都难以定然一样），其中也包含着一种美丽的幻想，那就是：我们，要亲手开创一个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每一个人）都不再是游离于历史之外的人，也不再是追随在历史后面的人，因为他要引导历史，造就历史。

我当时坚信，远离历史方向盘的生活就不算生活，而是行尸走肉，会六神无主！不啻是一种逃亡，简直如放逐在西伯利亚。而现在（在西伯利亚过了六个月之后），我忽然看出来，离开历史方向盘还是有可能生活的，一种新的、原先未曾估计到的可能：原来在历史飞腾着的翅膀下，居然隐藏着一个被人遗忘的、日常生活的辽原，它就横卧在我的面前，草原中央站着一个可怜巴巴的女子，但又是一个值得爱恋的女子在等着我：露茜。

露茜，她对这个历史的巨大一翼又怎么看待呢？即使它那悄然飞过的声音也曾掠过她的耳旁，她也难以觉察。她对历史一无所知；她生活在历史的底下；她对历史这个陌生的东西一无所求；对那些号称伟大的、时代性的思虑毫无概念，她只是为自己那些琐碎的、无穷无尽的忧虑而生活。而我，忽地一下子，得到了解脱；她似乎是特地来把我领到她那个模模糊糊的天堂；刚才的那一步，原来我不敢跨出的那一步大约正是使我“跨出了历史”，这一步对我来说，使我猛然摆脱了桎梏，使我一举获得了幸福。露茜，羞怯地挽住了我的胳膊，我任她拉着往任何地方去……

露茜无形中成了我的引路人。但是，根据具体情况看，露茜到底是怎么一个人呢？

她那时十九岁，但看起来要大得多，凡是有过艰辛生活的女人都像这样显得很老，她们是被人把脑袋向前猛地从童年抛进成年的。她自己说生在西部的波希米亚，上学到十四岁，后来去当学徒。她不愿提自己的家，我要不是逼着她，她是什么也不肯说的。她在家里时的生活是很不幸的：“我家里的人不疼我。”她举了一些例子：她的母亲是再嫁的；继父老喝酒，对她很不好；有一次他们还怀疑她偷钱；此外她还常挨父母的打。当这种不和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露茜寻机逃跑了，到了俄斯特拉发。她在这儿已近一年；她也有一些女伴，但喜欢独来独往，女伴们去跳舞，带男朋友来宿舍，而她不愿意这样，她是个老实稳重的姑娘：宁愿去看电影。

是啊，她认为自己“老实稳重”，而且把这个优点和爱好看电影联系起来；她最喜欢战争片，那个时期这类片子很多；她喜欢这类片子无疑是因为她觉得好看；但也可能是因为这类片子里到处有十分痛苦的场面，那些饱含着可怜和悲怆的形象使她得到满足，她认为这些情感能使她崇高，并坚信自己的“老实稳重”是对的。

当然，如果以为是她的单纯使我觉得是一种难求的异趣而被她吸引的话，那就错了；她天真无邪，缺乏教育，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对我的理解。这种理解力并不是从一大堆经验或世故中得来，也不是一种讨论问题和拿出主见的能力，而是在于她聆听我的时候具有一种天生的接受力。

我记得夏季的一天：那一次我总算可以较早地出了军营，露茜还没下班；我于是带了一本书，坐在一堵矮墙上看起来。要说读书，当时由于我空余时间不多，和布拉格的朋友也没什么联系，所以读得不多；但是我曾把三本诗集带到新兵连，我一天到晚老是泡在那上面，从中获得享受，那是弗朗基谢克·哈拉斯的诗。

这几本小册子在我的生活里有过特别的意义，首先特别在我根本不是一个读诗的人，这是我一生中阅读的仅有的几本诗集。我是在被开除出党后才见到它们的。当时正好哈拉斯的名字又重新流行起来，因为那几年，思想界的一位权威刚刚批判了这位离世不久的诗人，批判他情调不对，缺乏信仰，是存在主义者，批判他在当时宣扬脱离政治。（那位权威人士出版了一本关于捷克诗歌和哈拉斯的文集，发行量极大，成千上万的大学生组织把它当作必读书。）

说一句不怕见笑的话，我老实承认：我之所以需要哈拉斯的诗是因为我极想了解另一个被逐出教门的人是什么样的；我一心想弄明白我的精神世界是不是当真和他差不多；我要看一看，被那位颇有影响的思想家斥为不健康的、有害的哀伤是否会引起我的共鸣，使我得到一种欢乐（因为在当时那种处境，我无法从欢乐中得到欢乐）。这三本诗是在我被打发到俄斯特拉发之前，在一个酷爱文学的老同学那里得来的，因我再三恳求，他已同意不要我归还。

当露茜那天在约定地点见到我的时候，我手里正拿着一本，她问我在看什么书。我把摊着的书递给她。“这是诗呀。”她很惊讶地说。“你觉得我读诗奇怪吗？”她略略耸耸肩，答道：“有什么好奇怪的？”不过我还是认为她觉得奇怪，因为对她来说，十有八九认为诗歌和儿童读物没有什么两样。那一年俄斯特拉发的夏天到处都是煤灰，简直是个黑色的怪天，天空里不是像奶一样白的云，倒像是多少车的煤扯成了长条在上空飞渡，我们在这样的天气里游逛。我发现自己手里的那本书老是吸引着她的注意力。所以当我们走到一个干柴似的树丛里坐下的时候，我把它又翻开来，问她：“你想看看吧？”她点点头，表示是。

在此之前以及在此之后，我都没有再向任何人朗诵过诗；我这个人有一套自己的东西跟别人很不一样，脸皮儿特别薄，不爱在大庭广众袒露自己，就像电流短路一样把感情赤裸裸地表达出来。所以朗诵诗在我看来，不仅是把自己心里的情感说出来，同时又像让我只用一脚着地站着保持平衡；如果我不是独自一人时读诗，又是韵律又是节奏什么的，会使我不知如何是好。

但露茜简直有一股神奇的能量（在她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做得到了），竟使断路接通，把我的羞怯心情一扫而空。当着她的面，我觉得无拘无束，可以直抒胸臆，袒露感情，缠绵悱恻，于是我朗声读道：

你的身体是空瘪的麦穗

落下的种子不会发芽

你的身体就像空瘪的麦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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