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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6日，周六和周日之交的夜晚，母亲在特拉维夫的本—耶胡达大街她姐姐的家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全国正就以色列针对纳粹时期遇难犹太人财产损失是否应该索赔或接受德国赔偿争论。一些人赞同大卫·本—古里安，不允许杀人犯继承掠去的犹太人财产，当然要以货币形式全部归还以色列，帮助接纳大屠杀幸存者。另一批人，以反对党领袖贝京为首，痛苦并愤怒地宣称，受难者唯一的国家廉价地向德国出售赦免券，以换取带有血腥气的金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径，玷污了死者的人格。

1951年到1952年的冬天，整个以色列暴雨滂沱，几乎不见停歇。阿亚龙河，穆斯拉拉河谷，水流扑岸，淹没了特拉维夫的莫提费奥地区，并有即将淹没其他地区的危险。滔滔洪水给临时难民营造成了极大破坏，帐篷、瓦楞铁或帆布棚屋里挤满了从阿拉伯国家逃来的一无所有的犹太难民，还有逃脱希特勒魔爪从东欧、巴尔干来的犹太难民。有些难民营已经遭洪水阻隔，濒临饥饿与瘟疫的危险。以色列国家还不到四岁，只有一百万多一点的人居住其中，其中三分之一是身无分文的难民。以色列由于在防卫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加上接纳难民，还由于官僚政治恶性膨胀、管理体制笨拙，因此国库空虚，教育、健康和福利服务濒临崩溃边缘。那周周初，财政部长大卫·霍洛维茨肩负紧急使命飞往美国，希望一两天之内得到一千万美金的短期贷款以战胜灾难。父亲从特拉维夫回来后，和我讨论了所有问题。他星期四把母亲送到了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家，在那里过了一夜，星期五回来后，从施罗密特奶奶和亚历山大爷爷那里得知，我可能感冒了，但坚持爬起来上学。奶奶建议我们留在那里，和他们一起过安息日，她认为我们看上去都像染上了某种病毒。但是我们愿意回家。从爷爷奶奶家回去的路上，走到了布拉格小巷，父亲决定真诚地、如成年人对成年人那样向我汇报说，一到哈娅姨妈家，母亲的精神状态就有所好转，星期四晚上他们四人一起到迪赞高夫大街和杰伯廷斯基大街交界处的一个小咖啡馆，离哈娅和茨维的家只有几步路。他们只打算待一会儿，可一直在那里坐到打烊。茨维详细叙述各种各样生动有趣的医院生活，妈妈脸色见好，加入谈话，那天夜里，她睡了几个小时，然而到后半夜，她显然醒来，坐到厨房里，以免打搅大家。早晨，当父亲和她告别回耶路撒冷去上几小时的班时，母亲许诺，没必要为她担心，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要他好好照顾孩子，昨天他们来特拉维夫时，她觉得孩子感冒了。

父亲说：

“母亲说你感冒非常正确，我们希望，她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也很正确。”

我说：

“我只剩一点作业没做了。我做完作业，你有时间跟我往集邮册里粘些新邮票吗？”

星期六，几乎整天都在下雨。雨下啊下啊，没有停息。父亲和我一连几个小时专注于集邮。我们有时头碰头。我们把邮票同大厚本不列颠目录上的图片一一比较，父亲给它在集邮册里找到合适的位置，或者与以前的邮票放在一起，或者另起一页。星期六下午，我们躺下休息，他躺在他的床上，我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近来成为妈妈病床的床上。爷爷奶奶邀请我们休息之后去他们家，吃浸泡在金黄色调味汁里的鱼饼冻，周围撒上一圈煮胡萝卜片，但是我们都流鼻涕，咳嗽，外面又下着瓢泼大雨，因此决定最好待在家里。天空阴霾，我们四点钟就得开灯。父亲坐在书桌旁，为写一篇已经二度延期的文章工作了两个小时，眼镜顺着鼻子滑落下来，埋头于书籍和卡片中。他工作时，我躺在他脚下的地毯上看一本书。后来，我们玩国际跳棋：父亲赢了一盘，我赢了一盘，第三盘我们打平了。很难说是父亲打算要这种结果，还是听其自然。我们吃了一点甜点，喝些热茶，我们都从妈妈的药堆里拿了两片药来帮助抗击感冒。后来我上床睡觉，我们都在早晨六点钟起来，七点钟，药店老板的女儿茨皮来告诉我们，有人从特拉维夫给我们打电话，他们过十分钟再打来，请克劳斯纳先生立即赶到药店里，她爸爸让她说，可能有急事。

哈娅姨妈告诉我，在茨阿哈龙医院任行政主管的茨维姨父，星期五从医院里请了一位专家，他主动下班后专程赶来。专家不慌不忙给妈妈做全面检查，停下来和她聊天，接着又继续检查，检查完毕后，他说她疲倦、紧张，身体有点透支。除失眠外，他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别的毛病。心理经常是身体之大敌，它不让身体生存，在身体要享受时不让它享受，在身体要休息时不让它休息。倘若我们能像取出扁桃体与阑尾那样把它取出，就可以健康而心满意足地生活上千年。他认为，星期一到耶路撒冷哈达萨医院做检查没多大必要，但是也不会有坏处。他建议彻底休息，避免任何情绪激动。尤其重要的是，他说，病人应该每天至少出去一个甚至两个小时，她甚至可以穿得暖暖和和的，带上伞，就在城里转转，看看商店的橱窗，或者看看英俊的小伙，看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他也给她开了些强度很大的新安眠药，甚至比耶路撒冷的新医生开的新药更新，强度更大。茨维姨父急忙赶到布格拉绍夫大街的药房里买药，因为那是星期五下午，其他所有的药房都因过安息日已经关门了。

星期五晚上，索妮娅姨妈和布玛拿来一只带把的马口铁食盒，里面装着给大家做的汤和水果蜜饯。三姐妹挤到小厨房里，大约花了一个小时准备晚饭。索妮娅姨妈建议母亲跟她住到维塞利大街，让哈娅稍微休息一下，但是哈娅姨妈不听，甚至告诉小妹妹打消这种怪念头。索妮娅对这样的呵斥有些恼火，但什么也没说。索妮娅姨妈的不快使安息日餐桌的气氛有些沉郁。妈妈似乎充当起爸爸平时充当的角色，试图把谈话继续下去。晚饭后，她抱怨说累了，为自己无力帮忙收拾餐桌洗碗向茨维和哈娅致歉。她吃了特拉维夫专家开的新药，为稳妥起见，又吃了耶路撒冷专家给她开的新药。她十点钟沉沉入睡，但两个小时后便醒来，在厨房给自己弄了杯浓咖啡，坐在厨房凳子上，度过余下的夜晚。就在“独立战争”前，我母亲待的房间租给了哈加纳情报机构首领伊戈尔·亚丁，后来以色列建国后，亚丁成了大将军亚丁，以色列国防军的副总参谋长和军事行动指挥，但仍然租赁那个房间。因此，我母亲那天晚上待的厨房，还有头天晚上待的厨房，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厨房，因为在战争中，那里举行过几次非正式会议，对战争格局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母亲在那个漫漫长夜，一杯又一杯地喝咖啡时是否想到这些，或即使她想到了是否对它感兴趣，还是个疑问。

安息日早晨她告诉哈娅和茨维，她决定接受专家的建议，散散步，看看年轻英俊的小伙，听医生的话。她跟姐姐借了把雨伞，一双胶鞋，冒雨出去散步。那个阴湿风疾的安息日早晨，特拉维夫北部的街道上肯定人不多。1952年1月5日那天早晨，特拉维夫的气温是五到六摄氏度。母亲早上八点或八点半离开本—耶胡达大街她姐姐家，她也许横穿本—耶胡达大街左转，或北上朝诺尔道大街走去。在走路时，她几乎没看见任何商店橱窗，只看到特努瓦乳牛奶公司暗淡无光的橱窗，玻璃板内是一份用四条棕色胶纸固定住的淡绿色的海报，一个丰满的农村姑娘站在绿茵前面，头顶上，与明亮蓝天相得益彰的是令人快乐的词语：“早一杯奶，晚一杯奶，生活健康欢快。”那年冬天，本—耶胡达大街的住宅楼与住宅楼之间还有许多空地，还有残存的沙丘，到处是死去的蓟草、海葱，上面密密麻麻一层白蜗牛，还有碎铁和雨水浸泡的垃圾。母亲看到一排排涂抹了灰泥的建筑，这些建筑只盖了三四年，已经露出坍塌的迹象：油漆剥落，碎裂的灰泥随霉菌变绿，铁护栏在咸海风的侵蚀下生锈，硬纸板、胶合板封住的阳台犹如难民营，商店招牌已经脱链，花园里的树木因得不到关爱正在死去，用旧木板、瓦楞铁和柏油帆布在楼与楼之间搭建的储藏棚舍，破败不堪。一排排垃圾箱，有些已经被野猫掀了个底儿掉，垃圾散落到灰沉沉的混凝土石头上。晾衣绳从一个阳台拴到另一个阳台，横穿街道。不时，被雨水打湿的白色和彩色内衣无助地卷动，在绳上任劲风吹打。我母亲那天上午很累，她一定因缺乏睡眠、饥饿、喝清咖啡、吃安眠药而头重脚轻，因此走起路来缓慢，像梦游者。她可能离开了本—耶胡达大街，而后来到诺尔道林荫大道，而后右转走进秀色丽人小巷，它徒有虚名，看不到景观，只有用混凝土建造而成的低层灰泥建筑，加有生锈的铁栅栏，这条小巷通往莫茨金大街，那实则不是大街，而是又短又宽的空旷街道，只建了一半，还有一部分没有铺设柏油路，疲惫的双脚把她从莫茨金引到塔汗小巷，走上迪赞高夫大街，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可她竟然把搭在胳膊上的雨伞给忘了，光着头走在雨中，漂亮的手提包就在雨衣肩部晃荡，她穿过迪赞高夫，任疲惫的双脚把自己拖到任何地方，也许去了赞格维尔大街，或赞格维尔小巷，现在她真迷路了，她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回姐姐家，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回去，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出来，只是要遵照专家建议？专家告诉她到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散步，看英俊的年轻小伙，但是在这个阴雨绵绵的安息日早晨，无论在赞格维尔大街还是在赞格维尔小巷，还是在索克罗夫大街，她从那里来到巴兹尔大街，或许在巴兹尔大街，还是任何其他地方，也许她想到了罗夫诺父母家后面枝丫繁茂成荫的果园，或者想到了伊拉，罗夫诺工程师的妻子，她在马车夫菲利普之子安东的一间废弃了的棚屋里把自己活活烧死，或者想到了塔勒布特高级中学，还有河流与森林的景色，或者是布拉格小巷以及她在那里度过的学生时代，想到母亲显然从未向我们说起的某个人，或者是姐妹，或者她最好的朋友，莉兰卡。偶尔，有人从身边跑过，匆匆躲雨。偶尔，一只猫从路上经过，我妈妈也许叫它，试图问点什么，交流想法，或交流情感，问问猫的简单建议，但是她叫的每只猫都在恐慌中逃避她，仿佛从老远就可以闻到她的命运已成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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