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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飞蛾与灯泡（第1页）

一个男人，离弃一切，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发财致富。关于我的外祖父，我想，谈这些也就够了。至于他现在用的是波兰名字戈尔雅切克，还是卡舒贝名字科尔雅切克，或是美国名字乔·科尔奇克，那就不管它了。

敲着一面简易的、随便在哪个玩具店和商店都可以买到的铁皮鼓，询问那条被一张接一张、一直排到天边的木筏布满了的河流，真是困难重重。然而，我还是敲着鼓，问遍了木材港，问遍了在河湾里颠簸、被芦苇缠住的浮木，比较省力地询问了席哈乌船坞、克拉维特尔船坞、许多大半只修不造的小船坞的船台、车辆厂的废铁堆存场、人造黄油厂散发腐臭味的椰子果堆栈以及在这类地方凡我所知的任何阴暗角落。他准是死了，并没有回答我。他对皇帝的轮船的下水典礼，对船只从下水起往往历时数十年的兴衰过程全然不感兴趣。我这里指的是“哥伦布”号的兴衰史，它一度被称为船队的骄傲，当然是航行美国的，但后来沉没了，或者是自行凿沉的①，也许又被打捞起来，翻修一新，再度命名，也许被拆成了废铁一堆。它，“哥伦布”号，可能仅仅是潜入了水中，仿效我的外祖父，时至今日，这艘四万吨的巨轮，连同它的餐厅、大理石体育馆、游泳池和按摩室，犹在菲律宾海域或埃姆登港海底六千米深处东游西逛；这些情况，可以在《韦尔》②或《船舶年鉴》中读到——依我看，第一艘或第二艘“哥伦布”号是自己凿沉的，因为船长不愿忍受某种与战争有关的耻辱而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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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哥伦布”号于1939年12月19日在航行途中获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自沉。

②《韦尔》，指布鲁诺·韦尔主编的《德意志战舰手册》，自1900年编至1940年。

我把木筏的故事念了一段给布鲁诺听，然后提出了我的疑问，请他作客观的答复。

“死得绝妙！”布鲁诺如醉如痴地说，并立即动手用线绳把我那淹死的外祖父的形象编织出来。我不由得对他的答复感到满意，并放弃了去美国捞一份遗产的轻率念头。

我的朋友克勒普和维特拉来探望我。克勒普带来了一张两面都是金·奥利弗演唱的爵士乐唱片，维特拉忸忸怩怩地递给我一个拴在桃红色缎带上的巧克力鸡心。他们做出各种丑态，拙劣地模仿我的习作中的场面。为了使他们高兴，我就像每逢探望日那样，露出一副心情愉快的面孔，甚至对于沉闷透顶的笑话也报以微笑。就这样待了一会儿，在克勒普开始他那套老生常谈，讲什么爵士乐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之前，我抢先讲述了我的故事。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三年，一个男人在别人开枪射击之前钻到一张再生不竭的木筏底下，不再浮上来，甚至连他的尸体也没有找到。

我随随便便地、装出厌烦的样子问他们。克勒普一听，沮丧地转动他那肥胖的脖子上的脑袋，解开钮扣，复又扣上，一边做起游泳动作，仿佛他自己正待在木筏底下。末了，他摇摇头对我的问题不予回答，推说现在刚过中午，时间尚早，来不及考虑。

维特拉直挺挺地坐着，翘起大腿，小心翼翼地不弄皱裤子的折缝。他像身上那条细条纹裤一样，露出那种唯独他和天堂里的天使才有的古怪的傲慢神情说：“我待在木筏上面。木筏上面真惬意。蚊子叮我真讨厌。——我待在木筏底下。木筏底下真惬意。没有蚊子叮我真舒服。我想，如果不打算待在木筏上面让蚊子咬的话，生活在木筏底下也满不错。”

维特拉停顿片刻——这是他屡经试验证明颇有效果的一招，同时打量着我，像往常要扮出一副猫头鹰的相貌时那样，扬起天生就很高的眉毛，像演戏似的用尖厉刺耳的声调说：“我设想，这个淹死的人，这个木筏底下的人，如果不是你的外祖父，也是你的舅公。他之所以死去，是由于他觉得身为你的舅公，对你负有义务；如果他是你的外祖父，他就更加觉得对你负有义务；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比一个活着的外祖父更使你感到他是个累赘了。所以，你不仅是你舅公的谋害者，而且是你外祖父的谋害者！可是，就像所有真正的外祖父所爱干的那样，你的外祖父也要多少惩罚你一下，不让你这个外孙心满意足，不让你高傲地指着一具淹死者肿胀的尸体说出这样的话来：看哪，我淹死的外祖父。他是一位英雄！在他们追捕之下，他宁肯跳水，也不肯落进他们的掌心。——你的外祖父把尸体隐藏起来，不留给人世和他的外孙。这样一来，后世的人和他的外孙就得天长日久地替他担忧，为他伤脑筋。”接着，他从怜悯这一方突然转向同情另一方，他微微向前俯身，装出一副狡猾的面孔，耍弄调解花招说：“美国！振作起来，奥斯卡！你有人生的目的和做人的使命。人家会宣判你无罪，把你开释的。如果你不到美国去，那你上哪儿去呢？你可以在美国重新寻获自己失去的一切，甚而至于重新找到自己下落不明的外祖父！”

尽管维特拉的回答带有嘲讽挖苦的意味，而且刺伤人的心，留下持久的伤痕，然而比起我的朋友克勒普和护理员布鲁诺来，他的回答要肯定得多。克勒普愁眉苦脸，拒不回答那个男人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布鲁诺则说我的外祖父死得绝妙，仅仅因为他刚死，陛下的轮船“哥伦布”号就下水破浪前进了。愿上帝保佑维特拉所讲的美国，它是保存外祖父们的地方，又是我能够赖以复元的假想目标与理想，如果我厌倦了欧洲，想要放下我的鼓和笔的话。“写下去吧，奥斯卡！为你的外祖父而继续写吧！为这个在美国布法罗做木材生意的科尔雅切克，他如今富贵荣华，但已厌倦人生，正在自己的摩天大楼里玩火柴！”

克勒普和维特拉终于告辞而去，布鲁诺便进来通风，用强烈的气流把朋友们扰乱性的气味统统排出室外。之后，我又拿起我的鼓，但不再击鼓召来遮掩死尸的木筏的圆木，而是敲击出那种急速的、不稳定的节奏。自一九一四年八月起①，人人都得按这种节奏运动。因此，关于被我外祖父遗弃在欧洲痛哭哀悼的那一家人，关于他们到我出世为止的生活道路，我只能作简单扼要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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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当科尔雅切克消失在木筏底下的时候，我的外祖母和她的女儿阿格内斯、文岑特·布朗斯基以及他的十七岁的儿子扬，都站在锯木厂码头上筏夫们的家属中间，哀痛欲绝。稍靠边上一点，站着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他是约瑟夫的哥哥，是被人传到城里来讯问的。那个格雷戈尔始终只用同样的话来回答警察局：“我简直不认得我的弟弟。我只晓得他名叫约瑟夫。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才十岁，或者十二岁。他给我擦皮鞋，如果母亲和我要喝啤酒的话，就派他去买啤酒。”

从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的答复中可以看出，我的外曾祖母是喝啤酒的，但这对警察局却毫无帮助。科尔雅切克家还有这么一个长子，对我的外祖母安娜反倒帮了大忙。格雷戈尔先在什切青、柏林，后在施奈德米尔混了一些年头，末了定居但泽，在卡宁欣棱堡附近一家火药厂找到了工作。一年以后，在诸如同假符兰卡结婚等等麻烦事统统了结或者搁置不论之后，他娶了我的外祖母，而她则决意跟定科尔雅切克家的人了。如果格雷戈尔不姓科尔雅切克，她可能不会同他结婚，至少不会这么快就成亲。

格雷戈尔由于在火药厂工作，所以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接踵而来的战争时期，他都不用去当兵。他们三人仍旧住在那套曾是那个纵火犯避难所的一间半的房子里。可是，事情很明显，这个科尔雅切克不必再同前一个那样老老实实过日子。因此婚后才一年，我的外祖母不得不在特罗伊尔一所公寓租下一爿刚出空的地窖小铺，卖大头针等杂货，也卖蔬菜，赚钱贴补家用，因为格雷戈尔虽说在火药厂挣钱不少，却都花在喝酒上，带回家的钱不够日常必需的开支。我的外祖父约瑟夫只是偶尔喝上一杯烧酒，格雷戈尔可不一样，他是个酒鬼，也许是受我的曾外祖母遗传。格雷戈尔并非借酒浇愁。他天性忧郁，很少露出高兴的样子，不过，即使在高兴的时候，他也不是由于开怀而狂饮。他之所以喝酒，只因为他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要穷根究底的人，所以，他对于杯中物，当然也要到瓶底朝天方才罢休。在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人看到他喝剩过半杯杜松子酒。

我妈妈当时十五岁，是个丰满的姑娘，非常能干，除去干家务，还在店里帮忙。她把食品印花贴在分类账本上，星期六给人送货，写催账信，虽不老练，却富于想象力，提醒赊账的顾客前来还钱。遗憾的是，这些信我连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在这里，倘若能够从一个半孤儿（因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根本没有尽到做继父的责任）的信里，摘引几句半是稚气、半带少女特征的叹苦经的话，那该有多妙呀。我外祖母和她女儿的现款盒是用两个马口铁盘子合成的，里面通常是铜子多而银角子少。她们两人总是煞费苦心才能把这个现款盒藏起来，不让那个始终口渴的火药厂工人忧郁的目光发现。到了一九一七年，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患流行性感冒呜呼哀哉。从此以后，杂货铺的赚头才有所增加，不过也还是很有限；因为在一九一七年，能有些什么货色可卖呢？

火药厂工人去世后，那套一间半的房子便空在那里，因为我妈妈怕鬼，不愿搬进去，后来，扬·布朗斯基迁去居住。我妈妈的这位表兄当时二十岁左右。他离开了比绍和他父亲文岑特，在卡特豪斯中学取得成绩优良的毕业证书，又结束了在那个小县城邮局的见习时期，此时到但泽邮政总局来干中级管理人员的差事。扬来到他姑姑家里，除去他的箱子外，还带着他的洋洋大观的集邮册。他从幼年起就开始集邮，因此，他对于邮局不仅怀有职业上的兴趣，而且还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私人关系。这个体质赢弱、走路有点驼背的年轻人，有一张鹅蛋脸，相貌漂亮，也许太甜了一点，一双碧蓝的眼睛，这足以使当时年方十七的我母亲爱上了他。扬已经三次应召去做体格检查，每次检查都因他身体太糟而缓服兵役；这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扬·布朗斯基的体格状况，因为在那个时候，凡是多少能够挺直的男子，都被送到凡尔登去，让他们在法国的土地上由直立状态变为永恒的横卧状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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