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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青春的黑土地我的兵团生涯（第1页）

从来没人把我划入知青作家的行列。有时候谈起来，对方便无一例外地怀疑着：你也去过兵团？我说岂止去过，我是真正的最底层，干最苦的差事。对方依然满脸疑惑。

后来我才知道，这疑惑并不因为我显得多么年轻，而是我身上缺乏某种痕迹，某种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知青痕迹。这种缺乏大概是因了我当时的不投入。或者说，是与生活本身的一种距离感，这距离感来自我的性格——我似乎从小就是个很自闭的孩子。

所以当我看到有的作家所描写的兵团生活，总有些茫然：难道这就是我曾经历的一切？

几十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该算作上帝的宠儿还是弃儿。我只是向前走着。我努力去享受生命而不去思索终极意义。

第一次出远门：行程三千六百里

去黑龙江的时候，正当16岁的“花季”。

从照片中我看到自己当年的尊容：松松垮垮的一身蓝制服，短辫子，白边“懒汉鞋”，当然，胸前还有一枚像章。

瘦弱，苍白。没有任何“花季”的意象。连“花骨朵儿”也算不上。

早就想远离家庭，自认为是上山下乡成全了我，所以刚刚宣布了去兵团的名单，我便匆匆去销了户口，回来后才告诉家人。别人犹可，父亲听后陡然色变。后来听母亲说，他长吁短叹了一夜，彻夜未眠。我听罢并没什么反应，只是悄悄告诫自己，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动摇，那时我常常看《前夜》《牛虻》《怎么办》一类的书，对十二月革命党一类的人充满崇敬，最讨厌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可惜的是，我骨子里实际上是个儿女情长的人。

那时家里很清贫。父亲虽是教授，无奈养活一大家子人，大学毕业的母亲早早便退了职，变成一个爱唠叨的家庭妇女。从小，我只穿姐姐穿剩的衣裳。这回出远门儿，母亲亲自陪我去买衣物，我已经很满足了。收拾行装的时候，心里想着一种未知的新生活，暗暗地激动着。

离京那天的场面很壮观，值得载入史册。北京站红旗飘扬，大红语录牌上俨然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车站上人山人海，比肩接踵，当高音喇叭里传出“知识青年同志们，你们就要离开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希望你们在屯垦戍边的战斗中，为人民立新功！……”的时候，车上车下哭成一片，颇有生离死别之感。

因为有戴红箍的工作人员阻拦，家长们被围在列车的白线之外。这更加重了悲壮感，真真是“哭声直上干云霄”。奇怪的是我始终流不出眼泪。大概当时只有我和一个绰号“老齐头”的女孩没哭。父母遥远地向我招着手。痛哭的母亲大声嚷着：快看看你的钢笔是不是忘带了？！这时火车已经鸣笛，我忽然发现人丛中有卖冰棍儿的，于是示意父亲帮我买根冰棍儿，父亲买了整整一盒，请戴红箍的人转交。火车开动了，我捧着那盒冰棍儿，清清楚楚地看到父亲的泪，这才感到心的痛楚。过了天津，大家已经摆脱悲痛开始玩敲三家儿，我却忽然意识到这一去就是3600里之外，想回家可不那么容易了。想到这个，心里突然涌出一股悲伤，眼泪差点落下来。心情沉闷，后来吃盒饭的时候又受了凉，到了傍晚便开始呕吐，两天一夜的火车我吐了一天一夜，眼前不断出现父亲含泪挥手的一幕，火车则以震耳欲聋的单调音响向北疾驰，渐渐地，刺骨的严寒笼罩了我的整个身心。

第一战役：水里捞麦子

当车轮终于停止转动的时候，我模模糊糊地看见进来两个农民打扮的人，一式的黑棉袄裤，腰里别着烟袋锅，都是弯曲的罗圈腿，一个个子高些的自我介绍说：“我是咱一营二连的指导员，叫张国泰。”又指指旁边的瘦小个子：“他叫陈方，是副连长。”顿时整个车厢鸦雀无声地呆住——临来时军代表曾介绍这里的连级干部都是现役军人。

我幸运地成为连干部第一个关注的人，因为张指导员紧接着说：“听说有个病号，坐牛车走吧，其余人步行。咱这疙瘩穷，也缺医少药，大家伙儿将就着点儿吧。”于是我被大家推举出来，指导员看看我，又看看连长，嘟囔了一句：“咋这么小呢？谁把自个儿妹妹也带来了？”

好不容易到了连队，只见天苍苍野茫茫之中屹立着四排砖房。背景是一片黑土地。进得房中，只见两排光秃秃的大通铺，尽头是个装手提包的壁角。从那天起，来自五个城市的38个女孩子便挤在了这两排大通铺上。

正值九月。因为是农忙季节，仅休整了一天便下了地。

下地前连里向新战士做了动员，是另一位副连长，绰号“大喇叭”。“同志们，今年是十年未遇的特大涝灾，前两批来的同志都表现非常好，已经在没膝深的水里捞了好几天麦子了，希望你们向他们学习，发扬一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打好麦收这个大战役！……”

清晨，集合号吹响了。我们走向那片黑土地。太阳像一团朦朦胧胧的红雾悬在地平线上。有人起头唱《兵团战士之歌》。“沿着田野，沿着群山，铸起那钢铁的战线，英雄的队伍阔步向前，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啊，光荣的生产兵团，英雄的生产兵团，当年开发过南泥湾，革命传统代代传。一手持枪去战斗，一手握镐来生产，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永远战斗在反修的最前线，战斗在反修的最前线！”……大家和着，场面很悲壮。

果然是在没膝深的水里捞麦子。但是气氛热烈，红旗招展，不断地有拉拉队鼓劲儿，人也便像疯了似的往前赶，好像命都不顾了。奇怪的是我即使不顾命也追不上人家，跌跌撞撞地在后面跟着，机械地挥动着镰刀，一会儿工夫，整个儿人都让汗水湿透了。连里的指标是一人一天包一根垄，那一根垄，是整整14里长啊。

中午是老牛车送饭。因为涝灾，面粉都变得又黑又粘。馒头看上去像是一团泥。还有菜汤，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后来知道是炊事班在值夜班时打翻了煤油灯，煤油流进了菜汤里。

那天收工后，全排的女孩子们都瘫倒在床，一动也不想动了。但大家很快就知道，这一切不过是刚刚开始。

青山之行

我们所在的那个县城叫德都县，又名青山。而我们连队的前身则是个劳改农场，叫二龙山屯。从刚来的那天起我们便向往着去一趟县城。麦收之后终于如愿了。

头天晚上大家便准备好。主要的目的自然是拍照片。离京前每人发了一套行头：一套军棉袄裤，一件军棉大衣，来了以后又发了一双黑色棉胶鞋。那时全民都有尚武习气，只要是草绿色的，大家便引以为骄傲。谁知到了连队之后忽又接到通知，说是这套行头是卖不是送，因此需要每月扣除一部分工资以还债。仅军大衣便是36元，这笔钱在当时不能算作小数，因此大家怨声载道。好不容易把钱还完，又赶上连队放假，自然想出去转转，拍张穿军大衣的照片，也不算白交了那36元钱。

那时已是深秋，到处一片萧瑟景象。风已冷得刺骨。我们距县城38里，没有车，便学当地的老职工，截了一辆拉砖的卡车，一路晃荡着迎风而去。

这小小的县城使我想起电影《龙须沟》的场景。刚下过雨的地里到处一片黑泥，寥落的几家小店铺肮脏阴暗。我们到唯一的一家照相馆照了相。每人两张：一张全身，一张半身，都借了带五角星的栽绒帽。一周之后寄过来，确实有人照得很好。但我的那张却是闭着眼，脸似乎也有些浮肿，无论如何不能算精神。

那天我最关心的是吃。当时青山到处卖一种油酥糖饼，确实很好吃，每人都买了不少。中午，在小饭馆里吃饭，那还是到东北后第一次吃上米饭。那大米好吃极了，雪白香糯，嚼在嘴里口感极佳，余香满口。菜是茄子肉片、烧豆腐和猪肉炖粉条，都是极大的块，极多的油，虽然烹调技术不敢恭维，总算是吃到一次正经的炒菜。

在东北的五年间我只去过一次青山县城。至于糖饼，倒是托人买了几回，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味道不如第一次好。

女生排众生相

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脱离了学校还叫“男生”“女生”。总之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定，大家都习惯于这么叫。关于排的划分大概是很讲究的。那时的“阶级观念”很强，加上形势十分严峻（此问题后面再详谈），因此分为“持枪排”和“农工排”，“农工排”实际上又分两个档次，我便被分在那最低一档的排里，叫做“女生七排”。

七排有38个女孩子。按照三个女的一台戏的说法，应该说是够热闹的。排长陈叔丽，天津老高二学生，22岁，瘦削精干，前额上过早地长出几道很深的皱纹。她的确很能干，要求别人也很严格，不通融，眼睛又尖，嘴又损，从不饶人，因此时间一长，民愤极大。副排长高晶晶倒十分可爱，101中的69届毕业生，一个高个子的北京姑娘。据说，她父亲是驻瑞典的大使。不过她身上没有丝毫干部子弟的气味，非常朴实，人缘儿极好。一班长绰号“外婆”，上海人，据说出身不错，人也很有些小聪明。二班长绰号“万吨”，取万吨水压机之意，因为太胖。不过公正地说，她胖得并不难看。一张娃娃样的脸还很经得起端详，她是双鸭山知青，干活十分泼辣，吃得多，吃相又不那么十分好看，因此很让秀气的上海姑娘们瞧不起。三班长王河燕是北京工人的女儿，长得憨憨厚厚，干活时很能下死力气，只是很有些倔脾气，但奇怪的是她不管有多么生气，从来不会用大声说话，说话声总像耳语。而四班长周秀英虽然取了一个小刀会漂亮女首领的名字，长相却实在不敢恭维。长长的脸按小豆子的话说是“够15个人亲半个月的”，她也是北京69届的，但是看上去像是长我一辈，后来才知道她小学时曾连降两级。

有几个姑娘怪怪的，很有特点：第一位就是北京姑娘俞鸿眉。那时干部子弟仍然扎堆儿，鸿眉一副来头不小的样子，小矮个儿，大头，最奇怪的是她虽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看身段神情，俨然已是成熟妇人。看她的脸，有一种特殊的美，一双很大的眼睛，一半都被长长的睫毛遮蔽着，永远都从睫毛下看人，她的嘴，生动，美丽，性感，总是艳艳的，能讲一口纯熟的吴侬软语，据说她出身于一个影视世家，这在当时，是很有些神秘感的。后来又听人说，她在京时便有一个小圈子，她大概是其中的皇后，永远神圣不可侵犯。那些高高大大的男孩子都乖乖对她俯首称臣。来到这里不久，她又恢复了皇后气派，总有人前呼后拥地服侍着，她从不进食堂打饭，从不去连部领工资，从不去井台打水，就连干活时也总是把头脸捂得严严的，生怕晒黑了。而日常需要的一切，自有人去安排，她只消使个眼色，或者努努嘴，一切就全有了。

第二位是上海姑娘林阿美，远远看去俨然一位美人，在那个时代算是打扮得很出色的了，经常穿一件当时很时兴的闪光劳动布外衣，孔雀蓝的毛线钩花领子衬出雪白的脸，艳红的唇，且身材十分婀娜。近看稍差一点，因为有满脸的雀斑，一双近视眼虽大却不明亮，翘起的小嘴巴里隐隐看见两颗大门牙，尽管如此，阿美仍然算是相当出色的。与鸿眉不同的是，林阿美非常能干，扛二百斤的麻包上跳板是常事，连最棒的男生也不得不服。

乔小华、乔小林是两姐妹，却有很大的不同：姐姐小华敦敦实实，一副劳动妇女的样儿，妹妹小林却是北京城里有名的圈子（女流氓），长了一双笑眼，并不漂亮，却很有经验。几年之后因为与双鸭山青年袁平做爱被当场抓住，成为全团名噪一时的人物。再就是大云子和小豆子。大云子叫王凤云，个子比旁人高出一头，满脸的壮疙瘩，会唱许多“黄歌”，据说也是“圈子”一流人物，辈分比乔小林还大。

小豆子虽身高仅一米四六，却生了一副妇人态，一扭三道弯儿，笑起来声音有如一串乐谱儿，叮叮咚咚的带劲。虽是小个儿，谁也不敢惹她，其泼其辣无与伦比，耍起嘴来大云子乔小林之流也要甘拜下风。

对面是女生六排。持枪排。漂亮人儿居多。头一个是二班长肖小冬。真正的天生丽质，一张白里透红的桃花脸，嫩得连汗毛也看不见，水汪汪一双眼清澈见底，顾盼生辉。真真是唇不点而含丹，眉不画而横翠。这样的美人儿却是不爱红装爱武装，于美丽中更有一股英气，性格也很泼辣（关于她的泼辣后面还要提及）。其次是申五一。五一皮肤黑黑的，一双大眼睛总喜欢执着地盯着人，高鼻梁和秀气的嘴唇都显示出一种聪慧和高贵，她不爱多话，性格倔强。有点男孩子劲儿。比她更像男孩子的是北京姑娘孙勇，旗人。一张俊俏的脸，一开口就是莺声燕语，却生就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人称假小子。此外还有北京李贝、上海李贝等等都是人尖儿，各有特点。

这些女孩子的青春无一例外地留在了这片黑土地上。

军事演习

公元1969年的冬天，黑龙江大雪封山，冰天雪地。到处都是一片战备的狂热。毛泽东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写在了连队的土墙上。动员会开了几次。几乎每个人都相信战争就在今冬明春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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