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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刘少奇听了点头不语。一直到糊着纸的窗棂开始泛白，他才起身告辞。

8月28日，毛泽东在一切安排就绪后，即义无返顾地带着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嘱托，和来接他的美国大使赫尔利以及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一道飞赴重庆。

那一天，延安秋高气爽。机场上空，碧空如洗，偶有淡淡的几缕白云飘过，更衬出黄土高原的美丽辽阔。

头一天降落在这里的那架小飞机已经开动马达，螺旋桨在飞速地转动。

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中共和谈代表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向机舱走去。

延安党、政、军机关干部和各界群众早就聚集到机场，热情地为中共代表们送行。

毛泽东穿着新的布制服，戴着盔式帽，慢步走向舷梯。当就要进到机舱时，他立在机舱口，回身看见欢送的同志和群众拼命地向他挥着手。他知道他们的想法和心情，不觉为之动容。

他在机舱口停了片刻，慢慢地举起那顶深色的盔式帽，等到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待了一会儿，他才毅然转过身，稍稍弯着腰，迈着大步走进了机舱。

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距离，突然发出雷鸣般的轰响，直冲着向云端飞去。

机场上送行的人们一时还不肯散去，似乎都还在回味刚才毛泽东在机舱口举帽挥手的动作。据当时在场的一位新闻记者（方纪：《挥手之间》）后来写道：

主席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像是表明了一种思索的过程，作出了断然的决定。主席完全明白当时人们的心情，而用自己的动作把这种心情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写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历史转折时期领袖、同志、战友和广大革命群众之间的无间的亲密，他们的无比的决心和无上的英勇。正是这挥手之间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过程，表现了主席的伟大性格。

是的，毛泽东的飞赴重庆，的确“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历史过程，表现了主席的伟大性格”。除此以外，还有一点虽然从整个历史过程来看并无什么特别之处，而对本书的写作却十分重要的，这就是，由于毛泽东的来到重庆，他有机会和一位对他十分崇敬，而他对之也十分尊重的朋友见面。

这位朋友就是当时在重庆的社会活动家、革命诗人郭沫若。

●二、雾都的阳光

毛泽东同意来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消息立时轰动了整个山城。

对许多人（从社会上层到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个消息使他们感有些突然。他们原以为毛泽东是不会答应到重庆来，不会和老蒋坐在一起谈判的。

事情好像明摆着。

蒋委员长本来就独断专行，不容有人觊觎他任何一点权力，现在又挟持抗战胜利的威风，以“领导全民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领袖姿态，更不会甘于和共产党平起平坐地在一起“和谈”。在他眼里，共产党算得了什么？不过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只配接受党国的招安收编，怎么能作为上宾来接待，来谈判呢？这一点重庆的老百姓是看得最清楚的。毛泽东若是真来，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从共产党毛泽东那边说，他们顶住蒋介石的几次“围剿”，后来又坚持八年抗战，不就是为了壮大自己，最后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吗？他们怎么可能又和宿敌老蒋坐到一起玩起什么“和谈”呢？

一些社会贤达和民主党派人士，还有一些国民党内倾向进步、同情共产党的人士，也为毛泽东担着一份心，捏着一把汗。他们想，以毛泽东的大智，应该洞察蒋介石所谓“和谈”的诡计，不至于看不出老蒋的真实意图，还冒冒失失自己往枪口上撞。不来重庆，理所当然的；答应“和谈”，那纯粹是“玩大胆”。

正因为大家都这么看，这么想，所以尽管蒋介石连连电催毛泽东“来渝和谈”，真是做够了宣传，摆足了姿态，但大多数人也并未怎样把它当一回事。他们心里有自己的评价：做戏而已。

没想到毛泽东还真要来重庆，还真要和老蒋“和谈”，这事能不让人觉得奇怪，感到新鲜？！

这一下真是高兴坏了一些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也忙坏了这些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他们原就钦佩毛泽东的“大智”，这一下更是敬佩毛泽东的“大勇”。他们真正地被毛泽东为了民族利益，为了国家大局，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进行“和谈”的精神所感动。他们一反原来担心毛泽东真来重庆而变为急切盼望毛泽东尽快到来。他们相约都去机场热情迎接毛泽东。

而在这些“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中间，就有十分活跃并且常在一些活动中起着积极骨干作用的人物郭沫若。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郭沫若回国后，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以忘我精神，积极工作，对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起了重要作用。他开始在国共合作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主持抗战文化宣传工作。1940年，由于蒋介石政府意欲把持第三厅这一敏感机构，迫令三厅全体成员集体加入国民党，三厅工作人员在郭沫若带领下，愤而退出三厅，三厅名存实亡。迫于无奈，蒋介石下令由原三厅人员筹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周恩来主持的中共南方局乃从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出发，动员原三厅人员接受这一安排，目的为了能够借用这一政府合法机构的名义，同国民党开展合法斗争，团结革命、进步的文化力量，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党的影响，以争取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文工会仍由郭沫若主持。文工会虽然在机构和人事上较之三厅有所变动，但基本阵营基本力量并没有多大变化。特别是，文工会比前更团结了一批倾向进步和革命的文化人，这一点只比原三厅进了一步，而没有多大不同。而且文工会也和原三厅一样，分城乡两处办公；而城区办公处也还是设在天官府七号。所以，从总体看，文工会一开始就突破了国民党当局的限制，没有被他们束缚住手脚。由于文工会的工作取得突出的成绩，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当时被大后方的群众誉为“第二红岩”（中共办事处所在地）和“第二（八路军）办事处”，名副其实地成为活跃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重庆的革命文化堡垒。

当然，国民党当局不但不会满意文工会的工作，而且更因其处处与自己作对，更视文工会为眼中钉，肉中刺，最后还是不顾一切又勒令文工会解散。

导火线就是由文工会策动组织发表了一个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1945年2月22日在《新华日报》、《新蜀报》等报刊上同时公开发表）。

这里有必要对这一情况和当时的背景作一简略交代。

本来，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即将来到，全国人民民主建国的呼声日高。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要求国民党组织联合政府，废止一党专政。为形势所迫，国民党当局也开始了与共产党的接触和谈判。然而，国民党当局不过是为应付国人民心，并不是要真心谈判。因此，当时在社会上一些很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不断发表声明和宣言，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认真考虑人民的愿望。

1945年1月1日，由黄炎培等60余名社会贤达联名发表《时局献言》，要求国民党和各党派切实合作，并力挽西南战线的抗日危局。

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又发表对时局宣言，主张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保障人民自由，立即释放政治犯。

25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邀请黄炎培、左舜生、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邓初民、郭沫若等到中共办事处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并向记者发表谈话，表明中共中央向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提议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议，以便正式商讨国是会议和筹组联合政府问题。周恩来重申目前全国人民期望于国民政府的，实为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法令，废除一切特务活动机关，停止一切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承认中国解放区、一切抗日军队及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等要求。

2月13日，重庆妇女界也公开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

次日，周恩来再次在离中共办事处不远的上清寺特园宴请于右任、孙科、左舜生、沈钧儒、郭沫若等包括国民党要员在内的各党派与民主人士代表，就当前国家大事交换意见。一时成都、昆明、桂林等地也都纷纷行动，发表宣言，热烈响应中共提出的号召。

在此情况下，文工会遂组织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表对时局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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