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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1页）

前水平，人均产量却有所下降；经济作物的下降更是明显，如油料、烟草、茶叶、丝茧的产量降低了一半左右；而且以后很久，这部分生产都未能恢复起来。

到1956年，集体化以后的第一年，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1956年中，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5月6日：“一五”计划前三年烤烟生产的计划都没有完成，原因在于指导错误以及价格政策等；9日：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油料供应不足；10日：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大大下降，是造成当前农村市场不活跃的重要因素；24日：去冬到今春不少地区农村副业大大衰落；6月6日：由于领导机关重视不够和长期以来收购价格偏低，江浙两省桑园面积和产茧量，目前只相当于战前的54％和35％；据农业部统计，今年花生、黄麻、甘蔗播种面积都在减少，许多地区副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特别是养猪减少；7月：中央农工部副部长王观澜报告，浙江副业严重下降，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一般亦下降了30％～80％以上。

毛泽东为此专门起草了一份通知：河北省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占产值百分之七十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

生猪的出栏头数从1955年下降，1956年下降为6157万头，比1954年减少20％左右。1956年出现了全国大牲畜数量的首次下降，从此开始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1957年、1958年分别减少390万头和610万头）。

而且，极力强调粮食生产，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在集体化的前十年（1956～1966年）粮食生产是零增长，后十年（1967～1977年），仅仅是总量增长，人均并无增加。在大饥荒时还能依靠四川、黑龙江，改革前夕则几乎没有一个省份还可调出粮食（不要说防灾，以后的“工业化”、“城市化”皆失去依托）。

当年“以粮为纲”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反而害苦了那些先进地区。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存在过，如雍正皇帝曾一度批评广东和福建的“舍本逐末”。继1982年福建之后，1983年、1984年我两次赴广东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开”之后，地方经济将向何方“自由”发展（我在那里也遇到老人恳切陈情，希望上头放宽粮食政策）。

简言之，在中国这一农业古国，自发展的早期阶段，粮食生产都是丰富而有余裕的，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改而经营其他经济作物，因此不得不进口粮食（如广东、江苏、福建等），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强令其“自给自足”，结果将会放弃其领先地位，即使获得一时成功，却最终无法解决该地区的发展问题。

“以粮为纲”的问题，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得以解决，《杜润生自述》中说：1981年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13号文件），它关系到健全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生产的战略方向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生产结构问题和责任制问题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两项政策，一条是包产到户，一条是多种经营，从此把农业推进新的体制和新的生产结构。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好像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主张重农轻商，就只种粮食，不搞多种经营。实际上“多种经营”是禁不住的，在有些朝代还很发达，——《自述》在这里即引述了高王凌的研究。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交给发展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宋江看好它，来信说：“不仅文章对现实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改变史学界的学风有一定价值”，并决定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以后，据友人唐晓峰回忆，王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

当然，这一问题的解决还须分两步走，没有八十年代中在粮食问题上的“放手”（所谓农村改革的“第二步”），则还不成（参见广东和江苏的例子）。

说到这里应该声明，我决无意指陈中国当代改革是受清代影响，不，农村改革是从实际出发，并非受书本和前人影响。但也不可否认，这里面存在有一种“关联”，而且可以“互相说明”。

所以我曾提出这样的学术口号：“正面观察，贯通古今”。不但来回观察，必要时还须反复贯通。

四、一以贯之的农村工业问题

有关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方面，是农村工业问题。

有人以为，农村工业是“大跃进”以后才有的，这并不对。也有朋友问我，苏南的乡村工业为什么这样发达（白南生；为此1988年我们曾一同去无锡作了一次调查）？对我来说，这问题却是“不言自明”的。在地区研究中，除四川、广东外，我曾专门研究过江南。过去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遮蔽，这些地区发展的本格意义都被忽视和歪曲了。

我的研究表明，在清代长江三角洲，曾存在一个“农村工业区”。当然，这里说的不是现代工业，而是传统工业（与今人的误解不同，传统工业也是工业，而且二者的转化在江南也没遇到什么“实质性”的障碍）。在那里，农家出产主要是工业品——手工纺织产品（棉布、丝织品等），基本是以货币结算（出售棉花，买米自食及交纳漕粮）。不但如此，如果进一步细作区分，可以发现，其最终产品组成中“工业所得”占据大半，“农业所得”不过三分之一。因此，江南也成为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为富庶的地区。

与一般所知相反，清代政府对农家工业采取支持态度，好些个省份，如河南、四川、陕西等地的“劝农”中，也都把江苏当作了经济发展的楷模。相应的，乾隆时期政府还开放了矿禁。

“农村工业区”？其他经济史学家不一定同意我的说法。当然，在经济史研究中不可避免会缺乏一些“现代统计”。但这不能成为借口。曾国藩说：做学问要有“胆识”。有些问题需要“考据”，有些则须用别的方法，如章学诚说的“性灵”和“神解精识”，所谓“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帛之外，别有心传”，一味考据，恐怕就会落入学问的“下乘”，并可能迷失研究的方向。

《杜润生自述》里说：初到国家农委上任，正是1979年年初，发现江苏一枝独秀，发展了一批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在苏南早一步得到发展，也和近代早期的传统基础有关。

他又引述高王凌的研究，说：据中国有的学者研究，在清代这里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工业区”，家庭手工业非常发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而且，到二十世纪很快就转成现代工业，并形成当地的经济中心，但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趋于凋落。纵观历史，农业向工业生产发展的冲动，在中国是早就存在的，也是难以遏止的。

在追述改革前夜农村形势时，杜润生提出，当时农村已形成了三类地区，各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一种是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一种是处于中间状态的，一种是较差的“三靠队”。所谓“三靠”，即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这一类生产队大多在落后地区，显得问题最大。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第一类地区即所谓先进地区，问题也很大，只是性质不大一样罢了。这些地方迫切需要放宽政策和解放劳动力，把经济导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梯。然而，受到宏观经济的制约，这种需要很难满足。集体经济体制既解决不了三靠队的“脱贫”问题，也满足不了先进社队的“致富”要求。它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为此，1979年，刚恢复工作不久的杜润生就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到1982年、1983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只有社队才能办企业的限制。1984年“一号文件”提出，农村中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性进步”，接着转发了《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作为1984年“四号文件”下发。为以后乡镇企业迅猛发展，打了个基础。农村工业遂成为此后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居功至伟。

发展“多种经营”和“农村工业”，是清代为我们展现的两条极具可行性的经济发展道路。至今，中国农村经济仍然走在这条路上（包含商业）。中间的一度改变，并不能使其“中断”。

当代农村改革究竟从何而来？不难发现，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制度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一定的土地及财产私有权、小农的家庭经营、农民选择生产项目和经济行业的某种自由，商品性经营以及市场机制等。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曾经有过的东西。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内涵，也可称为“传统制度”的复兴；即令“包产到户”，也可以说是古代“井田”、“均田制”的再生（参见未刊文稿：“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依托”，1987，福特基金会赞助）。历史，在这里重新“接续”起来。

关于清代的“工政”和“粮政”，是我在赴美之前写就，并以论文形式在美国发表（1987年）。回国以后，形成小书《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由沈志华赞助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友人王希和谢茂松的帮助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2005年，更名《活着的传统》）。所谓“经济发展”，意指历史上“经济恢复”之后的“和平发展时期”，讨论这一时期的传统政策，在以前大约还没有过，为此我获得美国Luce基金的赞助（1986年）。

如此看来，清代的经济发展政策，实具有前瞻性和跨时代的重大价值，特别是我们有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经验以后。虽然这些并非传统史学关心的重心，清人自己也未做过相应的总结。我却从中第一次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的正面价值，从此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无意间扩大了经济史的研究领域，把一项“经济史”研究，带入了“思想史”、“政治史”的领域。也许，正如钱穆所说：“经济史必从全部文化着眼始能有大成就”？

不过，在那些文字中，我却只说“历史”，几乎没有一句提及“当代”。相信识者皆在农村经过一番“摸爬滚打”，深悉“个中滋味”（以后很久我才试着把其中的关联挑明）。

“一代有一代之史”，这成为我最重要的研究之一，它是对昔日历史的一个现代诠释，也是对当代改革的一个历史说明。借由着这种“古今两相观照”，我尝试着将历史学与当身社会问题连接起来。其实，它可能也是“身不由己”，因由自身经历，衍义出一段历史。貌似严整，却是信步走来，并无“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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