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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英文字母只有26个，德文字母有30个，意大利字母有21个，就算是夹杂了汉字的日文，也可以用五十音图来表达。只要配合相对应电码，就可以很简单地进行收发报。

但中文不同，中文用的是方块字，以单一汉字为基本单位，光是常用汉字就有3000多个。指望把只有点、划两种元素的电报码排列成3000种不同组合，这是不可能的，就算编成了，也异常冗重。

电报刚传到中国的时候，都是外国人在使用，这个问题还不算太明显。可当电报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以后，中文电码的严峻性就凸显出来了，总不能让中国人在中国也用英文互相发电报吧？那时候的形势有点像电脑刚开始在中国流行开的时候，一批人叫着“汉字不亡，中国必亡”；还有一批人玩命地琢磨汉字编码。如豆的油灯之下，不知道有多少王永民挥汗如雨地琢磨着。

、＇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电报编码，是一种所谓“四码法”。发明者已经不可考，最先把这种办法整理出来是在1873年，一个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选了6800个汉字，编成《电报新书》，后来郑观应把这本书改编了一下，使之更适用于中文，增加了更多汉字，改名叫《电报新编》。从此这种“郑码”便成为中国电报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系统。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四码法是一种最简单的编码，它不用什么技巧，单纯靠蛮力。它以10个阿拉伯数字对应汉字，每一个汉字用4个数字的组合表达。比如李2621、鸿7703、章4545。发报员只须把这12个数字发出去，接报员就能根据这12个数字重新组合成“李鸿章”。那封著名的东南自保电报：“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翻译成电码，就是“29740052073000484727000811446096”。

、＇国外都是三码组成一个语素，只有中国是四码，所以叫做四码电报。

、＇有一种说法说四码电报法是1840年李鸿章请丹麦人编写的，这是瞎说。1844年莫尔斯才在美国国会大厦公开演示他的电报机，李鸿章哪有那种能力提前四年就找人编电码？

四码电报是流水式的，和字形没有关系。说的简单点，就是把一个个汉字与四个数字组合完全随机地拉郎配，没有规律。背诵起来十分辛苦，优点是绝无重复。所以看老照片老电影，译码员需要常备一本汉字编码书在手边，以便时时查询。

对于生手来说，这种东西用起来十分痛苦，但如果熟练以后，速度就能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那个老译电员一样，斜眼一瞥，脑子里就自动跳出相应文字来。咱们国家现在电报业务接近取消，很多老资历的电报员改用电脑，他们改不了老习惯，仍旧用电报码输入法打字，一分钟也能打到90多个字。

这就是卖油翁的境界，“唯手熟尔”。中文电报员的标准规范，就是一边全神贯注地读电码，一边手在电报纸上写下数字，然后把读到的数字四字一组译成中文。有更牛的人，连看都不看，光凭耳朵听就能下笔抄录墨不加点。

据统计，清末的中文电报房每分钟大概可以发出20～25个华文明码。每一份电报的费用是按照七字一算。七字之内都按照七个字收费，七字以外另外结算。

咱们就拿陈嘉庚老先生在抗战时的一封电报作个例子。在两页电报纸的下方印有一排排四字一组的数字，这个就是中文电报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电报码都是手写的。到了1933年的时候，中国正式引入打字电报机，从此电报码的抄录全都变成机器流程，铅字印刷，省却了无数人力。

在电报码的附近，是译好的中文，每四个数字上就有一个手写的汉字在那里。当时的电报译员最繁重的工作，就是要靠人工逐字逐句把电报码翻译过来。

关于陈嘉庚先生的那封电报本身，其实也有故事。1938年10月，汪精卫发表“和平”谈话。陈嘉庚听到了十分愤怒，连续发了5封电报给他，予以斥责。恰好在10月28日重庆召开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陈嘉庚那时远在新加坡，就在10月26日发了一封电报给重庆，里面阐述了自己的参政提案。

当时他的提案一共有三个：“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这个提案甫一由大会秘书处公布，立刻得到了极大反响，当即就有19个参议员联名附署。据说开大会的时候，坐在台下的汪精卫听到大会主席公开朗读该项提案时，面色苍白，如坐针芒。两个月以后，他就用行为给陈嘉庚这一提案作了最佳的注脚。

陈嘉庚的提案后两条无关宏旨，但第一条可谓是铿锵作响、掷地有声，以至于长久以来大家都只记得这一条，而忘了其他两条的存在。一直到前一段时间这封电报的原件重新面世，世人才得以窥得陈氏提案全貌。

四码电报影响至为深远，1926年王云五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正是沿用“四码电报”这一形式，四个数字表达一个汉字。但是王云五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从汉字结构入手，让汉字和数字之间建立起了独特的联系。不知为什么，这种检字方式始终未应用在电报系统上，大概是考虑到汉字编码之间时有重复，不够牢靠的关系吧。

四码电报法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一直到1925年，才有注音字母电报法在东北实行了一阵；到了1949年，全国改用拉丁化新文字电报；到了1958年，改用拼音电报。但四码却始终牢牢把持着主流，直到电报消亡。

尽管四码法解决了中文电报的问题，但四个编码一个汉字，效率还是比较低。尤其是当时电报线路都由洋人把持，收发的费用都极其昂贵。当时电报的费用往往一个字就得数两白银。为此清廷曾经专门下令，让各级官员没紧急的事就别发电奏、电牍，就算发也尽量长话短说，什么我主万岁、乞伏太皇太后圣安、惶恐顿首之类的客套话都一概免去。

比如说，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二十七日，中法关系正在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发给过总理衙门一封电报：“密廿六幼樵电告闽河口来法兵船三只鸿沁”，全文共有18字。幼樵指张佩纶，鸿指李鸿章，全电文的意思是，福建海境出现了法国来的三只军舰。

而张之洞受命接济台湾军火，也曾经电告福建“有旨停运渡台军火暂勿运稍俟之和约成则运款局败亦运朔”。意思是现在上头正谈判呢，先别运过去，合约谈成了再运，合约谈不成也运。

中国最讲究礼仪，什么都能省但礼数不能省，不过落实到电报上，就连这点都不得不让步了。有一封清廷驻古巴参赞给皇家的一封祝寿电报，就简单地写着“皇上登巡，古巴华侨及古巴政府均特贺。”如果哪位官员上正统贺表时，在纸上只写上一句“皇上生日快乐”，恐怕脑袋早搬家了。

有一次，光绪皇帝收到驻英法大臣郭嵩焘的一份奏折，在奏折里，郭嵩焘参了驻德国大臣刘锡鸿一本，说刘锡鸿“滥用经费”、“挥霍巨糜”、“驻欧使馆不堪重负”云云。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刘锡鸿在4个月内发至七八次电报，而且全是私事小事。光绪皇帝十分震怒，立刻下旨将他撤职查办。清政府派出的驻外使节，《小说下载｜ＷＲsＨu。ＣoＭ》一般都是四品以上大员。这等显赫官员竟只因为多发了七八次电报就被处分，可见这电报费用贵到了什么程度。

当然，也并非一味为了省钱而尽量减字。中法战争在台湾打的最激烈的时候，张之洞一日之内三电李鸿章，每封都在数百字，详述战况，以免贻误战机。

欧美国家为了节省电报字数，往往采取缩写形式：“GM”代表早上好，“SFD”表示停下来吃饭，英国农业部在印度使用“envelope”一词表示“大群蝗虫已经出现并毁坏庄稼”。人们为了省钱，还经常使用英语单词“停止”（stop）代替句号来结束一句话，因为“停止”这个词免费，而一个句号却要收取额外的费用。中国也有类似的习惯，各类特别业务，除另有收费规定外，均需在电文末了加一规定字样，如加急写“急”，校对写“对”，候复写“复”字。

除了这些，中国人独具只眼，发明出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省字方式。

英文用阿拉伯数字表达，就可以表达全部日期，而中文如果写全的话，最少也得4个字（一月一日），最多得6个字（十二月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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