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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个……”“嗷，我想起来了，是斯文点的那个吗？”“是啊！他现在当导演啦！出名啦……”谁想到，陈凯歌现在已经是国际知名的大导演了。

我们一师的宣传队因为是两个团宣传队合并的，所以阵容庞大，好像有六七十人，可谓是人才济济。无论是身材、相貌、歌喉还是台风，那真叫漂亮。乐队有三十多人，华天礽是第一小提琴手，指挥当然是余志刚。这么大的乐队，谁错了半个音他都能听出来。有一次，有人和他争辩，结果一查总谱，是那人抄错了半个音。我们的节目主要以两个队原有的保留节目为主，新创的节目不多，但我们把这些节目都重新抠了一遍，服装道具配齐，演员也合在一起，那气派就大多了。这台节目在春节前后到昆明等地巡回演出非常成功，省电视台还直播了，但是我没有参加。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30）

那年的元旦前夕，我们的节目已经排练好了的同时，我回城到广州的商调函几经周折也批下来了，我一分钟都不敢多待，把摊子交代给仲永和他们之后，打起行装就走了。我的商调函是按照中央关于“父母身边没有子女的，可以调一个子女回城”的政策去办的。当时，我父亲已经从江西“五七干校”调到广东工作一年了。此前我的商调函已经被师部退回过一次。这一次，曾塞外给我介绍了一个在师部档案室工作的知青，让我亲自拿着商调函回团部找到领导，当面批的。

我到团部车队，找到了老朋友——北京知青“方块儿”（他的大名叫袁景玉，只因为他的脸长得方，体形也方，所以外号叫方块儿）。他把我让到火塘边，吃着他煮的东西，突然他开口说：“x！我们都是被你们骗到这鬼地方来的，你们北京55个回城，我不拉你们！”说归说，我走的时候还是搭的“方块儿”的车。

搭他车的人很多，他把我安排在他开的解放牌卡车的车头后面，坐在一堆木料上。迎着西双版纳湿润的山风，躲闪着路旁树梢的抽打，经过三天晓行夜宿的风尘来到了昆明。在昆明，我找在省里当了官的同学帮助开了介绍信，用农场给的路费加上行李托运费买了一张飞广州的机票。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转眼间我离开农场回城到广州已经32年了。想当年离开西双版纳的时候，我一分钟也不敢多待，生怕领导又把我扣下来。但回城以后，这些年却常常跟人谈起西双版纳，那里可是埋藏着我们数十万知青的青春年华的地方啊。岁月无情，如今我们这拨人都陆续退休下岗了。

这些年里，我利用去云南采访之便，又绕道回西双版纳东风农场6次了。

1990年，我在景洪街头拍照的时候，碰见原西双版纳州文工团的舞蹈老师，马老师正为游人拍照。我上前热情地叫他：“马老师！”他回头面带惊慌地看着我。我对他说：“我原来是二团宣传队的，当年曾经到州文工团里跟你学过舞蹈。我这次是从广州来的……”我还没说完，他已经警惕地看着我，返身收起他的三脚架，慌忙把相机和相版等东西塞进挎包，扭头走了。我惊呆地望着他那棱角分明的远去背影……我敢肯定，我没有认错人。

2003年春天，云南新闻图片社的摄影记者徐晋燕参与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庆祝建州50周年举办的摄影节策展。他的外号叫“冬瓜”，是我的老朋友了，他邀请我带着我在西双版纳拍的照片去参展。现在去西双版纳的交通已经很方便了，坐飞机当天就能到。在昆明转机的时候，我刚好和杨丽萍乘同一架飞机，她是参加州庆活动晚会的演出的。在景洪出机场的时候，见到来接机的“冬瓜”，他和杨丽萍也是老朋友，于是他把我和杨丽萍叫到一起，“不怀好意”地要验证一下，我是不是真的和杨丽萍同台跳过舞。我向杨丽萍自我介绍一番，并讲了当年的情况。她笑着点头认同了我说的情况，但是她说她已经认不出我的样子了，我说：“三十年前，那时你才十五六岁，我那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

过了两天，冬瓜约我们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界朋友聚会，聚会的地点在一个邻街的楼上，楼下是一个摄影冲晒店。在店里我又见到了马老师，他正举着刚冲好的一条彩色胶卷，对着天光仔细地看着，嘴里嘟囔着对旁边的发烧友说：“我的镜头太短了，舞台上的杨丽萍显得太小了……”我听了他的话，心里一阵发酸。要知道，他当年曾经是杨丽萍的老师呀！

我没有再去打扰马老师。我从当地的摄影师那儿了解到，马老师是个回民，他虽然舞跳得好，但在政治运动中却因男女关系问题被批判，开除了公职。“###”后，他也没有向原单位提出申诉，因为他没有什么文化，不会写申诉信。他就靠在景洪街头给游客拍照为生。现在，绝大部分游客都有了相机，而且还是数码相机。他的生意越来越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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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1）

密林里没有诗情画意

“###”前夕，苏联在西双版纳拍了一部电影，叫《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那是关于野生动物的纪录片，纪录大象、猴子、鹿、老虎和孔雀等在森林里的原始生态。这部片子当年的影响很大，因为那时的中国政治空气很浓，比如“四清运动”，各种政治学习，还有“抗美援越”。在那样的时代，这部片子就显得格外清新。不久，“###”开始了，全国都卷入了革命的激情里。但激情过后，尤其在1967年之后，我们这些毕业班的学生，年龄已经20岁了，既没工作也没事可干。在八亿人民八亿政治家的政治运动中，西双版纳给了我们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想象空间。

特别是刚到西双版纳的时候，那原始森林，那云雾，还有傍晚在生产队场院上吃饭时见到那变幻着色彩的夕阳。傣族的佛教文化跟当时“###”的狂暴，形成强烈的对比，更加深了电影给我的神秘感。可能这就是我们那么多知青热情奔赴西双版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既有对政治运动的厌倦，也有对大自然的依恋和向往。

我们55个北京知青去得早，当地还没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当地的生活水平也还好，所以虽然干活辛苦，但我们还是比较认同那里的生活。后来，很多知青耻笑那些当年到北京、上海、昆明和四川去招工的干部在动员会上形容西双版纳是“脚踩菠萝，头顶芭蕉”。那样作介绍当然不对，不过，我们1968年2月去到那里的时候，正是水果收获的旺季，在每个寨子都可以买到甘蔗、波罗蜜、芭蕉和菠萝，才两分钱一斤。而我们的工资是每月28元。即使是淡季，一般也能买到芭蕉、三牙果或者酸角。那时少数民族不用交公粮，所以，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是可以的。

西双版纳属于哀牢山的余脉，这里没有很险峻的山。山上原本都是原始森林，森林里有数百年的大树，树下有茂密的灌木，空中有各种粗藤缠绕，错综复杂神秘莫测，即使像篮球场那么大面积的一片原始森林，人走进去都会迷路。山里有大大小小的河流，河流都汇入滔滔的澜沧江。当年的澜沧江是野性的江，旱季时开阔的江面平静而清澈，而雨季时它裹挟着大量枯枝败叶咆哮着从山里冲出来，黄色的江面布满旋涡。

当地的原住民基本没有汉族人。他们把盆地叫坝子，坝子周围住的都是傣族人，他们的农耕水平挺高的，傣楼里也挺干净的，不过水牛都是放养的，所以到处都可见到牛粪。我们戏称这里的风光是：“远看青山绿水，近看牛屎成堆。”每个寨子都有个寺庙，叫缅寺。有的大寨子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佛塔。当时傣族寨子的后边都有一片山林，是他们的柴山，里面有很大的芒果树，要两人才能合抱；有各种灌木和菩提树。他们的水田很多，今年种这一块，明年种另一块，是轮耕的，所以土地很肥，不用施肥也能收成好。他们的大米是用来喂猪的，自己只吃糯米。每到甘蔗收获的季节，在勐龙河边的每个寨子都竖起五六米高的大水车，他们榨甘蔗的滚轴和榨辊机齿轮都是用木头雕的，水车日夜不停地转，河边支起数十个大锅熬糖。两三毛钱就可以买一坨用竹皮包好的焦糖。耕田用的水牛平时就放养在山上或休耕的田里，长得很壮，经常可以看到公牛在田里打斗。傣族人的马车可漂亮了，他们的马个子小但很壮实，脖子上套着一串马铃，头顶上戴着红缨，三匹马拉着一个不大的车，人站在马车上持缰赶马，跑起来像古代的战车，马铃哗啦啦地响。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2）

讲到西双版纳的傣族风情，自然要提到北京国际机场里那幅由画家袁运生创作的大型壁画——《泼水节》。当时就因为他画了傣族人天体裸浴的风俗，被扣以“自由化”的帽子，画作也被遮盖了。此事在全国传得沸沸扬扬，大家都对傣族人的裸浴感兴趣。

傣族人以###示人并不觉得是丢人的事。有一次我骑车经过曼飞龙寨（现在已经是有名的旅游景点了），天气很热，赫然见到公路边的菩提树下，一群姑娘赤身###有说有笑地洗衣和洗澡。她们见我过来也不躲，其中一个体态丰盈的美女坐在石板上，还挽起长发扭转身对着我笑。我不好意思地低头过去了，身后传来少女们的笑声。我回到生产队将此事请教我师傅李承安，老李说：“你低头就不对了，她们会以为你看不起她们。你应该望着她们，表示你很赞赏她们长得美丽……”我真是很后悔。

傣族人特别好客。农场的人路过上傣楼歇脚，他们不仅端茶，还拿出芭蕉、甘蔗来款待。临走的时候，你还可以用两三毛钱买上一大串芭蕉或一个十几二十斤的大波罗蜜。傣族人信佛教，性情特别平和。他们的男孩长到五六岁就出家当和尚。学傣文，学念经，也学算术。一直长到婚龄青年，就还俗。还俗以前，他们浑身上下都刺上佛教的花纹，刺得越多表明他的文化水平越高。所以傣族男人洗澡的时候，只要把双腿一夹就跟穿了衣服一样。

他们的牛过夜都在傣楼的下边，所以村子里都有一堆堆的牛粪，显得很不卫生。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最讲究卫生的，比如上楼要脱鞋，傣楼上也擦拭得很干净，因为楼上有火塘，所以住在上面很少有蚊子叮咬。他们没有厕所，大小便都是到河里去解决。每天收工后，经过村边的小河，他们都要在河里洗个澡。

我觉得世界上最好的文化是傣文化，非常平和。我们农场的生产队一般离傣族寨子都挺近，在大会战的时候，我们还经常住在傣族人家里。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傣族人吵架，连夫妻吵架的都没有，更没见过大人打小孩的。后来“###”运动传到西双版纳时，也不见傣族搞武斗。一些知青偷了他们的鸡，他们即使抓到了人，也从不见老傣族采取很暴力的手段惩罚，而是把人交回给连队，教育教育了事。只听说有一次，有一个寨子因交了公粮以后，到了旱季他们实在没有粮食吃了，于是整个寨子的青壮年手持火药枪、砍刀和弓弩到粮库去抢粮食。

原汁原味的泼水节实际上是一个狂欢节。白天，不论在寨子里还是在路上，人们用大盆大盆的水相互兜头泼去，像是在玩打水仗。到了傍晚，男女老少酒足饭饱以后，敲锣打鼓来到田坝上，点起篝火和土制的烟花，放起高升，通宵达旦地在田坝里跳舞。跳累了就继续喝酒。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3）

1969年，###开始三年以后，政治运动才真正传进西双版纳。傣族的缅寺都被取缔了，很多大和尚不见了；傣人的农耕方式也改成学大寨、记工分。不仅要求他们种双季稻，还要求他们施肥，但是傣族一直不接受用厕所，积人粪尿。他们的生活水平很快就下降了。以前，边民是没有户口的，他们本来可以在中、缅和老挝的边境随便移民的，但这时，也要登记户口，还要交公粮。他们的水果、蔬菜和糖都不准自由买卖了，只许卖给国家，国家收购了油、肉、糖和粮食等物资，一车车拉去胡志明小道援越抗美了。

山上的少数民族，有哈尼族爱尼人、拉祜族和布朗族，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还是刀耕火种的。刀耕火种就是将原始森林砍倒，然后烧坝。经过烧坝的土地很肥沃，不用翻地，只用一根竹竿在地上戳上一个个的小洞，再往每个洞中撒进几粒种子，到秋天就可以收获了，产出的稻米叫旱稻。他们也在山上放养一些鸡和猪，男人在白天更多的时候是进山打猎。他们生活比较贫穷，也没有什么文化，有些寨子还有很多吸大烟的，因那里靠近金三角，是鸦片烟的产地。1969年以后，境内的少数民族吸大烟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我们农场知青还曾提着烧酒去山寨，帮助他们戒烟。山上少数民族跟边防军的关系很好，因为边防军给他们很大的帮助。

1969年以后，大批知青来到西双版纳。有一次，我们宣传队去到我曾参与盖房子的新建农场，为刚来落户的上海知青们作慰问演出。当天下了雨，泥路湿滑，这些新来的上海知青不会走夜路，摔了跟头，有的还滚了一身泥。很多女孩子都哭了。在西双版纳，知青们被蚊虫叮咬以后，忍不住了就抓，天气潮湿，腿上胳膊上抓破的地方就生疮、溃烂、发炎，直至长疮。一站起来腿就胀疼。我们刚来的时候，都有这种经历。那时西双版纳还属于瘟疫区，在澜沧江大桥之前有个检查站，来往车辆都要进行消毒，人也要下车走过消毒池，每个人口里还要喷药水。有很多知青得过瘟疫，比如我就每年都打一次摆子、拉一次痢疾，每次都发烧到40度以上。

好在大部分的打摆子和拉痢疾并不会死人。不过，西双版纳有种脑型疟疾却是很可怕的。我们五营五连有个昆明女知青叫林政莉，聪明伶俐，很能干，是个班长。我1971年夏天回家探亲之前，她还是欢蹦乱跳的。等我一个月之后回到连队，队里的人告诉我她去世了，她得的就是脑型疟疾。听说是疟原虫攻进了脑子，堵塞了脑血管。她的坟墓就在我的同学凌瑜的墓旁。凌瑜得的是中毒性痢疾，也是得病以后几天就去世了。还有一种我们以前根本没听过的病叫钩端螺旋体，是一种血液的寄生虫，是通过牛粪污染的水源传染到人身上的。我的同学陈新增就得过钩端螺旋体，发烧40度不退，脑子都烧得有点迟钝了，后来终于治好了。我们那儿还有一种病叫登革热，也是会死人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⒏　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4）

原始森林的环境其实是不适合我们这些城里人生活的，它真的是大自然各种生物的残酷竞争的环境。我曾在雨季走进森林，里面很黑，到处有树藤缠绕，那树藤一尺多宽，像大蟒蛇一样盘来绕去，原始森林里的确很恐怖，我只走进几十步就走不进去了，地上的蚂蟥一只只闻到人味就都直直地立起来左摇右晃，一沾上脚，它就钻进衣服里，在人身上吸血。我们上工的时候，身上常有蚂蟥爬上来，不知不觉它们已经吸饱了血之后滚走了，而我们身上的血还在渗着，直到衣服里或者是鞋里感到黏糊糊的，才发现。

我虽然在原始森林中生活了七年，但很少见到原始森林里的动物。那些被抓回的穿山甲、大蟒蛇都是在市场上卖的，或是进饭锅的，真正像电影里那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调太少了。那时常有从北京、上海派来的医疗队和慰问团到大勐龙来，他们饶有兴趣地让知青带他们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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