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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过去，而偏偏报社的电话不能打国际长途。

于是，我跑到报社旁边的一个话吧，打电话到莫斯科，连续打了一下午，电话始终没人接。后来得知莫斯科人有一个习惯，每年夏天都要到郊区的别墅避暑，享受清凉，所以一到夏天城里就几乎没人了，不像济南，人满为患。第二天我继续打，终于有人接了，恰好就是那个汉学家，我一着急，说：“How　are　you，你好。”

汉学家说：“你好，咱们还是说中文吧，英文我听不懂。”

我的脸顿时红了，接下来说的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我一直在看着电话屏幕上不断跳动的数字，数字每跳一下我的心都紧一下，俄罗斯长途每分钟四块多钱，那天总共打了将近一个小时，一个电话下来，花去我200块钱。

那时候我身上仅剩下205块钱了。

更让人郁闷的是，当我拿着话吧老板手写的收据跑到报社财务处报销的时候，那个三十多岁一脸青春痘的女人却说我的收据上没有印章，不能报销。

于是我回到话吧，让老板给我加盖印章，老板很坦然，摊摊手，说他这个小地方，哪来的印章？

那200块钱终究还是没有报出来，并且因为选题的临时更换，我写的关于汉学家的稿子最终被撤了下来，也就是说，我一分钱稿费也没赚到，另外还倒贴200块钱。

那是7月底，济南最热的时候，我握着被汗水浸得软塌塌的收据，站在报社门口的马路边不知所措。最后我把收据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背起包走出报社大门。

那天下午，我花4块钱吃了一碗拉面，然后花一块钱坐公交车回住的地方，躺在床上，想男子汉大丈夫，被区区200块钱绊住了，像话吗？但是话又说回来，虽然只是区区200块钱，那可是我的救命钱啊。

我不得不跑到徐达和刘雅倩那儿，从他们也已经几乎见底的钱袋里掏出100块钱，支撑到月底。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感觉好一些，我悄悄计算了一下这个月的稿费，估计突破2000元了，之后每天都想着怎样花这些钱，是换部手机呢还是买个数码相机，是给爷爷寄去一些呢还是存起一些来等将来娶媳妇用。

我的想法一般都不切合实际，如果真的用这些钱娶媳妇，估计我也只能到非洲去买个难民了。

三鹿事件的轰轰烈烈已经接近尾声了，诚信成了这个社会再一次扪心自问的一个经典话题。精神上的空虚笼罩着很多人，而物质上的大爆炸正悄悄向人们涌过来——经济危机来了。

从东南沿海开始，从几个月前还是一路绿灯的股市开始，从大洋彼岸那场越来越精彩的总统选举开始，从报社越来越少的广告开始，从每个人饭碗里的大米、白菜、馒头开始，经济危机来了。

本省的一个钢铁企业接近于宣布破产，很多找到工作的人还没有上岗就面临失业。突然想起了几个月前我采访的一个技校学生，那次为了做一个本科毕业和技校毕业究竟哪个好的类似于伪命题的稿子，我来到经十路旁的一个技校，教务主任领过来一个学生，说他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和本省一家钢铁企业签约，月薪两千，外加五险一金，现在刚刚毕业，就等着企业通知他去上班了。

那个比我小至少三岁的男孩不大说话，很多关于他的信息都是教务主任告诉我的，只有等到教务主任出去了，他才说了一句：“我爸说上大学没用，毕业等于失业，不如上技校，工作好找。”

现在刚刚过去两个多月，经济危机打破了本科毕业生们的幻想，是不是也打破了技校生们的幻想呢？那个男孩还好吗？

幸好我的稿费单已经发下来了，这个月是2100元，我看到了花花一堆钱摆在我面前，钱实在不多，但都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打出来的，一个字5分钱，2100元钱，那该多少字呢？

3、我要娶的人都去了哪里？

从老家回来后参加了和徐达、锅头、段方杰几个人的毕业三个月聚会，之后我继续奔波在没有新闻现场的新闻事业上。我的生活里再次没有了那个村庄，没有了我曾经发誓一定要娶的姐姐付小芳，我只想拼命赚钱，要是有机会的话，让苏月做我的新娘。

人总是会变化的，小时候，我曾经不止一次站在付小芳面前，对她说同样的话：“姐，等我长大了，我一定娶你，你要等着我啊。”后来我变了，变得怕见到付小芳，怕她会重新提起早年的话题，如果她让我娶她，我该怎么回答她呢？好在付小芳从来没有说过要我娶她的话，她似乎已经忘记了小时候的事情，或者一直记着，只是像我一样不肯说出来？

我第二个要娶的人是高中时喜欢的女孩，记得高二的时候，我偷偷给她写信，说我喜欢她，后来她也说喜欢我，我们拉着手坐在汶河边看柳树、看河水、看人来人往。我站在汶河与上庄河交汇的吊桥上，像当年对付小芳说的那样，对她说：“将来我要娶你。”

女孩脸红了，蓝天白云作证，那时候我确实心里只有她。

我再次表现出了我的嬗变，现在我以工作为动力，否定自己的过去，甚至否定了自己，我的目标经过多少次修改之后变成了：苏月，我要娶你！

可是，我要娶的人都去了哪里呢？付小芳即将成为耿林强的新娘，高中女生早已经是孩子他妈了，而苏月却在远离我一千里外的首都。

苏月正在越来越首都，而我却越来越济南。

4、理想是狗屁

慢慢的，我的生活和工作稳定了许多。我说的稳定不是一劳永逸，不是许多人认为的衣食无忧，而是一种接近于没有头绪的状态。我看不到未来，看不到一年，甚至一个月之后我会在哪里。“媒体都是公交车，你完全可以随便上，随便下，没有人阻拦你。”刚进报社的时候，姚启功私下里对我说。

有一些潜规则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现了的，后来我知道了软广告和新闻稿件的不同，知道了哪些东西可以报，哪些东西你要是报了恐怕不仅是饭碗难保的问题。我还知道了报社的收入不仅仅是发行和广告。这一点容我以后详细描述，这里不表。

不进报社不知道，现在的媒体竞争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大的新闻事件就那么一点儿，全国媒体一拥而上，而且还有网络的推波助澜，信息庞杂而且纷乱，真假难辨。

更多的人选择上网，一天甚至一个月不会接触纸张，网络占据着越来越多人的生活甚至生命。这就使报纸的市场严重缩水，很多报纸死掉了，活着的都在纷纷挖空心思证明自己活着的必要。

造新闻和造话题成了有些媒体制胜的法宝，中国人多的是，文化也有五千年，并且现在全国上下正在为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而奋发图强，那么话题就多了，诸如我们时代的性福能力、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今天，你闪婚了吗？等等，这些成了平面媒体整天乐此不疲的无聊话题。

竞争是多方位的，有外部竞争就必然存在内部竞争。报纸就那几个版面，记者就那么些，你多写一点儿我就少些一点儿，况且我们几个见习生谁都不能确定最后能够留下来。留下来的标准是什么？除了你写的稿子数量和质量，还能看什么？并且质量也是建立在数量的基础之上的，不写稿子，到哪里去要质量？

所以，这个时代的媒体环境、我们报社的基本事实，再加上时而撂挑子不愿出力，我就经常处于休息状态。一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别人忙忙碌碌，看电脑上的时间从上午变成下午。

登上QQ，在线的人很多，但基本上都是忙碌状态，一整天没人和我说一句话，我也几乎不和任何人说话。

一抬头，看见韩颖从主任办公室出来，因为一篇稿子被狂批一顿，趴在我旁边的办公桌上伤心落泪。我悄悄凑过去，递上一张纸巾，说：“别伤心了，这不是经常的事吗，要不下班后哥哥请你吃饭？”

韩颖擦了擦眼泪，说：“我要吃必胜客，不，去肯德基吧。”

我下意识掏了掏裤兜，不好，早上走得急，兜里只有不到十块钱，只得苦笑一下，说：“今天没带钱，要不你先借我点儿，明天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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