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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的上司把一大堆讲用稿放到我面前，要我审读一遍。这些稿子是县里抽调各单位的秀才写的，在我这个有文字洁癖的人看来，大多文理不通，于是我一篇篇仔细修改，改完后让原作者誊抄。有一篇稿子文理尚通，但太罗嗦，我做了大量删节。叫来原作者，发现是一个书生模样的中年人，戴着眼镜，瘦削的脸布满皱纹，一支接一支抽烟。他看了我的删改，表情似有不甘，但还是默认了。叙谈之下，知道他原是广州军区的专职作家，文革中被定罪发配到资源。他叫刘天野，我称赞他的名字好，他说是为了取笑广州人，在广东话中这个名字的发音是老天爷。此后我们常在一起聊天，直到我走出资源。

在发现我很会写材料之后，县武装部把我抽调去，与那里一个名叫唐海的年轻干事合作，写县里一个民兵先进单位的材料。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几个月，经常跑桂林军分区。军分区一位副政委管这件事，似乎颇赏识我，几次半开玩笑地说要把我调去。唐海也向我传递了类似信息，说军分区首长对我很感兴趣，我在资源肯定呆不长。不过，后来此事就没有了下文，唐海却青云直上了，在两三年之内，以所谓小步快跑的方式被飞快地提拔，二十几岁就当上了桂林军分区政委兼广西军区副政委，据说预定目标是培养为总政副主任。他是典型的乘直升飞机上去的干部，四人帮倒台后，又落回到了地面上。据我接触，他倒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城府并不深，人挺随和，实在是胡里胡涂被选中的。在他身上有一种天真的自信，我们合写的材料，我觉得不行，他总是满意之极。有一次，他参加王洪文主持的中央学习班，回来后跟我聊天，说他认识了一个副军长的老婆，是外交官，他准备让她在国外买表。说到这里，幸运儿天真地问：“为什么在国外买表这么便宜？”然后博学地自己回答：“大约是通货膨胀吧。”

我依然在县委宣传部里写着各种材料，看我能写，几乎所有写材料的任务都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很快发现，我在做着毫无意义的事情。那些讲用材料或某某单位的先进事迹，都有一个固定的套路，为了体现所谓境界，必须诱迫相关对象编造动人事例和豪言壮语，在多数情况下还必须自己替他们编造，否则就通不过。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学习班，最后首长做例行总结报告，讲稿都让我来写。那往往是一些党员学习班，班上传达的文件不让我这个非党员听，却非要我来写总结报告，也真是荒唐。我是越来越厌烦了，想到自己不得不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耗费在制造这些垃圾上，我深感屈辱。常常是一边写着，一边本能地感到厌恶，写了几句就丢开，然后强迫自己再写几句。我一遍遍问自己：难道我的生命就这么贱吗？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原则：用尽量少的时间敷衍塞责，决不多花一分钟。尽管如此，浪费掉的时间仍是大量的，现在想来仍觉心痛。

有时候，我的顶头上司认为某个材料重要，就亲自和我一起写，那才是最可怕的折磨呢。所谓亲自和我一起写，就是他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每一句，随时发出指示，让我涂掉重写。我一不耐烦，他就谆谆教导我说，好文章都是这么磨出来的。关于我的这位顶头上司，我在这里忍不住要多说几句，他领导了我这么多年，我应该对他公平。他姓石，性格却是石头的反面，怯懦而又逢迎，但毕竟当上了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工作。当然，他的性格在他的上司面前才表现得最充分。武装部一个副政委任政工组长，是宣传部的直接领导。在一个学习班上，副政委上了一堂辅导课，下课后问：“我的课讲得怎样？”我说：“可能深了些，农村干部恐怕听不懂。”石副部长立即纠正：“讲得很好，不深也不浅，对机关干部、农村干部都正合适。”后来，军队干部撤离地方，开告别会，副政委宣布：“我工作中一定有不少缺点，但这次有规定，不请大家提意见了。”既然如此，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开始互相嬉闹起来。石副部长突然嗫嚅而言：“我说几句。这次首长要走，我们舍不得……”他的话被嬉闹声打断，然后重新接上，声音颤抖，带着哭音：“舍不得，想留也留不住，现在没有办法，只好把首长的好思想好作风学过来……”说不下去了，掏出手帕擦起眼泪来。

我还舍不得剪掉另一个精彩镜头。一次我和他一起到地区开会，在大礼堂听报告。找位置坐下后，他突然发现他认识的一个地区首长的太太坐在前一排。“烟，烟。”他用手拉我的衣角。我感到奇怪，问他：“你不是不抽烟的吗？”但还是把烟盒给了他。他抽出两支，恭敬地递给首长太太一支。“火柴。”他又用手拉我的衣角。我掏出火柴，他恭敬地替太太点着，自己点上了另一支。我收起了烟盒和火柴。一会儿，太太自己点燃了一支烟，并递给他一支。太太抽着烟，脸朝前方讲台。他拿着未点燃的烟，若有所待。总不见太太回过头来，他第三次用手拉我的衣角。“干什么？”我实在感到厌恶，就明知故问。这时候，他一只手拿着未点燃的烟，另一只手摸索着伸进了我的衣袋，掏出火柴，把烟点着，然后又摸索着把火柴塞回我的衣袋。在做这些动作时，他的脸部始终保持着严肃的表情，眼睛直盯太太的后脑勺。

完全可以想到，按照性格的逻辑，这样一个人会怎样对待他的下属。在他眼里，我除了是一架写材料的机器外，还是一个听差。他随时可能来敲我的宿舍的门，支使我立即去做一件琐事，比如去找某个领导到食堂参加会餐，去找电工修理办公室的电灯，诸如此类。我算得好脾气，尽量不和他公开冲突，但心情常被他的猥琐之态败坏。因此，当我被下调到处在荒僻之地的党校时，感到的是解脱的愉快。

我是1974年8月调到党校的。这里是县五七干校的原址，在中峰公社的一片田野上，四周人烟稀少。党校一共四人，一个校长，两个教员，一个会计。雇了一个傻子当炊事员，因为实在太傻，不久就辞退了，我便在会计家里搭伙。一到夜晚，周围黑洞洞的空旷一片，萤火虫一闪一闪，蛙和昆虫们单调地鼓噪着，我独自坐在屋子里，真感到与世隔绝，心里淡泊极了。屋子十分简陋，久无人住，老鼠猖獗，蚊蝇和各种虫子乱飞，苍蝇在桌上、书上、身上、脸上拉屎。屋前一条脏水沟，农民在上游饮牛、洗粪桶，天旱时浑若泥浆，那是我们的日常饮用水。从物质条件看，当然比在县城差了许多。但是，摆脱了写材料的差事，能够自己支配大量时间，这比什么都好。更使我庆幸的是，我的新上司唐开嶟是一个难得的通情达理的人。他出身农民，身上仍有农民的种种缺点，例如爱占小便宜之类。我最受不了的是他不讲卫生，进我的房间，一边抽烟，一边满地吐痰。然而，可贵的是他还保持着农民的朴实，尊重常识，我们对县里许多现象的看法都比较一致。他对理论怀有天真的兴趣，多少还识货，以欣赏的态度放手让我讲课，在讲课之外不支使我干各种琐事。在他手下工作，我的心情比以前舒畅了许多。

相比之下，我也比较喜欢讲课，因为多少能够自主。讲课的题目当然是规定了的，所谓紧跟形势，例如毛泽东号召学马列时，讲《反杜林论》和《国家与革命》，批林批孔时，讲儒法斗争，但怎么讲就由我自己决定了。我备课是十分认真的，比如要讲儒法斗争，我就读《论语》、《韩非子》、《史记》等书，在此基础上写讲稿，而决不是照抄报纸。其实我这样做是出于强烈的私心，就是不想做一架单纯的宣传机器，每讲一个题目，自己一定也要有收获。正因为如此，我的讲课就比较有内容，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去党校前，我在县城里就以讲课出了名，各个单位纷纷请我去上辅导课。到党校后，这个名声就传遍了全县的农村地区，因为县党校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农村的大队干部，我们还时常下到公社去为农村党员办班。我本来担心自己有学生腔，农民听不惯我的课，其实不然，他们往往听得津津有味，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一点瞌睡也没有。走在街上，常常会遇到听过我的课的农村干部，走过来告诉我，说我讲课最生动实际，他们最爱听我的课。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一向听到的基本上是政治口号和官样文章，有了一个对比。我心里当然明白，我的讲课充其量仍然是比较有内容的政治宣传，与我所想望的理论研究和精神创造完全是两回事。

七、婚爱风波

我对爱情一直怀着浪漫的憧憬。在我的想象中，我的爱情应该是充满诗意而又与众不同的。离开学校后，看到周围的大学毕业生们都急于娶妻生子，我心里十分鄙视。我对自己说，我可不愿像他们那样把自己变成一头牛，去拖家庭的破车。我一定要为自己保留一份珍贵的权利，等待茫茫人海中那个唯一者出现。然而，在资源呆了不到一年，第一次走出深山，在桂林的街头徜徉，我的决心就动摇了。十月的桂林，空气中飘散着甜甜的桂香，姑娘们仰起脸来，望着俏小的桂花，甜甜地笑了。此情此景，突然使我感到异常惆怅，我发现自己多么孤独，多么渴望女性的芬芳降临我的生活。两个月后，我就寄出了一封后果重大的信。

上大学时，一个聪明的同学曾经嘲笑我梦想纯洁的爱情，对我说：什么是爱情？这与公狗和母狗之间发生的是一回事。我喜欢这个同学，但反感他说的这句话。现在我不会否认，他所说的驱使公狗寻找母狗的动机在我身上也起了作用。在那个年代，未婚性关系被视为严重错误，必定招致处分和羞辱，一个年轻人倘若不想毁掉自己的前途，结婚是解决性的需要的唯一途径。不过，我更忍受不了的是寂寞。当我看清自己将长期乃至一辈子生活在这个深山小县，并且确信不可能在这样的地方找到知心伴侣之后，我就认为继续保留那一份珍贵的权利已经没有意义，于是决定不再等待。可供选择的对象极为有限，却是现成的。

两年前离开北京的那个夜晚，在北京车站，三个女中学生来为我的两个同学送行。不久后，她们自愿去了西藏，想在那里插队，因为政策不允许，被安排到了一个地质队工作。在洞庭湖农场期间，那两个同学一直与她们通信，她们在信中向我问好。我被她们奔赴西藏的勇气所感动，写了一首诗，让那两个同学寄去。三女生中的一人直接给我来信了，我们之间开始了通信。在通信中，她的感情时有明显的表露。匆匆见过一面，我已经不能清晰地回忆起她的面貌了，只记得是高个儿，人还算漂亮。她的信给我的感觉是，革命热情很高，思想简单。她显然不是一个能够拨动我的心弦的人。但是，现在，我决定试探一下发展关系的可能性。我对她爱我是有把握的，所以实际上是要试探一下我能否爱她。1970年底，我给她发了一封信，向她开了绿灯。在当天的日记中，我写道：“她不一定理解我，但她愿意理解我，这就够了。”答复是预料中的，她回信告诉我，在见我的第一面就对我有“莫名其妙的好感”。她还说，她觉得自己远不如我，常想我，又常克制自己，简直不知该怎么办。我被她的热忱打动了，觉得没有理由不朝前走，便约定春节在北京见面。

春节期间，我和敏子在北京见了面，然后又跟随她去山西她的父母家，共相处了十来天。我的印象是矛盾的。她性格外向，开朗健谈，但缺乏含蓄。我们在一起时，总是她不停地说话，而我的沉默少言也使她很不习惯。我企望一种心领神会的境界，一种直觉的沟通，这是我和她在一起时感觉不到的。当她神采飞扬地说话时，她的脸显得生动而漂亮，可是，在另一些时候，尤其当她生气时，就显得憔悴而不美了。虽然她比我小两岁，但长相明显比我老，引不起我的温柔之情。最使我反感的是，她常以多少有些赞成的口吻转述她的家庭和亲戚对我的指责，诸如不懂礼节、空手来访、嘴不甜、没有眼力见之类。眼力见是北京方言，这个词我还是头一回听到，大约指一种在别人家里敏捷地帮助做家务的能力。我从来是一个书生，压根儿没想到世上还有这类指责，人还必须具备这类品质。在她家住的那几天里，我只感到自己走错了地方。

在这次见面之后，整整两年我们没有再见面，仅靠通信维持着联系。在两年中，我对这件婚事始终处在动摇和反复之中。每次我一动摇，敏子都反应激烈，在信中表达了气愤和悲伤的情绪。在我眼中，她的这类信写得特别好，语句或尖刻或哀怨，但都有光彩，于是觉得她可爱，重新坚定起来。然后，当她满怀信心之时，我又想起她的种种缺点，再次泼冷水，开始了新一轮循环。敏子比我清醒也比我果断，她觉察到我不够爱她，在见面后最初的通信中就奉劝我：“现在刹车比以后刹车好。”并且宣布：“让我勉强去爱一个人，是我的痛苦。让一个人勉强来爱我，是我的耻辱。我不希望痛苦，也不希望耻辱！”相反，在整个过程中，我却充分暴露了我的性格弱点，极其优柔寡断，沉湎在对自己感情的无休止的自我分析之中。两年过去了，她学徒期满，有较长的假期，我们终于商定春节她来资源结婚。可是，在结婚前夕，我的弱点竟然来了一个大爆发。

1972年12月底，我正在中峰公社下乡，地区文工团来这里体验生活了。有一天，团里几个人在公社客房里闲聊，我也加入其中。有一个女演员正在刻钢板，她身材小巧，梳两根短辫，扎着红头绳，穿一件朴素的花布罩衫，一对大眼睛温柔而有表情。我发现她常常停下手中的工作，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一会儿，她完全放下了工作，心不在焉地听大家聊天，突然向我借钢笔，在一张报纸上涂写，然后又突然还给我。接着，我们结群去礼堂看公社业余会演，她说她要赶任务，不去了。可是，在礼堂里坐下不久，我发现她坐在台上一侧的椅子上，正凝望着我。

若干天后，贝珍走进我住的客房来取火种，对我说：“我可能先回桂林，明天走。”门外有人声，她匆匆走了。一会儿，我出屋子，正要进公社办公室，见她迎面走来，走过我身边，飞快地递给我一张纸条，头不回地径直走了。我的心砰砰乱跳，走到街上无人处看纸条，上面写的是：“在即将离别之前，才感觉到这里山好水好人更好，尤其是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午，在一间大客房里，文工团的人在烤火，她在油印。我靠在角落里一张床上，注视着她，心里七上八下，她也不时朝我窥看。我做出两个决定，第一立即给敏子发电报，让她暂时不来资源，第二把我和敏子的事情告诉贝珍。晚上，我和贝珍在乡村公路上散步。听说我已经有了未婚妻，她一怔，显然感到意外。她告诉我，虽然她不乏追求者，可是她对别人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感情。

次日，我回县里开会，四五天里，我们通了好几封信。在当时的我看来，毁弃婚约是极严重的事，基本否决了，但又十分舍不得她。她也劝我维持婚约，同时又对我一往情深。1972年的最后一天，我借口要买香菇，跑到中峰，当然真正的目的是想见她一面。回县前，她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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