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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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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似乎特别在意长短有度。198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德布鲁曾说过，经济学论文应该像女人的裙子一样，短要短到令人感到刺激，长要长到让人感到里面有些实质内容。写论文如此，做研究看问题同样如此。总体而言，跟随全球经济周期的下行，中国经济基本会有所趋冷，但这不会演化成一场灾难。

近10年来，“中国制造”为美国等地区提供大量廉价商品，同时将国际收支盈余借给了美国政府和消费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对中美双方而言，这种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危机同时显示，当出口显著下降时，我们能够通过扩大内需达到保增长和调节内外失衡结构的目标。鉴于实际的出口贡献度明显小于其名义贡献度，中国完全有能力逐步摆脱对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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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为何没能创造自己的需求？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对照中国情况而言，在物品短缺的时期，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那时几乎所有商品都十分紧俏，只要生产出来，就会有市场。但是在今天，许多部门的产能是过剩的，或者供给的弹性很大，这时已经是“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也被称为凯恩斯定理。在起作用了。

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变化。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不在于投资，也不在于政府消费，而在于居民消费。表面上看，危机中的消费给人一种稳步增加的印象。2009年前11个月，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增长超过15％，考虑到下降的物价水平，其实际增长率达16％。这一速度是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两倍多，表面上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正在快速提高。

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增速均以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速度增长，但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出现明显下滑。2009年中国的居民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36％，这一比重自1990年以来下降了近15％。多年来，美国的居民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70％左右，欧洲和日本则在50％以上。

仔细辨析可知，社会零售总额数据会通过以下途径高估居民消费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销售给企业、事业、行政单位的零售额，还包括销售给城乡居民建房用的建筑材料，而这两部分均不在居民消费范畴之内。居民建房支出在统计上属于投资。尽管社会零售总额也包括了一些居民消费之外的项目，但总体来看，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率要明显低于社会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9年一季度，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但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率不到9％。

众多研究将中国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中国的高储蓄。近年来，平均每个中国家庭将其可支配收入的25％用于储蓄，相当于美国家庭储蓄率的6倍，日本的3倍。中国的储蓄率也比亚洲地区的平均储蓄率（用国内生产总值加权）高15个百分点。很多人强调，中国的高储蓄是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现象。这个解释同时也在暗示，中国消费率低是因为收入增长很快，而消费的边际倾向是递减的，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倾向于把更多的钱存起来；还有人强调，中国储蓄率上升还依赖于东亚文化，尤其是强调社会安全网络的不足。

总体而言，这些因素固然对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水平有帮助，但却难以解释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的储蓄率经历了一个止跌回升的过程，而同期的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却基本处于持续下滑状态。

实际上，中国消费率走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下降。统计分析发现，储蓄率的变动只能解释中国近年来消费率明显下滑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下降。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占比的下降体现在居民收入的各主要部分上，工资性收入作为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其比重的下滑尤为值得关注，也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中国大概有1亿~亿的劳动人口处于未就业或未充分就业状态。这阻碍了工资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进而导致了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持续下滑。结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从1996年至2005年，共下降了个百分点，而企业和政府部门则分别上升了个和个百分点。

此外，投资性收入的比重和政府转移支付的比重均有所下滑。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明显偏小，纵向比较看，家庭投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近10年来也有显著下滑，这其中利息收入下降是重要诱因。与此同时，中国居民从资本市场上分享公司盈利的渠道也并不通畅。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十分微弱，与国外政府在公共部门庞大的支出相比，中国财政支出中医疗教育支出比重过小，并且多年来没有明显改善。在再分配阶段，居民部门占比下降了2个百分点，而政府部门则上升了个百分点。

危机以来，政策面一直将扩内需、调结构与保增长并行列为政策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也收到了初步成效。归纳看来，短期政策包括更好地改革市场流通渠道，方便供求匹配，并对家电和汽车消费进行补贴；中长期政策包括推进医疗改革、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以期通过构建更好的社会网络来限制预防性储蓄。

鉴于中国经济失衡的严重性以及危机背景下作出调整的必要性，这些措施还显不足。本文分析表明，要提升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最有效的途径是收入结构的调整，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多派经济学理论均认为，消费的不足源于社会收入分配的失衡。显然，如果没有剩余劳动力进入正规部门就业，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重就很难有实质性增加。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看上去和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不同在于，乡镇企业或中小企业现在所起到的作用已经下降了。政策面应该放开中小企业尤其是服务业的进入门槛，并改革户籍制度，让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就业并转移到城市。

加快金融改革是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重要性的关键一环。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过于依赖大型工业企业，且多为国有或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在国有控股银行享有优惠的融资条件，在市场中居于强势垄断地位。金融深化不仅能够让更多的企业获得发展资金，还能够减少消费者的资金约束。

结构调整的金融深化抓手

全球都在避免因过早退出而再犯错误。众多研究确认，过早退出导致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出现多次探底，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当局也存在类似失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断告诫说，主要经济体提早撤除可能激化全球经济中的弱点，扼杀刚刚展开的复苏。

关于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争议其实并不多。从维护财政平衡的角度主张退出财政刺激方案，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联合国的模型显示，这可能令全球经济再一次陷入衰退，致使公共债务进一步增加。中国的财政状况相对稳健，4万亿投资项目将全面展开，财政扩张步伐并未停止。

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方面，各主要中央银行也还找不到明确的紧缩理由。因为实体经济仍处于潜在产出水平之下，而货币政策最为关心的通胀，尚不构成重大威胁。相对温和的物价环境支持货币政策退出极度宽松的状态，但适度宽松仍然是必要的。新增信贷应该从2009年的高峰回落，但仍将维持在历史较高的水平上。信贷增长惯性使得信贷急刹车的可行性不大。

在政策保持连续性和全球整体复苏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势头良好。总体而言，“救火式”宏观调控的压力会有所减轻。在政策刺激之后，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通货膨胀，尤其是资产价格膨胀。宏观经济以及企业盈利的持续发展将构成基本面支撑；货币金融环境的相对宽松将构成流动性支撑；而全球范围内的通胀预期和中国的预期或将成为故事性支撑。阿克洛夫和希勒在新著《动物精神》中，把故事列为推动市场出现非理性繁荣的第五要素。

资产价格已经出现相当幅度的反弹，但这还不足以排除继续走高的可能性。其实，在全球范围内，宏观管理的主要矛盾已从一般通胀让位于资产泡沫。伯南克曾以看淡资产价格在宏观政策中的地位著名，甚至凭此观点入主美联储。但在楼市和信贷暴跌出现之后，伯南克终于开始认为金融泡沫或许是这10年来货币政策遇到的最难解决的问题。

推动金融深化或将是抑制泡沫化的有效选择。作为一个崛起中的新兴经济大国，中国资产价格走高的风险可能更大。同时，我们也拥有成熟经济体不具备的优势，就是通过金融深化改善有效供给来抑制资产价格泡沫。

金融深度不足是资产价格走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众所周知，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滞后于实体经济，加之中国又是一个高储蓄国家，相对企业融资需求和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言，金融部门的有效供给显得相对不足。金融机构和融资渠道的发展受到较为明显的抑制。严重失衡的供求关系造成资产价格的不断上扬。加强管制当然是抑制资产部门膨胀的手段之一，这看上去也是西方国家管理泡沫的最新动向。但就中国国情来看，更为可选的策略是更大幅度地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以满足社会公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需求和企业融资的需求。推进金融深化并不违背金融危机的教训。危机显示，传统的金融业务和场内金融市场并不是金融泡沫的主要滋生场所，中国在两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金融深化也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中国有一个迷，就是金融发展滞后，但经济增长很好。这是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相联系的。中国是以基础设施和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不需要太强的市场配置金融的功能。这可能会进一步形成一个概念，那就是没有发达的金融部门，经济也能发展得很好。此前也有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并不是金融越发达，经济增长就越好。实际上，1987年以来，中国信贷规模国内生产总值与经济增长率是负相关系。这与一般金融发展的理论相左。

然而，这反映的只是表现。当我们把国有企业贷款的部分扣除以后，金融发展指标就会显示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结构向服务型转变的进程中，金融深化将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政府手段配置金融资源显得越来越不灵活，很难辨别投资机会和未来收益。

宏观政策应该考虑包括资产价格在内的各种价格。从这个角度说，货币环境应该进行更灵活的调整，这些调整力度应该超过管理一般通胀预期的需要。当资产越来越多地在金融部门流动，这时虽然实体经济没有出现明显过热，但如果资产价格出现上涨，显然也是流动性过剩的结果。

此外，对金融机构经营稳健性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鉴于调整利率会影响到国民经济各部门，传统的货币政策还缺乏针对性。为防范可能出现的资产价格泡沫，并减轻其破灭所带来的冲击，可以更多地利用监督和监管来限制过度冒险，并确保未来资产价格泡沫一旦破裂，金融体系能够复原。

在从危机走向复苏的进程中，保增长的压力已经不大。鉴于通胀形势还不严峻，政策着力点显然应该更多地放在结构调整上。在笔者看来，金融深化应该成为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这一点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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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热”的“冷”思考

招考公务员的口子一经放开，随之而来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公务员报考热，很快便被冠为“天下第一考”。2009年全国共万人报考，比2008年激增13万，考试的录取率仅为。2008年考生总数64万，亦是创下历史新高，比前一年增加12％，录取比例约达46∶1，而2007年的录取比例约为42∶1，如此蓬勃之势令人咋舌。

我自己的经历是：　从大学毕业开始就赶上公务员大规模招考，同学们趋之若鹜；硕士读完，报考国家公务员成了许多同窗的首选；而在博士群体中，公务员依然是炙手可热的就业门路。对于现在的高校学生来说，报考公务员已经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潮流”，而来自家长和亲朋的热情同样高涨。

认真思考这个热点，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公务员的收入（包括各种显性和隐性收入及福利）过高使然，而这可能会分化收入分配的差距。对于经济分析而言，如果就此打住，似乎还意犹未尽。因为，其实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公务员热的“经济效应”：　更多优秀的人才成为公职人员，对经济增长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一种乐观的视角是，大学生热衷于公职能有效地提升公务员的素质，提高政府服务于经济的效率，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在俄罗斯开始转型之际，政府聘请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施莱佛等人作为专家顾问并设计了相关的改革政策。根据他们的观察，转型以来中国和俄罗斯之所以在经济增长绩效上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反差，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的人力资源更新得很快，政府对经济增长表现出了罕见的兴趣，而转型之后的俄罗斯政府官员与转型之前实际上并无二致。

显然，如果这是问题的全部，我们会感到满意。不过，我还是倾向于强调公务员热的负面蕴涵。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当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时，他们将会选择那些能够给自己的能力提供最高报酬的职业。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并且也适用于中国的现状。

就能力而言，有些人天生具有一些禀赋上的专长，比如“猫王”的歌喉、汤姆·汉克斯的演技或者是刘翔的速度等。这类人才的特点是他们的职业生涯几乎是给注定的，很难变换。最近有报道说，离开聚光灯之后，曾经的世界摔跤冠军现在只能在洗澡堂里帮别人搓背，其转业成本之高可见一斑。然而，大多数人才并不是拥有某种突出的专长，而是有较高的智力、坚强的毅力、并善于学习和控制自己。这些品质对于绝大多数工作来说都是重要的，并能够帮助他们出类拔萃。因而，这类人可以选择的职业更加宽广。更重要的是，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这类人才最终选择何种职业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人李约瑟为中国科技史理论作出了令人称道的贡献。他问了一个著名的问题：　中国的科技水平在古代一直独步世界，为什么后来技术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呢？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之谜”。这个有趣而重大的问题激发了很多的研究者的努力。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现为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倾向于从中国的科举制度给出答案。在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尤其是在宋以后，社会的智力精英都集中钻研孔孟之道和“八股文”了。可问题是，这些“知识”对科技进步几乎没有任何边际贡献。相反，商旅贾人则被贬为钻营小人，创新发明则成了“行而下”的雕虫小技，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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