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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中国的高储蓄现象源于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强烈反差。一方面，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中国仍是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而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25％左右的高位。这与人们的直觉相悖：　富裕家庭的储蓄倾向（消费倾向）通常高于（低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因为当一个家庭收入很低时，仍然有一部分支出是必须的，结果只能将余下的用于储蓄，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家庭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重也会增加。这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边际消费（储蓄）倾向递减（增）规律。亚当·斯密说过，对一个家庭成立的道理，对一个国家大概也能成立。因而，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储蓄率通常要低于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

进一步看，1960—1970年间，囊括高收入国家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储蓄率只有％，与中国相去甚远。经常拿来与中国比较的是美国。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在4％~5％之间，其中1990—1994年略高为％，但自1999年以来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开始大幅下降，甚至变成负值，2005年三季度的储蓄率为％，富裕的美国家庭可谓是过着寅吃卯粮，过度消费的生活。总之，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储蓄上的差异令人震撼。

‖习惯了存钱不花？‖

人们面对这种反差通常的反应是，将这些难以理解的现象归结为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即东方文化崇尚节俭而西方文化鼓励冒险。这是一种很方便的做法，并且东亚的经验事实貌似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支撑。因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都（曾）是高储蓄的主要发生国。

问题是，这种看法却无法解释日本储蓄率的近期下降以及其他有着类似文化基础的亚洲国家“正常”的储蓄率。更令人惊讶的是，回顾战后中国居民储蓄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节俭”的中国居民并非高储蓄者，其平均储蓄率不足5％！这是一个普遍被忽视的事实。其实要对人们行为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就不能借助于人们的偏好不同，而应该具体分析是什么样的不同约束导致了同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人却有着不同的储蓄表现。。　最好的txt下载网

从哪里解开中国的高储蓄之谜？（2）

另一种误解是试图通过区分储蓄总量和人均储蓄来说明中国高储蓄的现实。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的储蓄总量惊人，但是如果不做加法而是做除法，居民26万亿元的储蓄存款平均每个居民也仅能分得2万余元。莫说与香港居民的储蓄额相比有天壤之别（国际上从来没有研究者说香港居民的储蓄率过高），与低储蓄率的美国相比也相差甚远。

我们说中国储蓄高固然有储蓄总量的意思，但实质是指高储蓄率。虽然，中国的人均储蓄和发达国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但是，储蓄率（储蓄可支配收入）却远远高于工业化国家。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6倍，但是美国的储蓄存款还不到中国的2倍，这才是中国高储蓄问题的真正所指。

最后需要澄清的是储蓄（率）的概念。储蓄（率）是一个与国内生产总值一样必须在一定时期内计算的概念。就宏观经济学术语来说，储蓄是流量的概念，而不是存量的概念。在当前的讨论中，通常是以居民存款余额来衡量的，这是个存量概念，它虽然能够提供一定的信息，但并不准确。另外，由于中国家庭可供选择的投资途径并不多，银行存款固然是储蓄的主要形式，但是其他的无形资产包括现金、股票和国债等也是储蓄的形式，并且储蓄存款还忽视了有形资产（其中最重要的是住房）的增加量。再有，考虑储蓄（率）更科学的方式是剔除通货膨胀以后的实际储蓄，这也是用存款余额来定义储蓄（率）所忽视的重要问题。

‖现代消费理论的洞见‖

把中国的储蓄率与发达国家作比较，并认为中国存在高储蓄现象，这其实是传统的凯恩斯消费理论的视角。其核心观点是：　储蓄是由当前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心理规律的作用下，作为消费的对立面，储蓄也就与收入水平成正比。这种缺乏微观决策机制的总量关系通常被认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却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变动，当然也无法解释中国的高储蓄。

弗里德曼开创的持（永）久收入理论和莫迪利安尼开创的生命周期理论构成了现代消费理论。其核心假设是，作为风险厌恶者，人们愿意在自己的一生中平滑各期的消费水平。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收入或者只有较低收入，人们进行的是寅吃卯粮式的负储蓄；人到中年，收入丰厚，是储蓄的黄金期；退休之后，收入下降，则又进入消费增加的负储蓄期。

现代消费理论揭示了影响储蓄的两个关键因素是：　长期的收入增长率（而不是当期的人均收入水平），以及人口结构变动。那么，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在改革前后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而哪些特征又能解释中国近期的高储蓄率呢？

中国异常的储蓄率是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关键政策急剧转变的结果。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对外开放的实施。随着这一发展，收入增长率从大致稳定的3％激增至10％以上的水平。这个不同寻常的高增长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与之伴随的高储蓄现象的重要基点。

第二个转折是人口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严格的计划生育从城市到农村得到了严格的执行。显然，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人口政策的这个转变对储蓄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其一，15岁以下人口同就业人口的比率从70年代中期的大幅下降到世纪之交的，人口红利使得进行正储蓄人群的比重显著增加，进而提升了储蓄率。其二，计划生育使得子女数量锐减，颠覆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即子女赡养父母。这迫使父母减少对子女的依赖，增加储蓄以自我养老。

‖中国的高储蓄率并不另类‖

按照现代理论进行合理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低储蓄和近期的高储蓄都不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60年代冰岛的储蓄率大约和中国改革前一样低，并且直到80年代末冰岛都是OECD国家中最低的。冰岛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4万美元，位列世界前茅，但是它较低的增长率和老龄化时代的来临使得储蓄率一直在5％以下。表11居民储蓄率的国际比较

国家年代储蓄率（％）经济增长率（％）未成年人口比重（％）1中国1958—美国1990—中国1990—冰岛1960—日本1971—意大利1960—资料来源：　弗兰科·莫迪利安尼：　《生命周期理论与中国的居民储蓄》，《比较》第22辑。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高储蓄者。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高，并且人口结构也令人满意，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日本人的储蓄率水平也与中国不相上下。有人会说，毕竟中国和日本有着相同的东方文化传统。但是意大利20世纪60年代的高储蓄率就驳斥了这种简便的解释。意大利的储蓄率甚至比日本还要高，可是意大利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国家，与儒家文化相差甚远。同样，我们可以在意大利的高经济增长率和有利的人口结构中找到真正的原因。

实际上，世界上也不乏储蓄率高于中国的国家。就整个国民储蓄率（中国1982—1988年为33％）而言，新加坡才是最著名的高储蓄国家（同期为％）。当然我们可以把新加坡作为一个例外，因为新加坡政府实行的是强制公积金政策。该政策要求所有的在业人员必须将其收入的很大部分缴入其公积金账户，用于养老、医疗等政府指定的用途。但是，博茨瓦纳是一个更具比较意义的例子，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82—1988年间的国民储蓄率达到％，超过了中国。

总之，我们不能一边抱着过时的理论，一边对中国的储蓄率惊诧不已。中国的情况并不另类，并且，我们不需要借助文化传统之类的说辞，来为中国的高储蓄率作出牵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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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1）

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急速发展，中国正迎来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必须要面对一个新的课题：　如何处理增长带来的问题。显然，没有经济增长的策马扬鞭，长路急进，就不会有流动性过剩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资产价格膨胀问题，也不会有环境问题，这是值得欣慰的一面。因此，完全可以将之称为“成长的烦恼”。但令人担忧的另一面是，如果不能成功处理这些“成长的烦恼”，过去的努力和成就或将付之东流。熊彼特曾用“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来定义经济发展的特征，但如果中国泛起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多的破坏和更少的创造。

中石油在内地首次上市的万丈光芒，极佳地诠释了中国今年所处的这种微妙境地。在万众瞩目之下，上市近8年的中石油于2007年11月5日回归A股市场，首日暴涨163％，以中石油这一天A＋H收市后的总市值计算，中石油已成为全球首只市值达1万亿美元的公司，并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值公司，比全球第2及第3大市值企业——美国埃克森美孚及通用电气的总值还要高。

显然，中石油所创造的纪录是空前的，我们只能用泡沫来形容。在2005年年初，沪深两市流通总市值仅区区万亿人民币，不足1500亿美元。即便在经过接近两年大牛市的烘托下，以及近期国际石油价格疯涨为中石油回归A股所营造的完美氛围下，这一盛况仍足以令人瞠目结舌。要知道，在超过50倍市盈率的哄抬下，中石油的总市值超过了俄罗斯的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事实上，中国的石油资源远不及俄罗斯丰富。

中石油的亮丽表现无疑是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中才可能发生。这构成了正面的解释。实际上，在战后的日本、德国，甚至整个西欧，以及稍近的中国台湾、韩国等地，都出现过本币升值背景下的流动性过剩，以及资产价格高涨的现象。在经济高速增长一段时间之后，似乎所有国家都需要经过一段急躁的时期，才会进入更高水平的平稳增长路径。这意味着，中石化所代表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先例。然而，这个过程会因中国庞大的规模而变得更加惊心动魄。

风物常宜放眼量。如果把中国当前的问题放在一个更宽广的经济增长背景下加以审视，可以发现中国发展至今，在很大程度上正处于青少年向中年转变的关口：　问题多多，桀骜不驯，在活力四射的同时，也极有可能误入歧途，遗憾终生。要成功应对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同样需要立足长远，着眼于大局，全面提升经济治理水平，而这要求我们建立一个科学而综合的社会经济治理体系。

首先，在本币升值过程中，货币政策应保持在紧缩通道中运行。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升值压力，是所有新兴国家跨入新的发展阶段所必须谨慎处理的大局。本币升值过程的流动性输入通常会对国内的物价尤其是资产价格造成压力。然而，由于货币政策的施行理念不同，不同国家的资产价格扩张的程度有很大区别。

日本和德国是经常被引为经验教训的两个正反例子。根据国际清算银行计算综合的资产价格指数（扣除一般物价上涨），日本在1970—1985年期间取几何平均的年资产价格涨幅大约为，1985—1989年期间放大到17％左右；德国（前联邦德国）在1971—1985年期间，年资产价格涨幅大约为，1985—1991年期间大约为。正是在升值背景下的资产价格表现上，两国经济的转型绩效拉开了差距，并让两国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　txt小说上传分享

如何应对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2）

日、德两国的汇率史显示，货币升值本身并不一定会造成资产价格膨胀并致使经济长期踌躇不前。一个猜想是，与本币升值相伴随的货币政策区别可能是两国升值结果迥异的重要原因。为了继续维持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日元在升值的同时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具体而言，日本银行希望利用低利率来维持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以抵消日元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同期石油价格下降，国内一般物价水平在升值期间基本保持稳定。基于这个判断，1985年“广场协议”到1989年的5年时间，日本银行将官方利率降低到％的低水平，并容忍持续超过10％的货币增长速度，结果导致大量流动性资本不断流入到金融机构和企业中。一般物价水平没有出现明显上升，这并不意味着货币就真的“消失”了，实际上流动性资本的大量增加最终转为资产价格的上涨。日元升值期间，金融缓和政策是资产价格膨胀的主要推手。

与此相对应的是，德国把马克升值放在一个适度偏紧的货币环境中进行，资产价格膨胀从而得到抑制。事实表明，偏紧的货币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向更高的均衡发展路径过渡。

在这方面，中国应该有所警示。2005年“汇改”以来，中国的货币当局已经在回收流动性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直到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急剧升级以前，宏观经济一直受到流动性过剩的拖累。与日本当年的情况类似，尽管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速一直控制在二位数以内，但股价、房价却出现了幅度惊人的上涨。这种状况的货币政策背景与日本不无相似，即实际利率很低，甚至仍为负，信贷规模增加迅速，货币供应保持着相当宽松的环境。鉴于上述经验，货币政策很有必要进一步向德国模式靠拢。

其次，在货币政策从总量上控制流动性的同时，财政政策应在引导流动性合理分布上起到更大的作用。结构性物价上涨尤其是资产价格高涨是流动性过度向局部领域倾斜的结果。在2005年以来资产部门急剧扩张的过程中，公众追求财富的“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但对我国传统“经济大国、金融小国”格局的矫枉过正也可能激发了极具破坏力的风险。

对此，财政政策应该进行相对灵活的结构调整。一方面，为重新引导流动性的合理分布，财税政策应增加资产转手环节的税收。一些类似托宾税的税制可以增加投机的成本，减少流动性推高资产价格的可能。另一方面，财政可以将集中起来的流动性，加大对低收入阶层、落后地区的投资、改革医疗教育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流动性向这些不均衡的领域引导会减轻对股市和大城市房价的直接压力，并有助于夯实社会福利体系，这也是应对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挑战的题中应有之意。

最后，应将扩大增量投资渠道，将丰富金融工具摆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温家宝总理曾对内地股市增长过快表示过担忧，但同时指出政府应采取市场手段而非行政手段调控股市，防止股市大起大落。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展金融创新有利于分散流动性集中的风险。在这一方面，中国还有待发展。

总之，中国正面临着空前的“成长烦恼”，相比别国经验，这些烦恼可能因中国发展之迅速、规模之庞大而被放大，但中国的这些烦恼并不特殊。透过繁芜丛杂的经济增长历史，我们依稀可以窥见最优转型路径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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