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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开明专制”的现代化模式里，是根本拒绝公民（即他所说的“阿斗”）的政治参与的；他也直言不讳：“独裁政治的要点在于长期专政，在于不让那绝大多数阿斗来画诺投票。”《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530。曾有一位学生在读了胡适的《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文章后，给《现代评论》写信，对胡适的观点作了一个概括：“民族解放的命运应完全取决于政府之手；人民做到民气的表现，就算尽了天职，其余都可以不问而惟从事于个人的修养了。”应该说，这一概括是相当准确并且抓住了胡适的要害的；但胡适在写信回应时，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参看刘治熙：《〈爱国运动与求学〉》及胡适“附言”，载《现代评论》2卷42期（1925年9月26日）。胡适的“附言”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题为《刘（漏一“治”字）熙关于〈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来信附言》。在胡适这样的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眼里，民众与民众运动总是非理性的，他们有着几乎出于本能的防备与疑惧；在他们看来，民众运动如果有意义的话，不过是表达一种可供利用的“民气”，最后还是要靠自己这样的“负有指导之责者”。而这，其实也正是一切独裁的统治者的逻辑：国家大事由他们来掌管，老百姓只要做好本职工作，“救出你自己”（这是胡适《爱国与求学》里的话）就行了。这就暴露了一位研究者所说的自称五四“科学”与“民主”精神代表的胡适“潜在的反民主的倾向”，构成了他的内在矛盾。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206、249。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20）

而更使胡适陷于尴尬的，是他无法回避的现实：不管他怎样鼓吹“好政府主义”，提倡“专家政治”，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他所面对的中国政府，无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北洋政府，还是之后的国民党政府，都是他自己所说的“领袖的独裁”、“一党的专政”政权。《再论建国与专制》，《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375。按胡适的理想，知识分子对政府的责任是“监督，指导与支持”；但独裁政权是根本不允许“监督”，更谈不上“指导”的，于是，就只剩下了“支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在与宋庆龄等在“保障人权”问题上发生争议时，胡适就提出了这样的原则：“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为，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民权的保障》，《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295。这样，国民党的独裁政权对反抗力量的“制裁”、镇压，在胡适这里就具有了合法性；胡适也就走向了为一切“事实上的统治政权”辩护的立场。在1920年代，胡适在最初提出“好政府主义”时，还曾坚持“政府坏了，可改一个好政府”这样的“浅显的革命原理”，甚至表示：“（政府）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的手段的必要了”；《好政府主义》，《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718—719。而到了1930年代，他竟转而为“独裁政府镇压反抗”的合法性辩护，这正是表明了胡适政治上的日趋保守，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好政府主义”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胡适的“好政府主义”的另一个不可解的矛盾是，他的“专家政治”、“知识分子参政，并指导国家、政府”的主张，在专制体制下，始终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梦想。在胡适等人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了“好政府主义”以后不久，签名者中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就获得了一次组阁的机会，胡适们也确实兴奋了一阵子，组织了不定期的茶话会，经常在一起议论政治。但很快王宠惠内阁就因一事无成而倒台，罗文干本人还被诬陷而入狱。据胡适说，汤尔和在王内阁下台以后，曾对他说：“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大家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这一周·63解嘲》，《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465。不仅是政治（政治家）与学术（学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与行为逻辑，更重要的是，大权掌握在军阀手里，这些被视为“好人”的学者参政，事实上是不可能起任何作用的，相反，却会有被利用的可能。胡适对此似乎有所警觉，他转而赞同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特别是他对“有奶便是娘”的“助纣为虐”的“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的批判，支持他“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的号召。《这一周·55》，《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455。胡适显然看到了在专制体制下知识分子的参政有成为独裁政治“帮忙”的危险，因而对拟想的位置作了一个调整：议政而不参政。其实他在此之前所写的《政论家与政党》里，就已经提出了作“‘超然’的，独立的”，“身在政党之外”，却通过“造舆论”，发挥“调解，评判与监督”作用的“政论家”的设想。《政论家与政党》，《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70、71。现在，胡适更是断然将《努力》停刊，宣布“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情”，“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与一涵等四位的信》，《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97、398。但胡适事实上并没有放弃议政以至参政的努力。1930年代，他先是创办《现代评论》，以政论家的身份从事舆论的监督，但同时又几度试图与国民党政府及其领袖对话，以后就始终与国民党政府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可以看出，直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以发挥对国家的“指导”作用，这一“专家政治”的理想，对于胡适，有着永远的诱惑；但他又时时小心地要维护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这构成了胡适的选择的基本矛盾。他因此多次跃跃欲试地准备参政（入阁、组阁），但到关键时刻，又总是抽身而出，最后还是保持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这样，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胡适最终扮演的角色，或者说他的最后定位，是充当国家的“诤臣”与掌权者的“诤友”。在1935年所写的《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中，胡适明确地提出，“我们这个国家今日所缺少的，不是顺民，而是有力量的诤臣义士”。见《胡适文集》卷11《胡适时论集》，页660。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21）

而鲁迅却作出了另外一种选择，并且对胡适的选择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鲁迅首先质疑的，是他的精英意识，“导师”情结。在一篇题为《导师》的文章里，鲁迅这样说道——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导师》，《鲁迅全集》卷3，页58。

这正是鲁迅一贯的观点：知识分子必须有一种自我限制，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要轻易“越界”。在鲁迅看来，文人学者不过是“能说话”，“能弄笔”而已，像胡适们那样，想做“导师”，乃至“国师”，对青年以至国家起“指导”作用，那就真是缺乏“自知”之明了。

这里，也包含着鲁迅的自我审视与痛切体验：他在很多文章中都反复谈到，“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北京通信》，《鲁迅全集》卷3，页54；《可惨与可笑》，《鲁迅全集》卷3，页286。“我觉得我若专讲宇宙人生的大话，专刺旧社会给新青年看，希图在若干人们中保存那由误解而来的‘信仰’，倒是‘欺读者’，而于我是苦痛的”。《咬嚼之余》，《鲁迅全集》卷7，页62。——这样一种唯恐“谋杀”年青人的“生命”，唯恐“欺（骗）读者”的“罪孽”感与“痛苦”，是典型的鲁迅心理，却积淀着极其深刻的中国历史的惨痛经验。因此，鲁迅说“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导师》，《鲁迅全集》卷3，页59。，是内含着一种历史责任感的。

因此，他对胡适这样的自以为“可靠”，自命为“导师”、“领袖”、“先觉者”的文人学者，就提出了极为尖锐的质问：你们真的就这么“可靠”吗？在一篇题为《碎话》的文章里，鲁迅以胡适为例，指出，当年你们高谈“干，干，干”的“名言”，高喊“炸弹，炸弹！”的口号（见胡适《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如果真有青年听了你们的话，“傻子”般地去买了手枪，你们却又改变了观点，号召青年“救国先必求学”，“进研究室”去了；但一旦“傻子”似的青年又真的按照你们的教导，先钻进研究室，待发现了“一颗新彗星”（这也是胡适的话：“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以后，又准备“跳出来救国”时，恐怕你们这些“先觉者”又“杳如黄鹤”，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鲁迅说，“如果只有自己，那是都可以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也好，今日这么说明日那么说也好”，但如果“以‘领袖’‘正人君子’自居”，要去指导年青一代，那就“难免有多少老实人遭殃”，成为一种欺骗了。鲁迅尖锐地指出，如果进而鼓吹文人学者本来就有变来变去的“特权”，“庸人”、“常人”即普通老百姓则有“给天才做一点牺牲”的“义务”，这不过是“天才，或者是天才的奴才的崇论宏议”。《碎话》，《鲁迅全集》卷3，页171、170。

鲁迅质疑的另一方面，是胡适们与权力者的关系。

当胡适从批评国民党政府违反人权转而鼓吹“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详见前文分析）时，在瞿秋白执笔、用鲁迅的笔名发表的《王道诗话》里，当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人权抛却说王权”。《王道诗话》，《鲁迅全集》卷5，页51。

当蒋介石召见胡适等，“对大局有所垂询”，胡适也写文章鼓吹“专家政治”，希望国民党政府“充分请教专家”（详见前文分析）时，鲁迅又撰文指出，这不过是皇帝“做倒霉的时候”，“病笃乱投医”，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文人学士这一边，却想以“牺牲掉政治的意见”作为代价来参政，这又将是怎样的“政府”呢？《知难行难》，《鲁迅全集》卷4，页347、348。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22）

鲁迅早就打过这样一个比方：“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Nietzsche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卷7，页38。对于一个腐败到了不能自拔地步的政府（例如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鲁迅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的民间批判者，他的态度是听其自行垮掉，不必硬扶；而作为接近权力中心的“诤臣”、“诤友”，胡适的态度则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必须维护既成的政府的权威，政府有弊病可以批评，但无论怎样也要扶起来。这大概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吧。

这背后有着他们对于知识分子与权力、有权力者的关系的不同理解与追求。1922年胡适写有《我的歧路》，1927年鲁迅又写有《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将这两篇文章对照着看，应该是很有意思的。胡适说他的歧路在“谈政治”还是“谈思想文学”这样一个选择上的困惑，这涉及胡适（以及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问题：是把自己的作用限于思想文艺的范围，还是要扩大到政治的领域。在胡适看来，“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因此他是更“注意政治”的；但他又说他的“精神不能贯注在政治上”，因为“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更重要的是，胡适认为，他的思想文艺活动与政治活动是统一的：都是在“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我的歧路》，《胡适文集》卷3《胡适文存》2集，页363—366。也就是说，在胡适这里，看重与强调的是政治与思想文艺的统一性。而鲁迅则注重政治与文艺本身的“歧途”：在他看来，“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卷7，页115、116。在写于同一时期的《关于知识阶级》里，鲁迅更明确地指出，“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卷8，页225。这其实是无意中说出了胡适的内在矛盾的：他的思想文艺观是强调自由的，而他的政治观，如前所说，是强调“强有力”的，而要“强有力”就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个人自由。这里存在着强调“分离”与“自由”的思想的逻辑，与强调“统一”与“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的逻辑之间的根本区别。在鲁迅看来，这二者是不能兼得的，而他认为，真的知识分子必须坚持思想文化上的“革命”的批判的立场，一旦“颂扬有权力者”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他自己就是自觉地选择了永远“不安于现状”，因而具有永远的批判精神的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因此自觉地将自己放逐于权力体制之外，并且准备承受被掌握权力的政治家视为“眼中钉”，因而不断被排挤、迫害，以至逃亡的命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卷7，页120。胡适则企图兼有二者，在现代中国的专制体制下，既渴望政治权力又追求思想自由，从而使自己陷入了矛盾与尴尬之中。

最后，回到本讲的题目上来：五四之后，胡适与鲁迅终于作出了不同的选择，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本身即意味着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北京大学教授的分化。

于是，研究者注意到了1925年胡适与鲁迅的不同走向——

2月1日，胡适参加段祺瑞政府组织的“善后会议”。

2月13日，北京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来函，请胡适任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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