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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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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腥风血雨　　手足相残仇快极（五）

在天下大劫之际，我们“八。一八兵团”也连连遭劫。首先是分裂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的观点是“军队不能乱，我兵团坚决拥护解放军”，但是很多战友不赞成。我想多留住一些人，召开了一次两天二夜的大辩论会。可是，我失败了。我的雄辩太无力，太虚弱了，太羞涩了。一是我不能直气壮说军队里一定没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没有“带枪的刘邓”。因为我无法解释一些军队压制“造反派”和支持“保皇派”的事实，而中央的文件、首长和领袖的讲话对之都肯定又肯定；二是我们只能说军队不能乱，否则天下是真的要灭亡这些泛泛的道理；三是我没法回答军队被“带枪的刘邓”掌了权，社会乱不乱、国家亡不亡、“文化”的“大革命”夭不夭折……我被昔日并肩携手战斗在一起的战友们骂得狗血喷头，批得体无完肤：什么“躺在成绩上睡大觉”，什么“被头上的光环压断了脊椎骨”，什么“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什么“假马列，真修正”，什么“假造反，真保皇”……最后，适得其反，许多原来想与我一起留下的人也跟着那些“彻底的革命派”继续造反去了。我的“队伍”由一千多人锐减至不足一百人，我又成了少数派。

眼看着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队伍散了，我当然很沮丧。而最令我苦恼的却是我自己内心的彷徨不定——我也吃不准自己究竟是不是掌握住了“斗争的大方向”，因为我现在的“大方向”基本是凭个人的信念决定的，而不是当时我耳闻目睹的现实状况。而那个“斗争的大方向”是时刻也不能偏离的。一旦搞错了，我就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既是对革命犯罪；一旦搞错了，我就前功尽弃，和“保皇派”划一个等号，就威信扫地，就形象……。嘿！你怎么想到自己的形象了？我惊讶自己这个不经意的但却是很惊人的变化。

那些日子里，我吃不下，睡不着，满嘴的大燎泡，口都张不开了，大便秘结，上一次厕所得掉半箩筐泪珠。每当夜深人静，我又向着北方，轻轻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黑夜里想你有方向，迷路时想你照路程”，方向有哪儿？路在何方？我想到大革命时期那些和组织失去了联系的革命工作者，他们也有过彷徨吗？不！他们绝不会像我这样前怕狼后怕虎、患得患失，这就是小资阶级的摇摆性！还有，你怎么会想到自己的形象？这是个人英雄主义！你不过一个小小的青年大学生，是“运动”给了你机会，让你得以表现你对领袖、对党的忠诚而已，并不是你自己有多能干，你千万别搞错了。那时正值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发表不久，我们每个人都要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经常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自觉地“狠斗私自一闪念”。不过，说实话，自从我脑海中出现“形象”一词，我就开始注重起自己的“形象”了。批判归批判、注意归注意、完全是两码子事儿。其实，每个人都很在乎自己的形象，只是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的问题。要维护你大无畏的“英雄”形象吗？你就直起腰身、挺起胸膛、昂起头颅带着大家向前冲。人少怕什么？“运动”初期你不比现在还孤立吗？有时候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这可是毛主席讲的，而且历史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已多次证明了这个问题。再说，毛主席不是没有明着说要“揪军内一小撮”吗？谁的话也超不过最高指示，不信谁也不能不信毛主席。于是我组织剩下的战士学习、讨论，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重振军威，重新建全兵团组织，投入新的战斗。

军队尚且经常受到冲击，我们“保军派”的日子自然更难过。开始，“造反派”以异样的目光看待我们，以大标语骂我们，我们自己也有点儿底气不足的感觉。后来他们对我们就干脆大打出手了。他们要打你，随便找个借口、寻个引子就打你一顿。比如：他们在院外受了我们同观点人的气，辩论辩输了，吃了亏……他们回到学校不由分说，把我们的人抓过去，蒙上双眼，一阵拳脚加乱棍。这个世界是怎么了？人们都疯了吗？那时我不明白，现在仍然有些糊涂。

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武斗升级，全国各地内战全面开始。各派相继抢占有利地势建立“据点”。我们“八。一八兵团”无险可守，可是我们也不能夹着尾巴从学校里溜出去呀——那样岂不太丢人了，而且市总部也命令我们死守，没办法，我们被逼上了梁山。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二　　腥风血雨　　　手足相残仇快极（六）

我们这个“据点”总共存在了十九天。那是多么艰难的十九天啊！直接原因我们犯了军家的大忌——“人马未动，粮草先行”乃军事常识，可我们没备一粒米，没储一棵菜。从根本上看是我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开始设“据点”以为不过是各派有一个自己的活动场所，互不混扰而已。没想到形势会变得那么严重、发展得那般神速；没想到学生食堂的“造反派”师傅们把粮油菜蔬连同锅灶一起搬进了对立派的据点，断了我们的炊。怎么办？我们守据点的几十个人不能饿着。市总部派外院校组织轮流给我们送饭。头两天还顺利送到。后来对立派发现了，封锁了通道。送饭车只好从侧面崎岖的山路上开进来。稀饭、菜汤几乎全晃荡泼了。再后来，山路也被阻截了。那天饭车好歹冲破阻碍进来了，可车上押车的一名外院红卫兵战友身中两枪，虽未致命，却要落残。这饭叫我们如何吃得下？这据点叫我们如何守下去？有人感叹：“若有飞机就好了——送饭不用经过对方门前。”有人说：“他们依仗有两只破枪，才这么呈凶斗狠。如果咱们也有了枪，就可以武装押车，看他们还敢狂不？”于是，有人说：“他们能抢枪，我们为什么不能？”我冷静下来思考再三，认为应该放弃这个没有用的“据点”。可多数人都认为我太消极了，而且老是坐等别人支援太丢份了。我哑口无言了。就这样，我们决定也抢枪，武装自己，保护自己。在八月十四日的晚上，乘阴雨夜里，林书梅和韩江南带领几个人，去支持我们这一派的解放军营房“抢”了十几支步枪。其实所谓“抢”只不过男生磨磨嘴皮子，女生掉几滴眼泪而已。因为军民是同一观点、同一条路线上的人，“抢”与“送”是一回事。他们一伙人在回来的路上砸开一家副食店，拿了人家一些食品，留了一张“借条”。韩江南本意是想模仿当年的八路军，把事情做得漂亮些。不料，他竟然断送了我们自己——日后那张“借条”成了我们打、砸、抢的罪证。可是我们吃饭问题更困难了。一连两天，饭送不进来。韩江南他们拿回的几箱面包、饼干也分配光了。八月十七日，我没有与任何人商量打电话给市总部，要求撤退。总部负责人说要研究研究。我大喊：“我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明天我们八。一八兵团战士全撤！你们若不同意，谁爱守谁来守吧！”我放下电话的一刹那，蓦然想到：对方如果把电话线切断怎么办？我不禁浑身鸡皮陡起。撤！撤！什么“胆小鬼”、“狗熊”、“草包”、“懦夫”，随你们骂吧！我也不是第一次听了。可是，就在八月十八日的凌晨，我们的“据点”被对方给“端掉了”。

“黑色的八。一八，该死的八。一八！”我的泪腺就我行我素地分泌起来，喉头也不管不顾地哽咽起来，“该死的……”

“白皪！白皪！你怎么了？”睡在我身边的林书梅推推我。

“……哦，没……没什么。”

“你哭什么？”

“……方才作了个恶梦。”

“我觉得你好像并没有睡嘛。其实我也没有睡着。唉，人有时睡着和醒着似乎也没什么分别。”

“……”我作声不得，林书梅的病好不容易才痊愈，千万不能刺激她。

“快睡把！明天咱们还有行动呢！”

我翻了个身，轻轻叹口气，闭上了眼脸，脑子里却还在进行电影创作，还是老片剪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三　争权夺力　同室操戈今胜者（一）

1990年6月8日　　　　　星期四　　　　　　天气多云

林书梅在省城小住几日后，又来到了兴海。她无意间说起历史的今天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六月八日，六月八……呵，二十四年前的今天是我贴出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第一张大字报……　一石激起千重浪，月满西楼之际我又步入了时间的隧道……

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原本也无足轻重。不是吗？我不写，别人也要写，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对于大局并无大碍。

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可不得了啦！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主席随手用铅笔在一张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的《北京日报》边空上，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原稿，经誉清后，由他修改加标题，于八月七日印发给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全会。这张大字报改变了这次会议的议程和方向，开始了对刘少奇的揭发批判。以派工作组（六月上旬刘少奇指示）为直接依据，而追溯到一九六二年以来党中央在工作方针上的分歧，提出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之外，另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炮打这个司令部。八月十七日，这张“大字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传达到县团级。经红卫兵辗转传抄散播，迅速遍及全国。恰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言，这张大字报“吹响了无产阶级*的号角”，“炮打”、“炮轰”中央各党政部门、各省市领导机关的浪潮从此喧腾翻滚而起。

毛主席发动“文化”的“大革命”虽非单纯为了“夺权”。但运动一开始就指明了要夺权。这个观点是明明白白确确实实的，在“文化”的“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中都有明令（前者说“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里的领导权”，后者讲“要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的多次讲话更是念念不忘一个“权”字。毛主席本人一九七〇年会见美国朋友斯诺时也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权力是掌握在人的手里的（尽管它有时是以一个阶级、政党、组织、机构、团体的名义），要夺权，就得把掌握权力的人打倒。所以，伴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一批批党政领导人被揪斗、打倒、靠边站、进牛棚，甚至关监狱、*致死。

在“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全面展开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四月，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四人既以不同的问题分别给予批判，后来硬被联系起来定为“反党集团”，无疑是为“运动”之火投入了助燃剂。

“运动”全面深入展开以后，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各大、中专院校的党政机关及其领导人物，接着依次是厂矿、企业、县、区、农村各级领导，然后是市、地、省、中央部委各级领导。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党中央发出《关于党政机关无产阶级*的意见（初稿）》之后，全国上下（大约只有野战军除外）各级各个党政机关和其领导人大多被打成“旧政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急先锋”、“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修正主义分子”。神州大地处处是冤狱，处处见冤案，处处有冤魂。

*、江青等人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继续制造各种名目，借以打倒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为其篡党夺权扫清障碍。从一九六七年三、四月份起又陆续展开“抓叛徒”活动。“抓叛徒”活动正式开始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六日，党中央印发《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之后。继天津南开大学“揪叛徒战斗队”“发现”了六十一人组成的叛徒集团后，各地的“抓叛徒”群众组织和各种各样的专案组，将干部中已有历史结论的问题又统统翻出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又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他们诬称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的组织路线”，从而造出了“新疆叛徒集团”（株连一百二十九人）、“东北叛徒集团”（株连七百余人，加上亲友、工作人员，不下数千人）、“南方叛徒集团”等等重大冤案。竟连周恩来都未能幸免（即所谓“伍豪等启事”）。在“抓叛徒”的旗号下，许多过去在敌人统治下英勇斗争、功绩卓著的共产党员，许多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做了特殊贡献的党外人士，统统被冠以“叛徒”、“特务”之罪名加以*，有些惨遭摧残致死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三　争权夺力　同室操戈今胜者（二）

刘少奇是“文化”的“大革命”运动矛头所指的最大目标。对他除了公开的批判之外，还秘密设立了专案组制造伪证。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康生、江青、谢富治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就成立了以审查刘少奇夫人为名的“王光美专案组”，企图首先把王光美打成国民党特务，再诬陷刘少奇为美国战略特务。一九六七年三月，康生利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等六个组织搜集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给党中央写报告，声称：他已掌握确凿证据证明刘少奇有历史问题，被捕叛变过，建议对其立案审查。此报告三月二十一日得到毛主席批准。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主席审阅修改的文章中，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替刘少奇的名字，给他加上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代言人”、“帝国主义买办”、“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的应声虫”等罪名，说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紧跟着，中央各报刊发表社论，号召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的赫鲁晓夫”。五月八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这是经党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该文说：“《修养》一书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反*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五月十一日，中发（67）153号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学习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通知，把对刘少奇的批判推向了高潮。自一九六七年三月，“刘少奇专案组”设立后，他们随意抓人，刑讯逼供，制造了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伪证。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戚本禹组织召开了“批斗刘少奇大会”，进行抄家，从此剥夺了刘少奇的行动自由。八月五日，以庆祝毛主席所写《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为名，又在中南海批斗了刘少奇、*、陶铸夫妇。七。八月间，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煽动数以万计的人们，组织“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

北京发生的这种围困、冲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严重事件，形成一个浪潮，迅速蔓延全国。中央有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那么各省、市、自治区以下，自然也有相应的各级最大的“走资派”了，因为有那么一条政治线路和组织路线，从中央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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