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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具，一般只在打麦场才会使用。

从这些农具的使用方法上，可以看到中国农民的劳动会有多么繁重，简直是以人力代替畜力。据说，这些农具发明于西汉，现在，在农村几乎绝迹。扎耱条是一种非常苦的体力活。所需要的工具是撅头、斫刀、两节麻绳。撅头在农村随处可见；斫刀大约有一尺多长，有把手，前面是一拃长的利刃；绳子一般会有两米多长。扎耱条的活动区域在荒无人烟的山沟里。天还没亮的时候，扎耱条的人扛着这些工具进山沟，看到半人高的枣刺（荆条），就挖出来，然后用斫刀砍成条，用绳子扎起来，背在背上，继续走，继续寻找下一个能够做耱条的枣刺。这一天下来，都是在山沟里不停地走，翻山越岭，而枣刺通常又生长在悬崖峭壁，所以这种活路又非常危险。走的路越多，找到的枣刺就会越来越多，背上的耱条也会越来越沉重，行走越发艰难。往往回家的时候，就要到夜深。这一天下来，少说走了四五十里路，而回家的时候，背上的耱条也至少有四五十斤重。

耱条多的时候，扎耱条的人就会将耱条一分为二，用撅头作为担子，担起来，这样行走会方便些。然而，撅头把又是圆的，所以，肩膀又会被压得很疼痛。

由于枣刺生长的特殊性，它的茎秆做了耱条后，第二年，它的根又会发育，重新长出一根枣刺来，所以不存在破坏生态环境。枣刺的果实就是酸枣，酸枣很小，没有成熟的时候是青色的，成熟后是红色的，味道又酸又甜。小时候，我和妹妹经常盼望着父亲回家，回家后就会给我们带来大把酸枣。酸枣是农村孩子的水果。那时候弟弟还没有出生。

西北山沟荒芜，道路崎岖，只有在最偏远的崖顶和沟底，才会有枣刺生长，并且数量稀少。所以，扎耱条的人都是单独行动，担心人多了会空跑。扎耱条也有很多的运气成分，有的人跑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几根。

从我记事起，就看到父亲在扎耱条。一直到我上了小学高年级，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父亲才停止了扎耱条。这以后，土地分到了每家每户，农民终于能够吃饱饭了。

母亲说过，父亲整整扎了八年耱条。

农村的教育方法很落后，老师教育学生要苦学。所以，农村的孩子上学都比较早，往往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要去学校，坐在教室里手捧课本哇啦哇啦地大声朗读。而到了夜晚，还要上晚自习，每人的桌子前放着一盏煤油灯，黑色的油烟将鼻子熏得乌黑，脸色乌青。一直到夜很深的时候，老师才会敲响放学的铃声，孩子们欢天喜地，一哄而散。跑得快的都是男生，跑得慢的都是女生。跑得慢的就一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棒或者石头，担心会遇到狼。

那时候，在山中遇到狼是常态。我曾经遇到过，妹妹也曾经遇到过。村里还有好几个孩子都被狼叼走了。

即使我上学很早，放学很晚，但是整天整天难得见到父亲一面。父亲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就背着撅头进了深山；而在我已经睡着了以后，他才扛着沉重的耱条担子从深山里回来。

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当初父亲扎耱条的一些事情。母亲说，每次父亲回来，都会蜷缩着手臂，手指僵硬，凑到煤油灯前说：“我手上有刺，你给我挑挑。”母亲问：“哪里有刺？”父亲说：“满手都是，你看看，看到哪里有，就挑哪里。”母亲拿出纳鞋底的大号针，把那些深入肉中的刺，一个一个挑出来。挑完了刺，父亲才能端起饭碗吃饭。

还有一次，父亲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手臂上都是血。母亲问：“这是咋了？”父亲说，他在砍枣刺的时候，没有看清楚上面有一个马蜂窝，一群马蜂追着他叮咬，他从悬崖上摔了下去。

夏天的时候，父亲每次出去扎耱条，身上都会带着一个盐水瓶子，就是挂吊针后剩下的空瓶。空瓶子里装满水，放在布袋里，布袋里再放两个馒头和蒸熟的红薯，这就是父亲一天的饮食。北方的夏天异常炎热，气候干燥，父亲喝完了盐水瓶子里的水，就只能到处找水喝。有时候，在背阴处找到脸盆大的一洼水，就喜不自禁。西北太干旱了，这一洼水常常能引来很多动物前来。狼、狐狸、兔子……还有各种各样的昆虫：蝎虎、蚂蚱、蜘蛛……水的颜色已经变成了绿色，变成了黄色，父亲将水面上的脏东西拨到一边，用手掬起来，喝几口。

关于父亲扎耱条的所有故事，都来自于母亲的讲述，父亲从来不提自己受过多少苦，他总是说：“过去的都是好年景。”

父亲将耱条背回家后，趁着月光，将耱条放在木墩上，用斧子将耱条歪歪扭扭的根部剁掉，这样，耱条就显得笔直整齐。然后，他用麦秸秆拧成的绳索，将耱条捆扎在一起，每捆四四方方，数量一样。然后，统一藏在窑洞深处。

附近有一个小镇，每逢阴历初五、十五、二十五就有集市。每到这天凌晨，根生伯和万灵伯就会来到我家集中，估摸时间到了，就和父亲一起去赶集。他们一人拉一辆架子车，架子车上装满了耱条。父亲的耱条上铺着麻袋，麻袋上睡着我。我的身下压着书包，书包里放着铅笔和本子。

他们卖耱条，都不会算账，而我会算账。

那时候，家中没有钟表，只能依靠公鸡报晓。家中养了一只来航鸡，很漂亮，它被当作钟表来用。根生伯和万灵伯家都没有养公鸡，所以，他们每次卖耱条的时候，都要在我家集中。我记得有一次，他们来得很早，就在屋子里的脚底抽烟，万灵伯抽旱烟，烟味很浓，根生伯和父亲抽用纸卷成的烟末，我们那里把这种烟叫“大炮烟”。我朦朦胧胧醒来了，听见母亲说：“鸡还没交头遍呢。”根生伯和万灵伯说：“让娃再睡，走的时候再叫娃。”

每次卖耱条的时候，我都会睡一路，那时候我很小，很贪睡。朦胧中听见父亲说：“睡好，要下坡了。”有时候，要上坡，父亲一个人拉不上去架子车，就说把我叫醒，让我下来。根生伯和万灵伯说：“叫娃睡，甭叫娃。”他们帮着父亲把架子车推上坡顶。

卖耱条的那个镇子距离我们家有十几里路，一路都是沟坡。

镇子上卖耱条的人很少，很多的时候只有他们三个人在卖耱条。这是一个重体力活，没有人愿意做。十里八乡的人都来买他们的耱条。那时候还是生产队，不敢过多要价，价格差不多了就卖。这一车耱条，也卖不了多少钱。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卖完耱条回家的时候对母亲说：“今天万灵卖好了，得了30元钱。”这三十元钱让父亲羡慕不已。很多的时候，父亲一次只能收入十几元二十元。就按照20元计算，一月三次赶集，收入60元。而这60元，还有一部分要给生产队上交。

卖了耱条，父亲他们舍不得买饭吃。记得每次到了中午吃饭时间，父亲就走进公社食堂里，向厨师讨要人家一碗热面汤，把带来的冷馒头泡在里面，让我吃。而他们，则吃着带来的冷馍。那些馍，都是红薯面和玉米面做的，很少有麦面馍。

记忆中父亲只给我花过一次钱。有一次，我站在卖西瓜的摊子面前挪不开脚步，口水直流，父亲就给了老板五分钱，老板用刀子切了薄薄的一片递给我，我吃得特别香甜。

父亲是在以后家里生活好了才学会识字算账，那时候，他每天钻进山沟中找耱条，根本没有时间学文化。那时候在集市上，遇到有人买耱条，想买几捆，一捆多少钱，我就马上在书包里拿出铅笔本子，列出算式，进行计算。很多人都羡慕地说：“这娃这么小就会算账。”父亲就骄傲地说：“我娃不但会算账，还识字呢！”

那时候和以后的很多年里，我都是父亲的骄傲。

我记得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年，家家粮食都堆满了房屋，父亲和根生伯、万灵伯在家中抽烟聊天。父亲说：“以后再也不扎耱条了。”根生伯说：“真没想到日子还有这一天。”

万灵伯只是抽烟，脸上的每道皱纹里都是笑。

此后，他们再也不扎耱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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