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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人类生存需要的多样性，以及人与人的千差万别的不同个性，都要求思想应该自由。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6）

李大钊认为，思想自由的主要内容是：“一出版自由，一信仰自由，一教授自由”。他列举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指出，不许出版或实行文字狱，禁止不了思想的传播，如革命时代的巴黎，“攻击时政之小册，传布街巷，正如蝴蝶，非复禁令之所能遏制矣”，“各国关于出版，初行检阅之制，然检阅由于官吏一人之偏见，每多失当，最足为文化之蠹”。信仰自由，也是人类精神上的自然要求，“古来以政治之权力，强迫人民专信一宗，或对于异派加以压制者，其政策罔有不失败者”。中国的专制政体虽经推翻，“而专制之思想尚复弥漫于社会”，大学课堂上，既讲诸子百家之说，也讲医药卜巫之术，有助于冲破思想牢笼，发展国家文化　。李大钊写这篇文章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但他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指出检查制度的缺陷等思想，还是具有警世作用。

如果说李大钊早期谈论思想自由的文章，还存有理性化倾向，那么五四运动以后，做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再谈思想自由问题，则更显示出现实的针对性和理论上的尖锐性。如他于1919年6月写的《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指出，即使是“异端邪说”，当民众还不认识时，强行禁止，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这种做法，等于把坏东西隐藏起来，不让大家看。人们再碰到坏东西，还是容易误信，更危险。因此，信仰错了，“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远好得多”。李大钊结论说：“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因为思想的性质力量，本来如此。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李大钊于1921年1月写的《自由与秩序》，针对“个人主义”者要求极端的个人自由，把个人与社会完全对立起来，而某些“社会主义”者极力重视秩序，限制和扼煞个人自由的倾向，着重谈了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的关系。他不赞成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离于个人，无所谓社会；离于社会，亦无所谓个人”，试想一个人如果从生下来就离开社会的环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那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自由可以选择。而“社会若完全抹煞个性的发展，那社会必呈出死气奄奄的气象”，不动不流的一潭死水，能有什么秩序？自由，是个人“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秩序，是“使其中的各个份子可以自由选择的安排”。自由与秩序的关系中，自由是根本，秩序是使各种人都能保证享有自由的一种合理的安排。

五四时代的另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对李大钊的上述思想做了重要补充。他于1919年12月1日写的《法律与言论自由》，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法律与言论自由的辨证关系，现摘录如下：

“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

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法律只应

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因为言论要有逾越现行法律

以外的绝对自由，才能够发见现在文明的弊端，现在法律的缺点。言

论若是没有‘违背法律的自由’，那便只能保守现在的文明，现在的

法律，绝不能够创造比现在更好的文明，比现在更好的法律”　。

五四时代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正是发扬了思想自由的精神，并且在如北京大学这样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实行了“兼容并包”的方针，才能在南北对峙、军阀林立的空隙间，创造出思想空前活跃、学术观点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从而掀起汹涌澎湃的思想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1）

“五四”时代，样式纷繁的思想文化潮流给予社会的是启蒙，给予历史的则是侵透力。各种学说流派，都对后来的历史发展，起了极为深远的作用。

1、“科学救国”注意与科技工作者的爱国心

1914年夏天，世界风云剧变，第一次世界大战　爆发在即。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中国学子们，　一天吃过晚饭在大同俱乐部廊檐下闲谈。在这样危难的形势下，我们国外留学的青年人能够做点什么来效力祖国呢？有人提出，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办一个杂志向国内介绍科学呢？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众人的响应，于是办起《科学》杂志，1915年1月就在神州大地与国人见面了。《科学》发刊词指出：“百年以来，欧美两洲声明文物之盛，震铄前古，翔厥来原，受科学之赐为多”，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国粹“陵夷覆败，荡然若无”，“虽闭关自守犹不足以图存”，要想“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为科学呼”　。也就是说，要想解决中国的长期贫穷积弱状况，唯有用科学这个法宝来救治。《科学》创刊号例言，还提出“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的方针，即科学必须“求真”，科学的目的是“致用”。

1915年10月，留美学生正式成立“中国科学社”。任鸿雋任社长，赵元任任书记，胡明复任会计，杨铨任编辑部长。社章第二条规定，本社的宗旨是：“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1918年，中国科学社由国外移归国内，组织和成员都随之进一步扩大。设9位董事，他们是张謇、马良、蔡元培、汪兆铭、熊希龄、梁启超、严脩、范源濂、胡敦复。理事11人：竺可桢、胡明复、王琎、任鸿雋、丁文江、秦汾、杨铨、赵元任、孙洪芬、秉志、胡刚复。在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沈阳、重庆、青岛等十余省市成立社友会。门类扩大到农林、生物、化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工、矿冶、医药、理算、生计等各个方面，股员发展到604人。

随着组织的扩大，活动的增多，他们对“科学救国”主义的宣传也大大加强。1918年，蔡元培在《为科学社征集基金启》中，提出当今的时代是“科学万能时代”。中国科学社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范源濂，于1919年2月写的《为中国科学社敬告热心公益诸君》中系统的宣传了“科学救国”主义，他说：“今之世界，一科学世界也。交通以科学启之，实业以科学兴之，战争攻守工具以科学成之。故科学不发达者，其国必贫且弱；反之，欲救其国之贫弱者，必于科学是赖”。曾任该社首任社长的任鸿雋，于1920年在五次年会开会词中，进一步阐发了科学的重要地位：“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现代科学的发达与应用，已经将人类的生活、思想、行为、愿望，开了一个新局面”　。

“科学救国”主义的出现，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批评。一是守旧者，如梁启超于1919年—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公然打起反科学的旗帜。他抓住早期科学具有的机械唯物论的弱点，攻击科学论者把人类的精神也看做一种物质，从而取消了精神，导致“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他针对科学日新月异发展，“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的现象，污蔑科学使“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他认为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使得人“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总之，它把世界上许多问题的出现，都归罪于科学，科学推动了物质的进步，也给人类的发展“带来许多灾难”。对“科学救国”主义的批判还来自极左的“革命者”，如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组织创办的《奋斗》旬刊，对科学也采取敌视态度，打起反对科学的旗帜。《奋斗》第6号（1920年4月20日出版）和第7号（1920年4月30日出版）连续刊登题为《革命与哲学》的文章，认为科学是知识，革命是本能，“我反科学的最大原因，是因为科学精神，还够不上革命程度”，科学的方法“和革命的理想冲突，所以要主张革命，就不免对不住科学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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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2）

“科学救国”论还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恽代英于1923年12月发表《学术与救国》，1924年2月发表《再论学术与救国》等文章，针对“科学救国”论者的“唯科学主义”，排斥一切政治，甚至排斥一切社会科学的宣传，指出：“我们觉得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这些技术科学重要得多”。他说，中国人也有谭根、厉汝燕、周厚坤等到国外学习了制造飞机的技术，可国内政治腐败，长期混乱，百业不兴，掌握飞机制造技术的专家又怎能发挥作用呢？针对社会上一部分人对社会科学的片面认识，认为社会科学只能搞破坏、不能搞建设的说法，恽代英指出：“要破坏，需要社会科学；要建设，仍需要社会科学”。他把社会比做一个工厂，“社会科学是工厂管理法”，没有好的工厂管理，“工厂永远做不出成绩来”　。恽代英结论说：“我并不反对任何人，用任何目的，去研究任何学术乃至任何东西，世界上必须有种种色色的人，乃能成一个世界”，“不过我们今天第一件事”，是研究社会科学，进行社会的改革，才是救国之道　。

今天应该怎样评价“科学救国”主义呢？我认为，“科学救国”主义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肯定：其一，在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状况下，大量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对其影响，胡适曾做过如下评价：“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其二，宣传了科学思想和爱国思想，著名科学家、当年“中国工程学会”发起人之一的茅以升说：“对当时青年一代，传播科学救国思想，对五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三，对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人才的培养，都起了重要作用。即使是在社会大变革的年代，不管谁掌握政权，人总要衣、食、住、行，生产是不能停止的。生产、科学技术、人才，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其四，尽管“科学救国”主义有不少缺陷，如把科学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技术，排斥社会科学和政治，不认识社会改革、社会革命的重要作用，但“科学救国”做为一个口号，成为几代知识分子，特别是搞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复杂艰难的环境中，矢志努力，报效祖国的精神支柱。正如著名科学家茅以升谈到中国工程师学会精神时所指出：为“促进国家工业化”，“认识国家民族之利益高于一切，愿牺牲自由，贡献能力”　。

2、国粹主义与国学大师们的“复古”心态

国粹主义，是想通过“保存国粹”，即保存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对抗西方文化的输入。鼓吹“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礼教”，“只是要人爱惜汉种的历史”，主要是指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等等。国粹主义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凡欲举东西诸国之学，以为客观，而吾为主观，以研究之”　，即吸收外国的东西，要以我为主，加以认真的研究。国粹派最早是用“保存国粹”的形式，宣传排满复汉思想，宣传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其中的杰出人物章太炎，就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辛亥革命以后，皇帝被打倒了，国粹派的政治目的实现了，他们逐渐失去革命兴趣，由政治舞台退守学术殿堂，转化为政治上的保守者。他们对学习西方先进文明和新思潮的兴起，持批判态度。从具体主张上看，可分三派：“第一派以为欧洲夷学，不及中国圣人之道”；“第二派以为欧学诚美矣，吾中国固有之学术，首当尊习，不必舍己从人也”；“第三派以为洲人之学，吾中国皆有之”　。

国粹主义代表人物如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虽然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治学道路有所不同，政治主张和政治态度有所不同，但有个共同点，都是对国学有深厚功底而又对西方文化有广泛研究的“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早年系统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后来又到国外学习，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化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且为在中国传播西方文明立过汗马功劳。而辜鸿铭，则是青少年时代长期在西方学习、生活，对西方社会情况和西方文化，有过广泛的接触和比较深刻的了解。回国以后，又下苦工夫系统的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深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倾倒。辜鸿铭被人称为“精通西学却极端保守”的老先生。

百家争鸣年代的学术流派（上）（3）

应当怎样认识国粹主义者普遍存在的这种矛盾状态呢？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先进的中国人把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做为理想国，满腔热情的引入中国时，资本主义社会悄悄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制度和体制方面的某些弊病进一步暴露出来，社会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剧，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利益而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知识分子受到震动，引发了许多的思考。中国的国粹主义者刘师培，早在1908年就看到“贵之于贱，富之于贫，强之于弱，无一日而非相凌，无一日而非相役”的“世界人类不平等之现象”　，并且认为“代议制政体久为他国所唾弃”，“议会政策，则定为万恶之源”　。1918年，梁启超曾和一批人赴欧洲考察，他得出的结论是：“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　，于是大声疾呼，要用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挽救西方物质文明的破产。他们提出重新审查西方文明价值观的问题，对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持理想化和盲目乐观的现实来说，是富有一定的深刻性和警示意义的。然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观察缺乏广泛性和深刻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没有科学的分析，因此，结论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国粹主义者们之所以得出错误的结论，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从更深的层次看，与他们长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时也自然接受了封建主义的深刻影响，密不可分。有位作家说过：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倾向于未来，而在感情上却倾向于过去。我想，这句话也应该适合于国粹主义者们。他们虽然一定程度的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文化，而感情深处却难于摆脱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影响。以章太炎为例，他曾广泛的学习和研究过西方的经典文献，并且主张过工业化，然而却总也摆脱不了自然经济和封建主义“重农抑商”的思想影响。后来居然直接反对采取新式工业和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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