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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为了完成这部着作，有必要在军事理论上强化自己，于是这时期的毛泽东系统地学习了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着作，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孙武的《孙子兵法》等。《孙子兵法》无疑是一部战略性着作。其中阐述了许多重要的关于战争的总体观和战略战术方面的问题。

联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着作多处引用《孙子兵法》的情况来看，至少毛泽东此时，对这部“兵学圣典”是专门作了精心研究的。

（1）“‘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乃是科学的真理”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谋攻》）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孙子的这句话。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

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⑥

标志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不朽军事名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在第一章第四节……“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中，引用了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说明对待战争规律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毛泽东说：

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①

毛泽东特别强调，只有在两个阶段中，都尽力“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才能真正解决战争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那么，如何才能“知彼知己”、“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呢？毛泽东说：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就这样，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知彼知己”认识过程的四个相互联系的具体环节，同时提出了每一个环节的基本要求与方法，从而揭示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过程。这样一来，他就把孙子提出的原则进一步深化，并与*主义的认识论融为一体，实现了创造性的发展和超越。

（2）“以众击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孙子说：“弱生于强”，“强弱，形也”，②　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但要在战略全局上，将敌强我弱变为敌弱我强，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而在局部上，即在战役或战斗上造成敌弱我强的态势，则是通过正确的指挥，可望争取办到的。因此，为了创造转弱为强的有利形势，孙子提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③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　④　这就是说，在战役和战斗中，要注意防止我之兵力分散，而要造成敌之兵力分散，力争集中五倍乃至十倍于敌之兵力，形成拳头，以众击寡。如情况相反，即应“逃之”、“避之”。　。。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10）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

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⑤

后来他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更明确地指出：

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⑥

十分明显，这是直接继承了孙子“十则围之”、“十攻其一”的策略思想。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实力有所增长，但面对的却是更为强大的日军。毛泽东《论持久战》写道：

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⑦

及至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已拥有雄兵百万。但毛泽东仍再三着论，坚持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的方针。⑧　最后赢得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

（3）“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避其税气，击其惰归”见《孙子·军争》。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着作中，毛泽东又指出：

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毛泽东将孙子的“避锐击惰”运用于红军反“围剿”斗争，提出“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打圈子政策”。在根据地内，不停地与敌人“兜圈子”，叫敌人抓不住打不着。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决战，避其税气，令其疲惫，然后伺机破敌。即如孙子所说：“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将敌人拖来拖去，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孙子·虚实》）在红军前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指挥红军用“盘旋式打圈子”的“拖死狗疲劳战术”，屡战屡胜。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将红军游击战时期的“打圈子政策”，发展成为运动战中的“蘑菇战术”。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我西北野战军2万多兵力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与胡宗南25万兵力周旋，敌我兵力十与一之比。敌东奔西突，寻找我中央机关和我军主力决战。毛泽东指出：“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他指示我军：“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强调“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我军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采用‘蘑菇战术’，牵着敌人鼻子在陕北高原上“*”，始终居于主动地位。相反，敌军处处被动，饿着肚子走冤枉路，却始终未见我中央机关踪影，丢盔解甲，损兵折将，一年中间胡宗南主力丧失殆尽，最后不得不退出延安。“蘑菇战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我西北野战军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实现了“伟大的转折”。

第四章　毛泽东智品诸子（11）

“蘑菇战术”与孙子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有异曲同工之妙。

（4）“兵不厌诈”：造成敌人的错觉

《孙子兵法》中说，“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毛泽东是主张“兵不厌诈”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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