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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计好了，都设置在一个人的身体上了。

我翻看过去的日记。大多数的日记都是带着情绪写的，现在没法抓住事实真相。比如和什么人有争执的时候，我就在日记上写：这个混蛋！然后没有什么下文，或者是自己的一面之词。带着情绪的日记是很不可靠的回忆。写忏悔录，就是把回忆固定在纸上，假装忏悔，其实是让别人分享自己已经过去的生命。忏悔录其实就是表面谦虚的*吧？千万别信什么人说要忏悔，重复地叙述过去，不过是通过回忆对过去的生命有个片面的认识，事情一重复叙述，就有了欺骗性。因为生命过去了，就不再属于自己。一重复，就难免要树立形象。哪怕是一个极无聊的形象，经过反复重复，也会变得与众不同。你要是特别地自恋，就拼命反复地说：我……我……我……把自己往惨了说，就透着你刚强；把自己往俗了说，就透着你明智；把自己往好了说，就透着你脸皮厚……我看着自己过去的日记，不认识那个人。

病越来越重。从纽约回到北京，一路捂着脸，到了北京边看病边吃药，有一天突然半个脸剧痛，疼得要倒立。这个疼持续了三十六个小时，我把所有能止疼的招都使了。冰块，拔罐子，止疼药……全没用，疼得要能晕过去才好。

“拯救我，上帝！水淹脖子了……（　Psalms　）”

这时候想起所有看过的电影、小说，所有见过的人，凡是跟忏悔有关系的事都在眼前晃动。是不是到了忏悔的时候了？可忏悔都是用于紧急关头的，临死前，或是大罪恶之后。我这儿不过是疼痛而已，如果忏悔完还是疼，接下来还干什么好呢？多让上帝尴尬。

我抱着头惨叫，听见我先生说：想想疼的不是你，是另外一个人。

怎么可能？疼的就是我。突然发现，我没有一个能使我止疼的信仰！“我伤痕累累，疼痛万分，……上帝，使我升华！——（　Psalms　）”

我怎么就找不到一个东西能使我在疼痛中升华？对我来说，疼痛是最真实的痛苦，是什么也解决不了的，除非打止疼针，或者死过去。有信仰的英雄们和练气功、瑜珈功的大师们都能不叫疼，因为掌握了使之升华的精神。而我，音乐不足以使我咬紧牙关不喊疼不掉泪，文学也没有强大得使我觉得哭一声就能给它丢了人。也许这就是我该忏悔的重点？要是这两件事能换个不疼回来，我就把它们给换出去了。我真是俗不可耐，但又畏俗，因此更俗。我的俗表现在无法使音乐和文学升华到脱离肉体痛苦的境界；我的畏俗是生怕和那些贪欲横流的文化人有什么瓜葛。我对忏悔犹豫不决，生怕一忏悔反而掉到那群俗人里去了。真是弱者，弱者积阴毒。现在我的阴毒扩散，只有忏悔能消毒，可是我找不到值得改的缺点！你能真相信自己的忏悔吗？就像对着心理学家倾诉，说顺了，就说出一大套解脱罪行的大道理来。犹如所有会利用弗洛伊德的人都会把自己一生的缺陷和罪恶归于父母，多么省事的解脱。不是我没缺点，可如果我连这点儿可爱的缺点都忏悔出去了，以后可怎么活呢？当一个完全没缺点的人是可恶的，甚至虚伪。曾有一个朋友说：没有缺点的人肯定是坏透了。

如果一个人什么缺点都没了，那来这个世上干吗呢？

于是我边疼边对上帝犹犹豫豫，心里想着忏悔之后我就会青春再发，可畏俗的心理使我不敢真说：让我从人性中解脱！

我不是晕过去了就是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哪儿都不疼了。想起头天的经历，怀疑自己已经在剧痛中忏悔过了，很怕自己从此恶习全无。

突然又听到那“老者”的声音：忏悔乃自欺。人急于解脱之心多大于意识善恶之心。临危忏悔，一旦转机，旧习百倍，不可收拾。忏悔乃捞救命稻草，急求圆满。而圆满乃点滴小事积累而成，岂是一朝忏悔可得。贪者不为人处世，只论成败，无所积累；唯智者知小节……

糟了，我又出了幻听幻觉了。

文字的假象

我经常想写一本书，说说我周围的人和事。但是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应该写成*还是应该写成小说。*和小说完全是两回事。写*，把经历过的写出来，只要记性还在，又有些经历，这本书就可看。近年来，*成了热门，因为读者不想再被小说欺骗，想在真实的生活中找到一些依据，或者是觉得看真实的记载就好像每天在饭桌上说别人闲话一样过瘾。而小说，说了半天，那主人公也是虚构的，议论小说人物到头来还得叹口气：“那不都是没有的事嘛！”或者“怎么可能有这种事？都是作家瞎编的！”绝对没有背后说人家长短的那种*。再者议论小说还需要文学判断力；说起文字来，各人有一套说法，很难统一，没有文字修养的常常会带着一肚子的感受却在文学讨论中哑口无言。但要说*的话，人人平等，事情就这么发生过了，都写在书里了，没有什么更多的美学意义可争辩，最多可以说作者是骗子，把好事全说到他她自己头上去了。

只要是文字，就有编的成分；只有行动是无法加工删改的，动作永远是美与丑的结合。生活中谁都免不了干不登大雅之堂的事，由此文字显得更美妙。文字作者把他不想看到的事实都在文字中删掉了。从人的自然谈话再转到纸上去，就是一个制造面具或假象的过程。大多数不加设计的人都不会想到谈话是为了转到纸上去的，但对于职业作家或想把写作当职业的人，谈话就可能会变成小说素材。当你处于一种自然状态的时候，说出一些很有状态感的话，但如果在说的同时已经想到了这些话会再变成文字，那时你说话的诚意肯定马上就会减半，因为你已经开始在脑子里对自己说的话做文学性的删节和调整。我们不喜欢和一些作家对话，老觉得他们欠真诚，没准儿就是这个原因吧？我也常常见到一些朋友，没当作家之前，生龙活虎，谈笑自如，后来变成了作家，马上言谈就有了包装成分。小说把我们活生生的生活给转换成文字，使我们的生活浓缩和固定到想象里。哪怕是现实主义的小说，也是大堆的幻象构成。因为那些免不了要从作家笔下冒出来的形容词，使状态固定下来。无论高兴还是悲哀，都被文学夸张。后来我发现生活中一些事情悲哀到无法形容，形容出来倒并不悲哀。真实的生活感受是文字绝对不能代替的。就像我的好友老四常说：“咱不写小说，把日子给过成小说了。”

每个人的日子都是小说，哪怕什么事都不发生，也是小说。这是为什么*那么风行的原因。只要对自己的生活有种特殊自恋，*就能写成了。写*要记得清事件发生的准确过程和时间地点，写小说用不着。把在房间里发生的故事挪到公园里去发生，就是文学；把在房间里发生的故事如实说一遍，就是*。“我们接吻……我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之类的描写是所有情人都经历过的事情，无论这动作是自发的还是从小说里学来的，它成了一种情人的普遍动作。猴子并不这么做。无论是文学还是*大都不会这样写：“我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不太舒服，只好把屁股的位置挪一下，这样我的脖子才不觉得窝得慌。然后再把我的头往他的脖子那里拱一拱，这样我的脸才能全部地放在他的肩上，否则我的下巴颏在他的肩外面，我的颧骨垫在他的肩胛骨那里非常的不舒服。他的肩头没什么肉，挺硬的，脸放在上面不舒服。好了，现在我觉得舒服了。晚风吹过，不会有蚊子来吧。”这样的叙述，比“我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心中充满幸福”要更实在。因为心中充满幸福的前提，是脸在对方肩头上放得是否舒服，否则屁股挪来挪去很影响心中幸福感觉的一贯性。但如果作者全说大实话，读者就会觉得生活黯淡了。这么写小说，就成了黑色幽默；可要是写在*里，就有人身攻击和造谣诽谤之嫌。但其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纯粹的风花雪月，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到书里去找欺骗。我们都喜欢面具，享受幻觉，把自己藏在文字后面，来形容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被形容过的生活似乎更有生活魅力。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在利用文字把自己和他人想象成另外的一个人。包括*在内，甚至情书，都不能逃脱面具的作用。回忆者会删去他自己不想回忆的难看细节，情人用文字的摧毁力在争夺对方爱情的同时也不停地树立着自己的形象。多少历史，多少感情，多少场景，就这么通过文字，加加减减地，固定到了纸上。

写，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种自我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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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儿是不能比赛的

小时候，常听见小朋友们比赛谁的家长官儿最大；长大了，女同学们比赛谁最漂亮；再长大，女朋友们比赛谁的男友最出色；再长大，女人们比赛谁的丈夫最成功；再长大，大家都比赛谁最有本事赚钱；再长大，所有的人都比赛谁在社会上最受承认……再长大和比赛下去，我们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我最怕比赛，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我以为人生是不能比赛的，人生中很多的事情也是不能比赛的。

最近我参加了某地艺术作品奖评选，由此更确认艺术无法比赛。艺术不是体育，从若干优秀艺术作品中选出一部最佳作品来，以什么为标准呢？作品无法用数字来衡量。如果用数字来断论艺术，唯一的数字标准就是选票——哪一部作品占有最多的评委选票。我们大家按选票数来推论作品，结果推出来一部选票最多但是大家都没特别留意的作品，就因为这部作品在人文上没争议、在技术上没争议、在风格上也没争议，看着挺好，不招谁惹谁的，既不是很出新，也不是很守旧，所有的评委都不介意给它一票。无意中，这部作品成了票数最多的佳作。

结果出来，评委们困惑，觉得可笑，因为每个评委心里都有各自的偏爱。但是大家的偏爱很难统一，就统一在一部谁都没太介意也不反感的作品上了。评委没有时间做太多的争论了，只好公布结果。但是大家心里仍旧念叨各自的偏爱，想着那些排在金奖之下或根本没上名次的作品。颁奖时，我心里也来回念叨：如果不是这部，是那部或者是那部……其实连评委都拿不准，奖不奖的有什么意义呢？艺术家最好别在乎得奖，能否获奖都是偶然事件，照迷信的说法是：命。艺术奖和艺术没什么大关系。

当然艺术奖和艺术家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它可以改变一个艺术家的命运。但是真正有原创力的艺术家顾不上照顾任何评委的口味。

比如作曲家勋伯格在发明他的系列音乐时，肯定没想到要获奖，他只是在音乐美学上受不了已经固定下来的音乐体系而已，为了给他自己的耳朵创立一个全新的音响体系。真正的艺术创作必是创新，必是要改变一种固定概念，必要引来疑问。很多非常出色的艺术作品往往在刚出现的时候被强烈地反对，如果后来它们被承认和获奖，那是因为它们在经历反对后渐渐成了主流。而所有原创者们在创作的过程中绝对不会算计它是否将来会变成主流。二十世纪末在艺术上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就是当代艺术家们比过去会算账，这可能都是排行榜的影响，捶胸顿足创作艺术的人被认为是傻帽儿。

艺术家再不是简单地为热情而活，而是曲里拐弯地活着。

艺术倾向像不同的风吹来吹去，一会儿要破传统，一会儿要机械化，一会儿要解构，一会儿要简约，一会儿要时尚……当下最聪明的作品是在传统上做那么一点点儿变动，给一点点儿新社会意义，但绝不背离轨道。这种作品既可使大众“茅塞顿开”，又不违反大众的惯常思维，任何评委都可放心投票，因为不会引起巨大纠纷。但是过一阵艺术又要有什么新倾向呢？永远在追求准确的定位，会不会反而落个“无个性”？

那些年轻大胆的艺术家，往往要犯很多的错误，被误解、碰壁、受挫折……简直是无边无际的地狱，可能完全没有盼头。我们学会了蔑视外界，最后能不能保持不蔑视自己？

捶胸顿足的热情和飞快旋转的智商都需要吃很多肉来补充能量，最不会伤筋动骨的艺术之道是：沿着漫长的路慢慢溜达，享受艺术。

写这段文章的时候，我是在柏林。刚刚结束参与新音乐舞蹈剧《　觉　》的演出，送走了音乐舞蹈家们后，我去了趟罗马。两天在罗马，除了热和累，一点儿没感染到罗马的古代精神。古罗马精神在哪儿？似乎是藏在那些巨大的建筑和雕塑里，它们不愿意出来见旅游者和脾气烦躁的服务员。那些在雕塑周围的庸碌人群只能使罗马显得焦躁。如果达·芬奇仍旧在他作品中活着，那我们这些旅游者肯定是走动的僵尸。是古老的艺术给予罗马生命还是我们这些庸俗的生命在代替石头活着？有朋友说到罗马对古代建筑的保护如何伟大，也说到中国对古代建筑的破坏如何渺小，我看着罗马街道，却找不到什么特殊精神。回到柏林，我和一些德国人说起罗马，有人感慨说，罗马精神已经没了，但是在中国，古老文明的精神还活着。是吗？这真是奇怪的事儿，那边的老房子都留着，却没有老精神；这边的老房子都拆了，但是老精神还活着！所以这世界上的事情真是说不清对错。

现在不能和古代比赛，老中国不能和老意大利比赛，北京不能和罗马比赛，祖宗不能和祖宗比赛，自己不能和别人比赛，艺术和艺术不能比赛，厨房和厨房不能比赛，父母和父母不能比赛，婚姻和婚姻不能比赛，情人和情人不能比赛，孩子和孩子不能比赛……我真幸运，不是运动员！

细节

北京人一直有的潇洒风度是比赛谁能“混”。你问谁，都不说喜欢自己的专业，都说“瞎混呗”、“赚钱呗”，谁要是说喜欢自己的专业，就跟没见过世面似的。我以前也曾崇尚这种假“无为”，但现在听见这种说法就觉得对方很糙，因为就是这种人在一点儿一点儿破坏我们每天生活和文化中的美趣。出门去，出租车里听到年轻的女广播员，每读一句新闻就打一个磕巴，磕巴次数之多，如同是我的耳朵被虫蛀了无数的洞。她下了班安慰自己的话肯定也是：管它呢，瞎混呗，赚钱呗。

周围太多喜欢变化而不精于本行的人，使那些死守着自己本行较劲的人变得珍贵。老话说干一行爱一行，现在能有这种耐心的人就是国宝。我的一位老朋友梁和平就是喜欢弹钢琴。听他的演奏就像是体验中国音乐史，他手下的音乐一不小心就把你带回五十年代的激情，六十年代的热情，七十年代的反思，八十年代的反叛，九十年代的探索，如今的时尚等等。搞音乐的人是什么境况都要面临，职业音乐家什么样的场合都得奏音乐，所以一个音乐家面临着很多外界而来的要求，又要从这些要求中挣扎出自己的个性来，谈何容易。梁和平的演奏就是对音乐家一生处境的叙述。他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手指尖上，乐趣和发泄，每一个音符都是他要说的话。真正他说起话来就爱着急，可能嫌舌头不如手指头快。他的思维到了何处手马上奏出相应的音符来，时而风雅时而悲壮。他手下最软弱的声音是在他考虑听众的时候，手指在琴上摸索出一些美丽的分解和弦来，那些和弦似乎在问，想不想听到我？想听什么？我够不够动人？这是音乐家处于被动状态时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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