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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电影的制作成本在一百万元左右，这就等于说．卖给中影公司一百个拷贝才能保本。从目前的情况看，三分之一的影片实际上卖不到一百个拷贝，一般只能卖到三十个到五十个。这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电影肯定亏本。一部电影的拷贝多少要由中影公司来定。电影制片厂没有自主权。像《孩子王》　，一个拷贝都卖不出去，电影厂只好眼睁睁地亏本。目前全国十六家电影制片厂大多数是负债的。北影的负债金额已达一千多万元。

话说回来，毕竟有些电影是发行量很大的。但是发行量再大，拷贝的价格是不变的。广西电影厂的《周恩来》卖了九百个拷贝，中影公司赚到的发行利润是三千九百万元，而电影厂得到的只有九百万元。著作权所有者与发行者利润严重倒挂。

而且，中影公司对电影片是买断终生。“文革”之后的一段时间，新电影出不来，《红楼梦》、《舞台姐妹》、《洪湖赤卫队》等一大批在十七年中批判的影片被大量复制，中影公司从中赚了巨额利润。但生产这些电影的厂家却得不到任何经济利益。近两年电影《雷锋》复制了三百多个拷贝，中影公司从中赚了一笔钱，但长春电影制片厂没拿到一分。

中影公司还掌握了电影片的改制、海外交换贸易等本应属于制片厂的权利。无论影片改成录像片、镭射片还是其他体裁，中影公司都用不着与制片厂分享利润。与国外交换影片所获收入也没有制片厂的份。

为此，制片厂的厂长们真是憋了一肚子气，并与中影公司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制片人：我们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是你们发行者侵占了我们的利益。

发行者：没有我们，你们就更没有出路。怨你们的片子吧，拷贝太少。

制片人：拷贝的价格太不合理。

发行者：拷贝价格是国家规定的，我们是执行国家的规定。

制片人：这种规定本身就不合理，电影这块大蛋糕，切来切去，我们才剩多大一点儿？分配不公平，说到底是著作权不落实。你们占有了本来属于制片厂的一部分权利。　。。

国际与国情（6）

发行者：权利都是你们的吗？发行者就没有权利了？我们享用的是自己的发行权。

制片人：既然你们占有的是发行权，为什么还擅自复制我们的片子、擅自转卖我们的片子？这难道不是侵权吗？

发行者：你们已经把它卖给我们了。

制片人：我们并没有卖断终生。只是由于不准制片厂自办发行，才实际上被你们垄断。我们也要争取发行权。

发行者：你们自己搞得成发行吗？从中央到省、地、县，发行网络都是我们一家的。我们有四十万发行大军。

制片人：四十万人吃我们一万人的果实。一万人养活着你们四十万人。

发行者：你这样说就太过份了。我们吃的是发行，吃的是市场。我们控制着电影市场。

制片人：这种独家垄断的体制必须打破。不打破，落实制片者的著作权就是一句空话。

发行者：你也要看到这种体制的优越性。对老、少、边、穷地区，是我们给了补贴和优惠，对政治教育片，是我们采取指令性计划自上而下发行。你们自己能做到这些吗？

制片人：咱们多渠道互相竞争嘛。

发行者：好销的你们自销，不好销的让我们包销，这种状况才真正不公平、不合理。如果各制片厂都自办发行，什么好销销什么，哪里好销销哪里，偏远地区谁管？教育片谁管？

制片人：无论如何，我们要自产自销。

发行者：我可要提醒你们，电影这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放开渠道，失去控制，都追逐利润，黄色的东西就会冒出来。我看啊，对电影，还是要搞计划经济。

……中国电影界开始了“大内战”。制片厂与中影公司斗争了好多年。从“南湖会议”、“远望楼会议”一直到“长沙会议”，全国十六家故事片制片厂的制片人一次次聚会，商量斗争方略，讨论对中国电影体制来个大突破。

有一段时间，眼看这场斗争就要取得突破性成果了，但形势又急转直下。中影公司发出通知，哪家制片厂依靠公司，可以给厂里让利；哪家制片厂“单干”，就不给翻译片。除此，还有其他一些硬着。一些省市的故事片厂被“招安”。西安电影制片厂首先“叛变”，单独与中影公司签订了合同。吴天明对着各制片厂的朋友们说：“我承认自己是‘叛徒’。”随后，北京电影制片厂由于得不到贷款也吃不消了，汪洋厂长跟中影公司握手言和：“你们把北影全拿去吧！……

斗争失败了，但是矛盾并没有解决。

制片人对影片自产自销的理想并没有破灭。

一个制片人对记者说：“中国的事情，没有上级领导的支持是办不成的。不要把我们的行动变成与中影公司双方的吵架。这种吵架没意思。必须从体制上真正动手术。”

对贯彻落实著作权法，这位制片人信心不足。他说：“有了著作权法，也许能理顺体制。但是，也许由于这种体制，而无法落实著作权法。著作权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它与现行体制是有冲突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客观上就不会给你这个权利。要触动现有的电影体制很难，要突破就更难。即使电影局，也没有这个力量。中影公司的后台是财政部，是中央的收入。改成自产自销，就等于把权利交给了地方，等于中央损失每年几亿元利润。这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是更大的体制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力量与中影公司抗衡。制片厂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护自己。说实话，我们根本无法告人家侵权，也不知道该上什么法庭去告。”

电影界普遍反映，电影著作权保护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制片厂本身能够解决的。

比如说电影作品的完整权，就很难保证。一部电影从生产到发行要经过多级审查，即使电影局审查通过．也还会受到多方面的干扰。小到一些地方机构要求停止放映、停止拷贝，大到上面某个部委甚至某位领导提出问题要求修改。有些电影拍摄时动用十几万人甚至上百万人，耗用大量资金，就那么几个人一商量就给“枪毙”了，有的电影已经放映又被“追加枪毙”。没有电影法，著作权法很难保护电影著作权。

再比如说电影剧本的稿酬，也很难提高。目前电影剧本的酬金是一个本子三千元到六千元。一般作家不愿意写电影本子，稿酬这样低，还要屡受磨难，不知道最后能否通过。电影局在上海召开座谈会的时候，与会者反映说，目前中国之所以没有好电影，是因为没有好本子；之所以没有好本子，是因为没人写本子；之所以没人写本子，是因为酬金太低。50年代，一个电影剧本的酬金是一万元至一万五千元。现在物价涨成这个样子，酬金反而大大降低，这怎么能说得过去？根据这些反映，电影局决定适当增加剧本稿酬，将每个本子的酬金提高到一万元，但是，计划报上去了，财政部不批准。这也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剧本酬金提高了，导演的酬金怎么办？摄影师、美术师、曲作者、演员的酬金怎么办？电影作品的酬金提高了，文学作品、美术作品、音乐作品、戏剧作品等稿酬怎么办？

一连串的“怎么办”，也是一连串的“很难办”。

在文学著作的稿酬规定出台以后，应当接连出台的电视作品稿酬规定、音乐作品稿酬规定、音像作品稿酬规定、美术作品稿酬规定、戏剧作品稿酬规定等，都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有的至今仍没有出台。

如果说围绕稿酬问题展开的争论，主要是由于国家经济条件引起的，那么，还有一些争论，则主要是由于思想认识问题。

从根本上讲，著作权法不是限制作者权利的法律，相反，它是保护作者权利的法律。国际版权界一致认为，无论什么样的作品，一旦产生，作者就获得了当然的著作权。中国著作权法草案，最初完全排除了从意识形态方面对作者权利作任何限制。应当说，这是朝着国际版权保护标准迈出的一大步。

然而，这一大步不得不退回半步。

在人大常委会的审议过程中，一部分委员指出，草案没有充分照顾到中国的国情。

一位老资格的委员尖锐地指出：“这个法没有反映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经验。难道，我们对什么作品都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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