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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正式登场了。马连衣首次亮相，从一挑台帘出场开始，无论是唱腔、念白、身段、手势和台步无一不“谭”，而且扮相和做派上还透着一股雅致和帅气。观众顿觉大饱眼福，心中的问号瞬间打消，大呼过瘾，纷纷赞叹“真有老谭的味儿”，简直就是“老谭加蜜”，马连良在上海滩一炮而红了。

接着贴演允文允武的谭派名剧《南阳关》。戏中观众一句一个好，给了马连良极大的鼓舞，而他也特别卯上，回报观众。在演到伍云召辞别夫人，唱完了“眼见得冤仇不能报，爹娘啊，老天爷助我成功劳”一段之后，马连良灵机一动，把《雅观楼》里小生“耍令旗”的一个动作，化用到这里。把令旗从台中向上高高一扔，令旗在半空中划了一道抛物线，飘向下场门，然后急转身奔下场门，稳接令旗，干净、利落地下场。这个“噱头”使得太及时了，非常符合上海观众的欣赏习惯，谁也没想到这个“京朝派”的小老生还能有如此“绝活儿”，台下一下子就炸了窝。马连良这一招因地制宜的即兴发挥，正应了叶师先前的话，确实管用。若在北京可不敢轻易发挥，观众不但不认，还可能落下“洒狗血”（戏班行话，台上卖弄技巧）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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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独树一帜（3）

此后，马连良贴演了不少谭派剧目，如《盗宗卷》、《失空斩》、《天雷报》、《打鱼杀家》等。贴一出，满一出，续演一期之后，又续一期，“亦舞台”方面多次挽留。马连良首次上海之行可谓大获成功，满载而归。

上海大红之后，马连良回到北京就身价倍增了。各大班社都争相邀请，从此步入名角儿行列。先与尚小云组“共和班”，年内又与梅兰芳初次合作，在天津堂会上演《游龙戏凤》。在当时“三大贤”领军京剧界的时代，梅兰芳多与余叔岩合演此剧，此次与马连良合作，多有提携之意，马连良对此事总是念念不忘。年底，紫禁城内为溥仪大婚安排了三天堂会，马连良演《借赵云》。当时能入宫演出是件很体面的事，虽然清帝已逊位，但入宫演戏仍好像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开一场音乐会一样，对参演者在梨园中的地位是一个极大的肯定，不亚于当年的“内廷供奉”。

随着包银的激增，马连良首先想到要改善环境，孝敬父母，让他们过上舒心的日子。马家从阜成门外檀家道搬出后，曾住过崇文门外南深沟、草厂下六条、大耳胡同等地。购买一处称心的房产，是他多年一直的心愿。父子二人到处看房，父亲马西园也为儿子高兴，心想要是能够住上一所像样的四合院，这在以前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经友人介绍，父子二人来到崇文门外木厂胡同附近的翟家口豆腐巷的一所大宅院。院落坐北朝南，正房五间，南房四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入二道门后有抄手游廊，梁上彩绘，院内有花草树木、天棚、鱼缸。该院左侧为西跨院后接中院及后院，后院通巾帽胡同，共30余间房，是个相当气派的宅第。父子二人都较满意，卖家说可先买前院，如手中宽裕，可再购中、后两院及西跨院。出门后，马西园突然问了一句“这院门牌是几号？”“豆腐巷七号。”马连良答道。“就是它了！”马西园一锤定音。原来马西园近日偶得一梦，梦中见到一所房子非常满意，门牌号就是“七号”，他认为梦中有吉兆，便决定买下了这所翟家口豆腐巷7号的宅子的前院。后来人言“豆腐巷里出好戏”，就指这里。

搬到新家之后，马连良真正成为了马家的顶梁柱。1923年，上海“亦舞台”又来人了。有了上次在上海的“红底子”，“亦舞台”方面早早地跑在别人前面进京，把马连良约走了。在沪期间，马连良观摩了不少“海派京戏”，从而眼界大开，对戏剧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深入。

在外演出期间，一日接到家中电报，告知“喜得贵子”，马连良大喜，迅速回电，“不日即归，准备满月。”这可是马家的一件大事，马西园老爷子长子早殇，次子春轩在福建演艺期间，不幸患重病，也英年早逝了。这个孙子的出生，就是马家的长门长孙了，哪能不高兴，不大办呀！

得知儿子不日即将演出期满，马西园夫妇忙得不亦乐乎，准备给大孙子办一回体面的满月席。就在亲朋好友们纷纷收到马家的“满月帖子”的时候，不幸发生了。这个孩子突然夭折了。家人想，如果将此不幸的消息告知正在外地演出的马连良，他肯定受不了这意外的打击。如果再影响了演出，前途都成问题了，这时已经距马连良的归期不远了。除了马连良那边，亲友这边也必须考虑如何交代，于是有人出了一个“一举三得”的主意。此时马西园二弟马心如的长女嫁给了一个叫夏玉仓的回民，刚刚生了一个男孩。夏家家境困难，正愁养活不起，不如把这个男孩过继给马连良，老话说这叫“骨肉还家”；马家这边可以照样办满月。这样的话，既对亲友有个交代，又对回京的马连良是个安慰，再资助夏家一些银钱，还帮夏家解了难，何乐而不为呢？于是马家、夏家两家人商量此事，双方一拍即合；但办“满月”之前一直瞒着马连良。直到办完了“满月”，马连良才知道真相，心想真难为了父母和妻子的一片苦心。他抱起儿子看了又看，喜欢得不得了，说了句：“他和大姑娘（马萍秋）一样，都是我的亲生孩子！”随后为之取名“崇仁”。马连良在有生之年，一直视长子崇仁如同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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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独树一帜（4）

不久，有老伶工荣蝶仙先生组班“和胜社”，约请马连良与朱琴心并挂双头牌。马连良时年23岁。荣本人曾是程砚秋先生的师父，在梨园界经营多年，此次组班主要演员除马、朱二位外，有老生王凤卿，花脸郝寿臣，武生尚和玉等名家，在京城属于阵容硬整的班社。立足于新的、较高的平台之上，马连良的剧艺得以再度提升。当时争排新戏之风盛行，马连良本人也以所会的传统老戏为基础，挖掘、加工了《广泰庄》，丰富、完善了《甘露寺》，联缀、合并了《流言计》（《雍凉关》及《骂王朗》），翻新、编排了《化外奇缘》等新剧目。还将老本四天连台本戏《节义廉明》删繁、减冗改为一天演完的本戏《四进士》，开始了他对京剧改革的“牛刀小试”。

为了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马连良也经常观摩其他的艺术门类，特别是他喜爱的曲艺。他经常到前门外石头胡同的“四海升平”杂耍园子，去看刘宝全的京韵大鼓。刘宝全的演出多数排在大轴的位置，他常穿银灰色的长袍，上罩青缎子马褂，下身穿藏青色长裤，用飘带绑住脚腿。鱼口色的布袜子，配一双青双脸便鞋。尽管刘宝全当时已五十多岁，但逢出场总是红光满面，两眼炯炯有神，给人一种精神、洁净的印象。上台之后，几句“垫话”谈笑自若，接着拿起鼓楗子，随着弦师的过门，轻敲几下，顿时把全场观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使混乱的剧场秩序一下子安静下来。

刘宝全艺术上主张创新，对文人极为尊重，他的鼓曲新曲本多出于文人庄荫棠之手，他说：“庄先生有文化，自己又会唱，所以他写的本子，不应轻易乱改动，改错一个字，词句不通顺，意思不对头，就会影响节目的质量。”刘在演唱艺术上，主张多吸收其他艺术的长处，以丰富京韵大鼓的感染力。既善于唱，又善于演，有极细致的面部表情及身段。他所再现武将会战中的身段、动作，都是融化了杨小楼的表演技巧而后创造出来的。

马连良深深地为刘宝全的艺术所折服，成了“刘迷”。二人相识之后，成了莫逆之交。他俩每天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一起遛弯、散步，然后到“一品香”澡堂洗澡，到了下午再一块儿到“两益轩”去吃饭，饭后一起去剧场观摩杨小楼、余叔岩的演出。二人推心置腹，深入交流艺术见解。刘先生的言行举止及艺术理念，对马连良的艺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马连良是回民，从不在汉民朋友家中吃饭，而在刘家却是例外。刘宝全一生不动烟酒，不吃对嗓子不好、刺激性大、容易上火生痰的东西，最爱吃老米饭青菜，有时吃两块窝头，从来不吃猪肉。他说猪肉生痰，坏嗓子。偶尔买一次牛肉，炖了汤，用汤烩菠菜吃，也不吃肉。睡前还要在口中含一片梨，不咽下去，第二天清早再吐出来，雪白的梨片变成了黑红色，他说这就把嗓子里的痰和火吸出来了。

为了帮助马连良这位他非常器重的青年演员不断上进，刘先生总是把自己艺术的经验不厌其烦、毫无保留地介绍给马连良。譬如，他告诉马连良唱戏不要一出戏一个调门，刚开始可以唱得低一些，先把嗓子遛开，然后，中间再长一点，仍不要满宫满调。到了最后，嗓音也遛开了，气息也顺畅了，再把调门长到最高的水准。这样，既可使嗓音胜任繁重的唱功，又给观众一种越唱越有劲的感觉，这些追求艺术的执著精神和严谨的创新态度，无一不对马连良今后的艺术道路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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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独树一帜（5）

在京沪之间不断往来的演出期间，马连良结识了对他演艺生活有毕生影响的第一个文人——邵飘萍。邵本人时任《京报》主编。曾为晚清秀才，因在杭州办《汉民日报》抨击时政，为袁世凯政府通缉，东渡日本流亡。1918年创办《京报》，在创刊词中写到“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他曾说：“这些军阀，设计害民，捣乱世界，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画皮。”所以他走到哪里，侦缉队就跟到哪里。邵本人十分喜爱马连良的剧艺，并在报上撰文，竭尽鼓励之能事，邵的观点对马连良有很大的启发。邵认为，其一，艺术要有个性，走自己本身条件与艺术相互匹配的路，不要怕所谓“正统”势力的批评与指责；其二，伶人演戏不只是为了穿衣吃饭娱乐大众，更兼有高台教化之责任，让普罗大众懂得“抑恶扬善”的道理，看戏是最简单的办法；其三，伶人不是矮人一等的贱民，是应受人尊敬的艺术家。中国的伶人若要不被别人看不起，首先要自尊自强，用艺术和德行征服旧势力。

邵飘萍对正在成长和发展中的马连良来说，无疑起到了鼓舞和促进的作用。他时常与马见面，不断地向马介绍各种艺术门类，以提高马连良的艺术修养；解释诗词歌赋，以提高马连良的文化素质。使马连良眼界大开，艺术的视野越发宽广。邵飘萍勉励他要多演能发挥其唱、念、做兼擅的戏，走自己的路。在有人对马连良之京剧艺术改革颇有微词之时，邵先生在《京报》上发表文章，为马撑腰。并题写“须生泰斗，独树一帜”于报端，使马连良大为感动，视邵为良师益友。时值民国初期，民主思想渐起，文人士大夫走下“神坛”，与伶人交友，对伶人境界与品位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作用。邵先生对马连良的帮助，无异于齐如山之于梅兰芳、罗瘿公之于程砚秋。

在马连良与邵飘萍的频繁接触时期，北京侦缉队长马玉林是个生活中的“朱光祖”，多次与马连良打过招呼，让马连良少与邵往来，言明邵有“革命党”之嫌。马连良却以为邵先生是少有的好人，为人正派，让他懂得了许多演戏和做人的道理，为什么不能和他往来？

军阀张宗昌对邵飘萍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邵本人日常工作非常忙，日间总在外面交际应酬，有时还造访妓院，因为有许多官场中人在“八大胡同”中饮酒取乐，在谈笑之中可以探得不少政治消息，作为揭露他们的新闻。他警惕性也较高，夜晚多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或苏联使馆避居，不冒然外出。后因思家心切，深夜偷偷回去，终于在家中被捕。1926年4月24日，张宗昌命其鹰犬王琦操刀，邵飘萍先生被北洋政府以“宣扬赤化”等罪名杀害了。马连良痛失良师益友，大为悲伤。邵夫人汤修慧也潜避他乡，以免株连，因此无人为邵收尸。当马连良返京后闻知“谁来收尸，谁就有革命党嫌疑”时，不顾亲朋好友们的阻拦，毅然前往法场。他说：“谁都知道我是唱戏的，与政治无涉！我要让邵先生入土为安。”当他见到邵飘萍右眼下之饮弹创痕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面对遗骸失声痛哭，他第一次感到政治是如此的无情与冷酷。邵的文人朋友知道马连良为邵收尸的事后，不由得对这位青年伶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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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独树一帜（6）

1927年由陈春龄组班“春福社”，约马连良做挑班的头牌老生，真正步入了“一线明星”的行列。从“富连成”毕业到今天，马连良艰辛跋涉了整整十年。所谓“挑班”，就是头牌唱大轴戏的主演。但不一定是班社的老板，马连良与其他搭班的一样，照样拿戏份，班社的盈亏与他无关。“春福社”的老板是陈春龄先生。老板对挑班者的建议多数采纳，以利演出的效果。由于“话语权”的增加，终于使他对京剧改革的抱负得以施展。

首先，重金礼聘老伶工王长林、钱金福二位为其配演。这二位老先生都曾傍过谭鑫培和余叔岩，对“谭派”真谛深谙其道。马连良通过向这二位老先生的请益，对传统剧目《定军山》、《盗宗卷》、《问樵闹府》、《打棍出箱》等剧目的演艺均达到了精益求精、更上层楼的水准。

另外，马连良对当时所流行的剧目做了一番深入的研究。“京派”伶人喜唱折子戏，都是以前传统本戏的精华部分，文人雅士多喜观看。然而剧情无头无尾，平民百姓不知所云。“海派”伶人多演连台本戏，以新奇冗长，一天一本，无尽无休为招徕，艺术上不免流于低俗。此时，马连良的业师蔡荣桂已离开“富社”，他对马说：“连良，我终于看到你挑班的日子了，我要把我这一肚子戏都给你排了！”马连良大喜，约请蔡先生作为班中的抱本子管事，即专门负责剧本及说戏。在蔡荣桂的帮助之下，他开始编演一些带有“全部”名称的本戏，如《全部武乡侯》、《全部秦琼发配》、《全部火牛阵》、《全部范仲禹》、《全部宝莲灯》和《全部清风亭》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在精华的折子戏基础上，增益首尾，合理连接，并一天一次性演完的“本戏”。使观众既了解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又欣赏到了剧中的精华，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各阶层的、不同品位的观众群体。

此时大清王朝早已灭亡多年，艺人失去了皇家的赏赐。民国首都的南迁，政要们的大量堂会也随之减少。艺人要想挣钱发达，只有靠互相在营业戏中的竞争。马连良此时上演大量新编“本戏”，既提高了戏院的上座率，增加了收入，又形成了自己的演艺特色，可谓一举三得。对于自己所会的谭派戏目，根据自身的嗓音条件，选择上演唱、念、做结合的剧目。而像《宁武关》、《战太平》、《洗浮山》等谭余经典，则主动规避余叔岩之锋艺，不与其正面对憾。这也正是他有自知之明、聪明过人之处。于是上演与之形象、内容类似的《广泰庄》、《夜打登州》等戏，同时也能收到观众满意的效果。说明马连良除了是个艺术家外，还颇有商业运作上的经营、策划之才。“本戏”成了马连良演艺的特色之一，不但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又使京剧艺术在剧目上得到丰富和完善。

由于马连良在戏中所塑造的人物多为智慧、聪颖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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