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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人不认为自己属于“殷人”团体。假如“周人”是犹太人的话，他们对于“殷人”的距离感符合他们在地中海东部的相互关系。结合中国古文中“衣”就是“殷（深红）”，这是不是提示我们“紫色”颜料与用来做衣服的丝绸的典故，“衣”、“殷”通假，否则“衣”为什么一定要是“殷（深红）”呢。

中国是生产丝绸的国家，而当时生产名贵紫色染料的是腓尼基人。他们之间的联系顺理成章。腓尼基人又是世界著名的商人，我们有什么理由排除腓尼基人与中国商人的联系！深红为紫。“衣”、“殷（深红）”同义，就等于向我们暴露了腓尼基人与中国商人的同源秘密！

腓尼基人曾经占领过地中海东岸这些城市：Simyra、　Zarephath、　Jubeil、　Arwad、Byblos、　Acco、　Sidon、Tripolis、Tyre以及Berytus。Tyre（推罗）和Sidon（西顿）是其中最强大而具有统治权的城市。这些城市并非属于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城邦联合体。　中国同时的夏商周或许部分借鉴了同样的格局。

以上的资料其实有矛盾含混的地方。首先腓尼基人多被看成是“闪族人”，闪族人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但《圣经》告诉我们“迦南人”应该是“含族人”，是一种深肤色人种。当腓尼基人又被看作是“迦南人”使，我们确实很难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种，或许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混合才是他们的特色。

或许我们可以试着解释这些矛盾。比如，在最初的早期他们是从两河来到地中海东岸的，甚至我们可以再夸张一些认为他们有可能是从伊朗、甚至中国西北地区越过大河而来，经过千年发展，最终与靠近非洲的含族混合就产生了“迦南人”。

假如按照严谨的治学态度最好的办法或许是把这些矛盾的资料给删除掉，但我认为回避这些矛盾是不正确的。通过这些“矛盾”的资料更全面地展示给读者一些有关概念才最好，或许以后某些读者自己会去继续分析与搜集资料找到确切的腓尼基人发展轨迹。让我们以开放的眼光与开放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在确实不能给出确切答案的时候就保留那些矛盾的说法是最可取的。对史前资料收集不能采取过分苛刻的态度。

沿着以上的矛盾资料，我还有了一个新设想：腓尼基文化复合体很可能在亚洲呈含族人特色，而在地中海（尤其是北岸）他们却多呈现闪族人特点，所以才有了以上的矛盾传说。

无论外人怎么称呼，腓尼基人是怎么称呼自己的呢？据说他们称呼自己为“迦南人”。而“迦南人”的意思就是“商人”，这也符合中国商朝人自称“商人”的习惯。

在人种上这些人肤色如何？我猜想他们可能比较接近中国人。在这里请大家再一次地回忆我前几本书里提供的许多古埃及人的雕像与画像，腓尼基人很可能接近他们。而山东“将军墓”那里出现的驾船的蒙古人种与陆地上的大鼻子打仗的场面，我此时才愿意更痛快地接受这样的推理：腓尼基人可以是蒙古人种，或者说接近蒙古人种的模样，他们驾船攻打了早先属于欧罗巴人山东。我有三个比较明确的支持条件：1，在《圣经》里以色列人一直与迦南人有明显的差别；2，迦南人与埃及紧邻；3，正是在迦南人出现在埃及附近地区的5000年前这一时期，古埃及人的人种突然从黑人转变为我们常见的壁画上的那些接近中国人种的人。

就地理上看，腓尼基人生活在联系两河文明与埃及文明的中间地带，恰好承担的是一个运转物质与精神文明的传送带。他们很可能在当地最先充当近距离的商人，后来因为尝到甜头开始进行远途贸易。他们就这样逐渐扩大脚程，最终成为职业商人，整个民族和团体全部成为商人，随后构织了一张全球商业大网。

我一直观察到这个事实，中国甲骨文产生之前的类文字符号与这地中海东部一带的所有古老文字都很接近，迦南文、腓尼基文，甚至乌加利文。现在看他们接近才是正确而符合逻辑的，而最接近的就是腓尼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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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南与中国（2）

考古告诉我们，文字的起源是由于商业的出现，他们需要记录数目与合同。一些文字符号在中国的出现其实可以说就是商业的痕迹，而且恰好是与地中海东岸这批职业商人交易的痕迹！

在船舶尚不发达时期，他们更多采用了陆路到达过中国的西北。在半坡遗址出现过零星的符号，在二里头夏文化也出现了明显为同类型的符号。这些都说明了远古中国与地中海东岸的联系。但奇怪的是，这些符号并不多见于仰韶文化最典型的甘、青，而是出现于陕西，然后是河南二里头。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除了海路的可能外，很可能有人从印度、缅甸、云南、四川而进入陕西。也说明，这个时期海路还不够发达，因为从海上而来的商人还没有从山东深入内陆。甲骨文的出现是海路完全成熟的一个标志，它给我们指出了大约的时间。而大汶口文化发现的符号显示了埃及人曾经试图在海上登陆的企图。

“中国”的英文名字叫“China”，有人说这来自陶器，然而我相信它另有来源。当时东亚地区可能有许多名称搅缠在一起，但是哪个势力在后世强大，他们的称呼就会被保留下来，很明显后来占据优势的是称呼“China”的这个群体。后来的“秦”（Qin），甚至“sina”，我认为都与“China”是同一个概念，他们的起源不是别的，而是“迦南人”（Canaan或Cana，希伯来语为kenaani，阿卡德语作Kinahna）。假如你懂发音，一下就明白了，“China”其实就是“迦南”，他们的差别很小，考虑到几千年并且是在远距离的流变，这个推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迦南人有自称“迦南人”的习惯，假如有许多迦南人定居于中国经商，东亚这里确实是可以成为另外一个“迦南”的。

Sinai（西奈）由于是迦南人的居住地，所以Sinai也成为迦南的代称。“原始迦南文”的表述是“Proto…Sinaitic”又作“Proto…Cnaanite”，所以不难看出中国之“Sina”与“迦南”的双层对应联系。

从大约4、5千前越来越多的迦南商人到中国去，并且他们越来越多的人定居在那里，并且想家的人把中国命名为他们的故土“迦南”。这是另外一个可能。很可能在这个时期有两个地方都叫“迦南”，这就是地中海东岸与东亚各有一个。这个称呼一直使用到今天，只是中国人并没有留意到China正是Cana或Sina。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正是腓尼基符号比较集中的陕西，也就是说，正是后来迦南商人比较集中的陕西被称呼为“Qin”，后来整个中国也被简称为“Qin”，“Qin”就是“Sina”，学英语的人会知道许多人在一些“不良”的发音习惯，会在最后收尾的“n”后面加一个元音“e”，我大学时的一个老师因为这个习惯过分明显甚至被同学们命名了一个绰号就叫“ne”。所以，在古代“Qin”很可能与“Sina”分别不大。

有必要说明的是，尽管“腓尼基”也自称“迦南人”，但是4000年前腓尼基人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呢，所以我们不能说有类似迦南文字出现的地区或时代就有了腓尼基人。但是，从这条线索我们完全可以说，晚期仰韶文化与夏文化里很可能都有迦南文化的痕迹，他们与创造出甲骨文的商朝有文化联系是合乎逻辑的——假如腓尼基人确实参与了商朝建设的话，后商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需要从同期的中东大环境寻找谐振的源泉。

“迦南”是音译，意译有几个意思，其中之一是“商人”。中国恰好就有一个朝代被命名为“商朝”。并且商朝人自称为“商人”。这符合他们在中东的习惯，腓尼基人自称“迦南人”，也是“商人”。但他们又被外人称呼为“紫人”，他们在中国也被外人称呼为“殷人”，“紫色”其实就是“殷”。加上“China”发音接近“Cana”，“Sinai”接近“Sina”。中国在大约4000年前后出现许多类似腓尼基字母的文字符号，“后商”期间中国的甲骨文接近于一种红海文字——也是腓尼基文字的一个很近分支。假如我说这么多现象都只是巧合，那将是一个罪过。

“Canaan”还有一个响亮而神秘的意思，经常用来作为比喻“乐土”、“天堂”以及“让人向往的地方”。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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