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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美方正驾驶撤走后，“中航”上海——北平、上海——广州、上海——成都、上海——南京段相继停航，一周后，波及“中航”所有航线全部停航。

受制于人的滋味确实是不好过。

关键当口，邦德没在中国。

笔者在7年的采访中，始终没有找到对“中航”以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中国航空公司副董事长威廉·兰霍恩·邦德的详尽资料，连影像资料都寥寥无几，即便有简介也是只言片语，从零散的资料中，只知道他是1933年被“泛美”航空公司派驻到中国担任“中航”副董事长，这位美国人在中国一住就是18年，直至1949年离开香港。在此期间，由他代表美方，处理过无数棘手之事。

现在，恐怕是最“棘手”的问题再次来临。

美国，纽约，四十二街和列克兴街交叉口克莱斯勒泛美办公室，当总经理林伟成下令由中国人接管全部飞机的消息传到这里时，邦德正和太平洋航线负责人斯托克里·摩根、胡安·特里普商谈“中航”的发展前景。

中国人的愤怒让邦德马上意识到了事态之严重，他告诉两位上司，自己要马上赶回中国。

和邦德的做法恰恰相反，两位上司一致认为“中航”完蛋了，即使不是现在也是“将要”，道理如此简单，“泛美”航空公司要遵循美国的外交政策——在交战的国家保持“中立”。要在战火纷飞的国家上空飞行且不“得罪”交战的双方是多么的困难。

胡安·特里普建议邦德到新西兰去，那里是泛美新开发的横跨太平洋航线的终点，那将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地方。

按如今的观点、眼光看，只能用“敬业”和“执著”来解释邦德行为。也不知在这个东方古国住了几年后，这里究竟是什么博得他如此好感，以致他始终不移地认定“中航”在远东地区的前景将会极其美好，虽然目前还是令人沮丧。

邦德谢绝了上司的好意，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后，踏上了“归国”的行程。

如今，从美国乘飞机来中国十几个小时就可以了，那个年代可不行。不断地更换飞机和其他的旅行工具，从纽约启程，邦德只用7天时间就到了香港。

启德机场，前来迎接的搭档艾利森告诉邦德，中国人完全掌握了飞机！

“我们都在等待运输——说成撤退比较好！”艾利森幽幽地说。

副董事长勉强地笑了，也许，事情并不如此悲观。

邦德过于乐观。

既不撕毁合同又不宣布结束契约，飞机被占着、航材被霸着、经营的场地被封着，中国人就是拒绝“合作”。

给时任财政部长写信求见，宋子文只字不回。作为正在和敌人交战之大国财政部长，宋子文先生自有他的想法，那就是，“中航”首先是中国人占绝对股份的公司，中国人有权自己安排事务，如果给这些无法无天的美国人开一次特殊的口子，无疑是在纵容接二连三的“下一次”！

即使是飞机趴在地上变成一堆废铜烂铁，也要给美国人一个教训。

没有实力的国家、没有实力的政府，一切都要依仗外国人的航空公司，尊严，还是要有的。

宋子文不回信，求见也不接待，邦德无法再等下去，他忽地想到了另一个人，一个和中国航空关联很深、一个在中国有着特殊地位、一个曾在美国讲演后掀起旋风、一个至今都在中国及世界都有着影响的一个雍容高贵的美丽女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夫人。

在中国，恐怕再难找到这样一对相互合作、搭配得天衣无缝的伉俪。“淞沪抗战”时期，为鼓舞士气，她不顾车祸造成的骨折，打着夹板亲临前线笑容满面地慰问前线官兵。在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急需外援之时，又是她亲赴美国，用她渊博的知识、富有魅力的仪态、激昂的演讲感染了美国民众，霎时，形成一个蒋夫人热，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称赞她是个“极富有魅力的女人”。整个抗战时期，由于不断地和盟军打交道，她又理所当然地充当了委员长的“翻译”，娴熟带有美国南部口音的英语让初次见到她的陈纳德当天晚上即在日记中写道：“她，永远是我的女王！”

在中国生活过的邦德很聪明。

把给财政部部长的信笺抄一份送给蒋夫人，无论是从个人关系还是从中美双方来讲，都站得住脚，也都恰到好处。

果然。

林伟成回到了军队，黄宝贤被蒋夫人亲选为新的经理。

双方都稍稍“退让”了那么一点点。血气方刚的林伟成走了，美国飞行员回来了，“中航”的飞机又咆哮着冲入蓝天。

邦德押中了，委员长也赢了。不仅如此，泛美还把即将于1940年到期的合同又延长了5年。

后来事实证明，是谁，有如此先见之明！

抵抗到底的国民政府（1）

夹缝之中的委员长

日本侵略中国之初，蒋介石采取的基本战略就是一个字——“拖”。

“拖”，在汉字里面还可以用“持久”解释。地盘大、人口多，没有像样的工业体系，一个几乎都处于石器时代耕作的农业大国，和手持现代化武器强悍对手作战，“拖”，是唯一的选择。

所有这一时期的作战方针也无一不是围绕此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