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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丑闻》于1989年4月28日公映。丹·塔尔博特跟往常一样坚持要求全市只有在他上西区的林肯大厦独家放映数星期后再由其他影院放映。但是《丑闻》已经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迫使马蒂·蔡德曼打破塔尔博特的垄断，在曼哈顿的上西区、东区、格林尼治村放映了三场，收入一下子增加了两倍。“我从《丑闻》意识到可以在一些高档次的商业影院放映这样的影片，而不仅仅是艺术片。”他说，“我第一次去那里时，发现所有影片的放映日期安排都写在一块黑板上。他们放映的影片并不多，在全国范围，每部影片都不超过10到15个拷贝，我们给《丑闻》安排了大约几百场放映活动，跟今天相比，这个数字听上去似乎不多，但是那时原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的放映场次。”在马蒂·蔡德曼雄心勃勃的努力下，《丑闻》在美国赚了880万美元。

随着《丑闻》的名气不断上升，蔡德曼签了一个新的协议，即让他在洛杉矶开一家米拉麦克斯的办事处。他成为纽约办公室人人嫉妒的对象。据马克·利普斯基说：“谁也不愿意一成不变地跟哈维与鲍勃待在同一办公大楼里。他是第一个在自己与温氏兄弟之间开辟出一片新大陆的人。”

米拉麦克斯把自己从崩溃的边缘救了回去。第56大街的公寓产生了裂缝，1980年代后期，米拉麦克斯搬到第48大街18E，新办公室位于麦迪逊和第5大道之间，这是一幢潮湿、阴暗的大楼。从第16层电梯走出后，右侧就是他们的办公室，几乎占了半个楼层，但同样显得很拥挤。他们甚至延伸到一个兔子窝般的小空间里。房间里装着冰凉的日光灯，吊顶的天花板，窗户很少，坑坑洼洼的墙壁看上去好像中了好几枪。这里比《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Being　John　Malkovich）中的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占据的空间大不了多少。地毯的某一处凸了起来，人在通向30英尺长、12英尺宽的走廊时偶尔会被绊一下。通道间挤满各种桌子。多伊奇曼都纳闷哈维怎么挤着他庞大的身躯，从这些东西旁边走过去来到他那位于遥远尽头的办公室。鲍勃和哈维的办公区挂满了生产进度表以及《燃烧》和《见者有份》的海报。埃德·格拉斯常常去这幢大楼里看牙医。“我经常去那里，要么去看我的牙医，要么去看哈维和鲍勃。”他回忆道，“我不知道哪件事更令人痛苦。两件事都让人不痛快。那种感觉就像被一辆10吨重、径直向前冲来的卡车反复碾压一样。”

有一次电梯坏了，哈维只好爬上楼梯。据一位员工说：“他大口地喘着气，我们以为他快要死了。”哈维属于A型血性格，经常失眠，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同时还在减肥，再加上可怕的体重的拖累，已经出现冠心病的征兆。温氏兄弟古灵精怪的妈妈米丽娅姆还带上奶油干酪馅饼（rugulah）定期来看他们。据利普斯基说：“鲍勃经常冲她发火。他们经常让她等候，有时长达一个小时都不见兄弟俩出来，即使出现了也要压缩见面时间——‘时间到了。’他们经常这样说，‘把馅饼拿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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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丽娅姆是如此甜密，“你无法想像这两个家伙是怎么由她拉扯大的。”米拉麦克斯的一位前员工说。温氏兄弟与父母的关系可谓一言难尽。据童年时代的朋友艾伦·布鲁尔说，米丽娅姆是一个严厉、好斗、进取心很强的犹太母亲。温氏兄弟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就经常把儿子跟邻居家的小孩比较：“怎么戴维得了A而你没有呢？”或者，“噢，你没有时间做家庭作业吗？米格怎么有时间呢？”哈维常常管她叫“波特诺妈妈”。温氏兄弟是在一个由电工联合会盖的，紧挨着皇后学院，名叫Elechester小区的一栋大楼里长大的。布鲁尔第一次遇见哈维是在1964年皇家植物园（Kem　Gardens）的坎贝尔218高中，在他看来，米丽娅姆那种无情的看护最终诱发哈维萌生强烈的竞争意识。布鲁尔在谈到1990年代后期梦工厂（Dream　Works）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时，用一种诙谐的口吻说：“我看到她给他打电话时这样说：‘梦工厂的那些人算什么。他们怎么做得比你好？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母亲难道更称职吗？如果多给你一些激励，你也能行。’所有这些都刺激着哈维、挑战他要证明：‘我最出色，我是老大。’”

他们的父亲马克斯是一个珠宝雕刻匠，曾在曼哈顿的珠宝行工作过。在这两个男孩的朋友眼中，米丽娅姆是主事之人，她制订规则，恫吓丈夫。两个孩子跟马克斯在一起的时候，他总说：“你的妈妈，别怕她。”据布鲁尔说，这包含着对米丽娅姆的轻蔑，而孩子们则认为马克斯很酷。他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而且用自己的失败经历来激励他们。又据布鲁尔说，他们从父母身边学到的教训是：“别像我们这样窝囊，别让任何人知道你不行，别让任何人拦你的路，如果有人拦了路就搞掉他们。”两个孩子显然把这些话都牢记在心。他们牢记在心里的另一个教诲就是必须自己闯世界。

马克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曾驻扎在开罗。敌对状态结束后，他仍然留在那里，跟巴勒斯坦的地下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工作。哈维长大后研究了利昂·尤利斯（Leon　Uris）的一些长篇小说。大屠杀故事把犹太人一律描述成受害者，被放进运送牲畜的车里，这让他感到耻辱。他所认同的犹太人应该把英国人从巴勒斯坦赶走，击退了一支阿拉伯大军的进攻，建立了以色列国。他有一次对《纽约时报》说：“如果不能当教授、律师、医生，就应该当一名人民的战士。你要很坚强。你也可以像约翰·韦恩（John　Wayne）那样。”他很喜欢那部由黑名单上的编剧多尔顿·特朗博（Dalton　Trumbo，1950年代受“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迫害，著名的“好莱坞十君子”之一，后逃往墨西哥——中文版编者注）改编自尤利斯的《出埃及记》（Exodus）的影片。“特朗博最伟大的主题就是少数人对付强权。”他说，“这是我一生的主题：你能够战胜强权。你可以跟大佬对抗，你最终会获胜。”成年后，他喜欢说：“我不是那种客客气气的犹太人。我要当那种犹太人，会说‘我要打趴你，杀了你，你这狗娘养的’。”对温氏兄弟最贴切的注释，打个比方说，也许是李安的《绿巨人》（The　Hulk）和里奇·科恩（Rich　Cohen）献给纽约犹太帮的抒情长诗《坚强的犹太人》（Tough　Jews）。他们是迈耶·兰斯基（Meyer　Lansky）而不是伍迪·艾伦（Woody　Allen）。如果让温斯坦兄弟早生75年，他们也许会是海斯汀大道（Haseltine　Avenue）上走私威士忌的人，或者跟杀手联盟的头目路易斯·赖普克（Louis　Lepke）坐在一起玩牌的走卒。

《丑闻》的成功和其他刚取得收获的并没有使温氏兄弟的脾气有所改观。兄弟俩的火暴脾气依然如故，依然像骂人的恶魔，当众侮辱人的精湛技艺已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他们经常当着同事的面谩骂其他员工。1991年开始参与后期制作事务的斯图尔特·伯金说：“米拉麦克斯是以恐吓的手段经营的。他们喜欢威胁别人，总是吐沫飞溅地大喊大叫。”曾在米拉麦克斯做了3年市场协调负责人的艾米·哈特（Amy　Hart）说：“人人都说他们是恶魔，这话千真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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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永远与温文尔雅无缘，他会从墙上一把扯下电话，冲着话筒吼叫。他经常摔门推翻桌子。只要手能够得着，任何东西都可能充当他的武器——烟灰缸、书本、录音机、摆在桌上的家庭像框，都可能砸向某个倒霉的主管，最后撞到玻璃墙门，玻璃像小花般碎了一地。其实，他从来都很少击中目标。这其实不过是一出残酷的作秀表演。最可笑的是，谁想逃离现场是要付出代价的，既来之，则安之。据哈特回忆：“我曾坐在会议室外面，目睹玻璃门在他的淫威下战栗。”有些员工偶尔会劝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别人呢？就算你不喜欢别人，你对别人好一些，会得到更多回报的。”他往往叹一口气说：“是啊，我知道，我知道，可我克制不住自己。我试过，但这个坏脾气就是改不了。”

如果温氏兄弟喜欢你，那么米拉麦克斯的生活也会有大家庭感觉的一面。戴维·迪纳斯坦曾经在第101大街的上西区和阿姆斯特丹住过。那里有一个篮球场，就在这个楼群所在街区的对面。对鲍勃这样一个矮个犹太人来说他的篮球打得已经够漂亮的了。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玩一下，乘车到城外跟附近的黑人孩子去打比赛。哈维更喜欢垒球，但他不像鲍勃，还算不上运动员，仅仅是喜欢享受一番在击球手和代跑者之间转换的过程。他经常带来指定的垒球击手。鲍勃和哈维喜欢各做一方的领队，两队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鲍勃曾给一个参加垒球赛的员工悬赏，如果她打到第一垒就给100美元。她做到后，鲍勃果然兑现了承诺。有一次因为输了球，他把一个员工给开除了——那个倒霉的家伙看上去都快要哭了——但后来在下半场比赛后又重获聘用。

不过，即便对受宠的少数人而言，工作也并不像野餐那样轻松。“米拉麦克斯的企业文化是很残酷的。”时断时续为米拉麦克斯工作了好几年的现任ThinkFilm电影公司美国发行部的负责人、宣传员马克·乌尔曼（Mark　Urman）说：“充满了攻击性。从来没有恒定的好标准，都是阶段性的。”温氏兄弟很欣赏默纳·查格纳德（Myrna　Chagnard），她曾在小小的洛杉矶办事处工作了5年，是个别人碰不得的女强人，到头来连她也撑不住了。“我的神经都崩溃了。”她回忆道，“鲍勃说：‘你被解雇了！’这种压力我实在受不了，当我带上自己的东西下楼就要钻进小车时，鲍勃又打电话让我回来。我变得消瘦，情绪沮丧，这差点毁了我。我经常穿着工作服，在外面一待就是三四个月。我都快奄奄一息了。”当时在洛杉矶办事处的宣传员艾莉诺·若泽尼科夫（Eleanor　Reznikoff）回忆道：“在那里工作就像拿火来烤你的脚一样难受。每个人都有过一段可怕的经历。每个人都害怕他们。我第一次跟哈维打交道是他乘飞机外出参加一个首映式。他一般在放映的那一天到达，那次他从机场打来电话说：‘我如果拿不到25张票你就别干了！’”

如果他们不喜欢你，那么在温氏兄弟地盘上的生活可能就像在地狱里一样。高大威猛的杰夫·罗斯（Jeff　Rose）看着像是跟温氏兄弟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度受宠到像他们兄弟的小弟的地步，甚至哈维去看望临终的老祖母时都由他陪着（当然罗斯是在小车里等着）。“到头来，兄弟全反目成仇了。”他说，“有一年在戛纳哈维住的饭店里，我们要在早上7点开一个员工会议，我记得哈维还裹着毛巾，他说了些生意上的事情，我不同意，他没有说‘嗨，你懂什么？我要按我的想法去做，因为我是老板’，而是在一张摆着早餐食品的桌子旁坐下，一把将桌上的东西推到我身上。”从那以后，罗斯做什么都不对劲了。接下来的6个月里，他变得越来越消瘦和憔悴，最后明显地有些神经衰弱。他一直拒绝对此事多加评论，顶多说：“他把我逼到绝境——我能谅解——后来我就离开了。”

太善良的人根本不适合在那里工作，温氏兄弟常常折磨他们。马克·西尔伯曼（Mark　Silberman）跟哈维一样，身躯庞大，不同的是他的性格很温和。那是在1988年3月的圣·帕特里克节。第48大街的办公室距离第5大道很近，听着好像游行者们直接从空中穿越过来。忽然，传来一阵巨大的骚乱声，声音大得让人们以为是外面大街上醉醺醺的狂欢者发出的。据利普斯基回忆：“从那里传来可怕的尖叫声，有人在喊：‘去叫警察。’几分钟后，马克走进我的办公室，一脸茫然的表情。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表情。”发生了一场争吵。不用说，不久之后，西尔伯曼走了。也许，到了1990年代末，由《惊声尖叫》来推动公司发展并非偶然，它的情节套路就是：受害者被系统地逐一清除掉——用这一比喻描述米拉麦克斯的生活显得越来越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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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们经常议论鲍勃和哈维谁更坏。1990年代中期曾任制片部负责人的保罗·韦伯斯特说：“在我看来鲍勃非常可怕。他内心潜藏着一股巨大的混乱力量，绝对的狂暴。”布兰特利也同意他的说法。“鲍勃让我感到更恐怖，”她说，“最初3个月，我甚至不敢进他的办公室，那里的氛围非常古怪。”一个同时认识兄弟俩的人补充说：“如果你觉得哈维比较光明的话，鲍勃则很阴暗。我从来没有过踏上死亡线的经历，但从鲍勃身上体会到了那种感觉，他完全是一个疯子。”就像多年以后蒂纳·布朗（Tina　Brown）描述的那样：“鲍勃是那种无法无天之徒。”

但是，有些人更喜欢鲍勃。在前市场部主管埃蒙·鲍尔斯（Eamonn　Bowles）看来：“你别在不顺心的日子去找鲍勃。但他为人更公正些。鲍勃可能会暴跳如雷，怒不可遏，但他这样做自有他的道理。”前市场部负责人丹尼斯·赖斯（Dennis　Rice）补充说：“凡是让鲍勃大动肝火的事情都和生意有关；与个人恩怨没有关系。他绝对受不了被人玩弄和操纵。”

在另一些人看来，哈维更让人难受。他要让你知道，一旦失控，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布兰特利说，“哈维一旦发火，连身体都会膨胀起来，好像气压都发生改变似的，让你觉得他马上就要爆炸了。有时他真的会爆炸。他会脸色涨红，整个表情仿佛凝固住了。这时他倒不会摔椅子什么的，让你觉得他更有可能直接冲过来，把你掐死。”

鲍尔斯说：“我对那些奉承我的人总是心存戒备。哈维可能是你平生所见最有魅力的人。我跟他一起待过45分钟，我想，噢，多棒的家伙，但两分钟过后，他又可能成为你平生所见最可怕的人，简直像魔鬼一样恐怖。”利普斯基也这样说：“哈维发火的时候就想伤害人。有那么片刻，他真的会失控——陷入难以自拔的状态，思维完全失控。在那间办公室里，差不多每个女人都被他整哭过。任何一件事，甚至某个营销理念，都可能引起他的怒火。有一次，我看到他冲一个女人尖叫，看上去七窍生烟、风度全无，骂她的话叫人难以置信，冲她叫着某个男人的名字——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跟谁说话。哈维在这点上是很奇怪的，因为他就是想做庇护人，当一个好莱坞的旧式大佬。可是，他一旦冲你发火的时候却恶毒之极，而且完全是针对个人的。”

哈维对米拉麦克斯某些员工的怒斥更多出自精心算计而不完全是内心的自然发泄。鲍尔斯说：“他的脾气的确很坏，但我确实记得有那么几次是事先想好了的，把某个人带进一间屋子，啰里啰嗦地训斥一通。他老想弄明白他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会四处刺探，了解你是不是有过失，然后加以利用。”1990年代中期曾在米拉麦克斯公司工作过的萨福德同意这种说法，他还补充说：“他的情绪完全是在自己的算计之中，我经常对人说，别被他的愤怒吓住，因为这是他的一种策略。另一方面，也别被他的恭维所愚弄，因为这同样是策略。但人们总是被他的狂轰滥炸打击得溃不成军，也被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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