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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把尼克尔斯船长给我讲的关于斯特里克兰德的各种内容连接起来，尽我所能按照先后顺序把它们写在下面。他们是在我和斯特里克兰德在巴黎最后一次见面的那个冬末认识的。他们认识之前的几个月，斯特里克兰德是怎么打发日子的，我不清楚，不过一定十分艰难，因为尼克尔斯船长第一次看见他是在夜宿店里。当时马赛正举行一次大罢工，而斯特里克兰德混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显然无法挣来他需要维持灵与肉不致分离的微薄收入了。

夜宿店是一座很大的石头建筑物，乞丐和流浪汉可以在里面住上一个星期，但需要提供证件，让管理夜宿店的僧侣相信他们是干活的人。尼克尔斯船长注意到了斯特里克兰德，因为他在等待开门的人群里块头和貌相都很引人瞩目。他们无精打采地干等着，有人走来走去，有人倚墙而立，有人坐在马路沿上，两脚伸进下水沟里。他们排队走进办公室时，尼克尔斯船长听见检查证件的那个僧侣和斯特里克兰德讲英语。但是他没有机会和他搭上话，因为在他进入公共休息室时，一个僧侣抱着一本大《圣经》走进来，登上房间那头的圣坛，开始做布道。这些可怜的流浪汉必须为他们寄宿的代价忍耐一时。他和斯特里克兰德没有分配在同一间房间里。早上五点钟他被一个粗壮结实的僧侣赶下床来，等他整理好床，洗过脸，斯特里克兰德已经不见踪影了。尼克尔斯船长冒着严寒在街头晃荡了一个小时，随后就径直去了维克多·耶鲁广场，这是水手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又发现了斯特里克兰德，见他坐靠在一座石雕像的底座上打瞌睡。他踢了斯特里克兰德一脚，把他弄醒。

“跟我去吃早饭吧，伙计。”他说。

“滚开。”斯特里克兰德答道。

我听出来了我老朋友有限的词汇量，就准备把尼克尔斯船长作靠得住的见证人了。

“你身无分文吗？”船长又问道。

“你真他娘的该死。”斯特里克兰德回答说。

“跟我来吧。我给你弄点早饭吃。”

迟疑了一会儿，斯特里克兰德爬了起来。他们一起进了一家施舍面包的救济所，饥肠辘辘的人们能领到一块面包，必须就地吃下肚去，因为不允许把面包带走。随后他们又来到一个舍汤的救济所，每天上午十一点至下午四点，他们都能领到一碗盐水稀汤。这两个救济所离得很远，因此只有饿得受不了了，他们才会两地奔波。就这样，他们吃上了早饭。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和尼克尔斯船长也因此顺理成章地彼此认识了。

他们必定就这样在马赛彼此的社交圈子里度过了大约四个月。如果冒险意味着会有意料之外或者给人刺激的事件发生，那他们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冒险。他们的日子全都用来弄到足够的钱晚上投宿，弄到食物安抚饥饿的折磨。但是，我希望在这方面利用尼克尔斯船长生动的叙述，让想象力驰骋一番，绘制出一幅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尼克尔斯船长讲述了他们在这座海港城的下层生活的各种发现，完全可以写出一本引人入胜的书来。从他们碰上的各色各样的人物身上，研究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素材，编出一部流浪汉大全。但是，我在这里写下几个段落就很满足了。我已经感觉出他们过着一种紧张、粗鲁、野蛮、多彩、奔波的生活。我所知道的马赛，大街上熙熙攘攘，阳光明媚，舒适的旅馆和餐馆里到处都是脑满肠肥的富人，而他们俩的这种生活却让我印象中的马赛乏善可陈，又沉闷又庸常。我很妒忌那些看见尼克尔斯船长描述的马赛现状的人。

夜宿店向他们紧闭大门时，斯特里克兰德和尼克尔斯船长向莽汉比尔寻求施舍。莽汉比尔是水手寄宿店的老板，这人是黑白混血儿，体魄魁伟，拳头千钧，为暂时无事可做的海员提供食物和住宿，直到在船上给他们找到差事为止。他们和比尔生活了一个月，一起投宿的还有十几个人，瑞典人、黑人、巴西人，都睡在比尔家两间简单的房间的地板上，是比尔专门分配给他们住的。每天他们都跟比尔到维克多·耶鲁广场去，航船的船长们都到这里来寻找可用之人。比尔娶了一个美国女人，这个女人又胖又懒，老天知道她怎么就堕落到了这样一种不可救药的地步，寄宿者每天都轮流帮她干家务活。尼克尔斯船长认为对斯特里克兰德来说，他给莽汉比尔画了一幅肖像就免除了住宿钱，是一桩非常划得来的事情。莽汉比尔不仅掏钱买来画布、颜料和画笔，还给了斯特里克兰德一磅偷运上岸的烟叶。就我所知道的，这幅画也许今天还挂在拉·乔里艾特码头附近一座摇摇欲坠的小房子的客厅里，我猜测这幅画现在已经能卖到一千五百镑了。斯特里克兰德打算搭一条船去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然后再转道去萨摩亚或者塔希提岛。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到去南太平洋的，尽管我记得他的想象中一直有一个海岛萦绕心头，挥之不去，那海岛应是绿色满目，阳光灿烂，被大海团团围住，而大海又比北纬海洋湛蓝得多。我估计他缠上尼克尔斯船长，就是因为尼克尔斯船长对这些海域都很熟悉，也正是尼克尔斯船长一再告诉他，他到了塔希提岛便会生活得舒服一些了。

“你看，塔希提岛是法国的，”他对我解释说，“法国人可不他娘的那么刻板机械。”

我想我知道他话中的要点了。

斯特里克兰德没有证件，不过只要莽汉比尔看到有利可图（他要是给哪个水手找到差事，第一个月的工资就装进自己的口袋了），有没有证件不是问题。因为正好有一个英国司炉工在他家寄宿时一命呜呼，他便把司炉工的证件都给了斯特里克兰德。然而，尼克尔斯船长和斯特里克兰德两人都想往东去，可要雇人的船只都碰巧往西行。斯特里克兰德两次拒绝了雇用流浪汉随航去美国的差事，还拒绝了一次跟随运煤船去纽卡斯尔。莽汉比尔哪有耐心对付这种只能让自己受损的固执脾气，在最后一次找活儿失败后他干脆把斯特里克兰德和尼克尔斯船长双双赶出了家门。他俩再一次流落马赛街头了。

莽汉比尔的寄宿膳食很难说丰盛，从他家餐桌边站起来时和你坐下就餐时几乎一样饥肠辘辘，可是接下来的几天他们还是后悔不已。他们尝到了饥饿的滋味。舍汤救济所和夜宿店救济所都对他们关上了大门，他们唯一的果腹之物就是面包救济所的那块小面包了。他们能在哪里睡觉就睡在哪里，有时睡在火车站附近岔道上的空车皮里，有时睡在货站后面的卡车里。但是天寒地冻，迷迷糊糊地打了一两个小时的瞌睡后，他们就会重新来到大街上漫游。他们感到最难熬的是没有烟叶吸，尤其是尼克尔斯船长，没有烟抽简直生不如死。他因此只好到小啤酒馆去捡那些前一天夜里闲逛的人扔掉的烟屁股和雪茄头。

“我用烟斗吸过更糟糕的东西，能吸就好。”他补充说，耸了耸肩，一副能大能小的派头。说话间从我递给他的烟盒里抽去两支雪茄，一支放进嘴里，一支装进口袋里。

时不时他们也能弄点钱来。有时一艘邮船来了，尼克尔斯船长会和船上的计时员混个自来熟，成功地为他们俩弄到一份装卸工的差事。如果遇上一艘英国船，他们就会溜进水手舱，混在水手堆里开心地吃一顿早餐。他们这样做难免会吃一些苦头，如果正好和船上的高级船员撞上了，就免不了被轰下船来，屁股上还会挨一脚，被催着快快滚蛋。

“肚子饱了，屁股上挨一脚算不上什么，”尼克尔斯船长说，“我个人从来没有把这当什么坏事儿。高级船员不得不考虑船上的纪律。”

我眼前出现了一幅活灵活现的画面，只见尼克尔斯船长一头栽倒在窄窄的跳板上，背后还悬着气冲冲的大副抬起来的大脚丫。可是，他真不愧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英国人，对英国商队这种讲究纪律的精神从心底喜欢。

在鱼市场里经常能找到零活儿。有一次，他们把卸在码头的一箱箱数不清的橘子装上一辆辆卡车，两个人都挣到了一个法郎。还有一天，他们交了大运气：一个寄宿店老板弄到了一单给货轮刷油漆的活儿。那船是从马达加斯加绕过好望角来的，他们需要花几天时间站在悬垂船侧的一条木板上，给锈迹斑斑的船体刷上防锈漆。这活儿一定很投斯特里克兰德冷嘲热讽的脾气。我问尼克尔斯船长，斯特里克兰德对这种艰难困苦的日子适应得怎么样。

“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烦恼的话，”尼克尔斯船长答道，“他有时候有点郁闷，但是哪怕从早到晚吃不到一口东西，哪怕在中国人的店里都住不上一宿时，他也会像一只蟋蟀一样活蹦乱跳。”

我听了这话一点不感到惊讶。斯特里克兰德就是这样的人，对各种环境都应付得了，哪怕遇上最令人沮丧的情况都依然故我。但是，这是因为灵魂宁静还是矛盾对立，就很难说得清楚了。

“中国茅房”是海滨流浪汉给布特里路一家可怜的小店起的名字，由一个独眼中国人开着，掏六个铜币可以在一张小床上睡一宿，出三个铜币在地板上睡一宿。他们在这里和其他像他们一样一穷二白的人交朋友，在他们身无分文而夜间又冷得要命时，他们很高兴能从白天碰巧挣到一个法郎的人那里借到寄宿过夜的钱。他们这些流浪汉倒是不抠门，谁挣了钱都会毫不犹豫地与别人分享。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哪个国家的人都有，可这并不妨碍他们称兄道弟，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伟大的安乐之国的自由民，国家的边界把他们都归入其中。

“不过，我猜测斯特里克兰德发起火来，肯定面目狰狞，”尼克尔斯船长若有所思地说，“一天，我们在耶鲁广场碰上了莽汉比尔，他向查尔斯索要他给他办的那些证件。”

“你要是想要，还是亲自来取为好。”查尔斯说。

“莽汉比尔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家伙，一向对查尔斯的样子看不惯，于是就开始骂他。他把嘴里能骂出来的难听字眼儿都用上了，而且莽汉比尔一旦开口骂起来，那就只有听他骂的份儿了。嚯，查尔斯听了一会儿，随后他向前走了一步，只回了一句：‘滚蛋，你他娘的蠢猪。’他骂的这句话倒没什么，可他骂人的样子很让人胆寒。莽汉比尔没敢再多骂半句。你能看见他脸色蜡黄，立马转身离去，仿佛他记起来他有一个约会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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