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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部分（第1页）

要雇佣名叫“拍击官”的仆役。这些人手拿末端佩有皮囊的短棍，时时跟着主人，看到他陷入沉思，便拍击他们的耳朵或者嘴巴，将他们唤回现实中来。据说，这些夸张的描写来源于牛顿的生活轶事。令人惊讶的是，三百多年后的中国，一个时空完全不同的地方，人们津津乐道着科学家陈景润类似的生活怪僻，并且认为这样才叫真正的科学家！

在斯威夫特的笔下，这些学者对科学的热衷，已经超越了科学本身而泛化到其它领域。比如，他们吃饭的时候，食品要切成几何体的形态。量体裁衣时要用四分仪等复杂的科学测量工具，结果并未作出合身的衣服。而他们赞美一位女性的美丽，也要使用菱形、平行四边形、椭圆等几何术语和音乐术语。这已经有点“唯科学主义”的色彩了。

斯威夫特让他笔下的科学家们从事种种脱离实际的研究。比如废除语言，大家用实物工具来交谈；把橡实埋在土里，让猪去翻找，以此来松土播种；还有用蛛丝来作纺织品、将粪便还原成食物、制造无毛羊、石化马蹄，等等。或许当时的皇家学会里，确实充满了提出类似设想的怪人。不过，斯威夫特显然不理解，五花八门的思想能够自由碰撞，才是科学进步之道。

除了这些虚构的课题外，斯威夫特更讽刺了许多正规的科学研究。比如学者们对天文仪器的使用、植物能量来自太阳的假说，预言彗星尾部将扫过地球的轨道计算，等等。有一段文字甚至将开普勒的恒星运动定律作为讽刺对象。

当然，在讽刺挖苦之余，作者也并未否认，这些飞岛上的科学家把生命沉浸在研究当中，确实取得了很多科学成果。比如他们观测到的恒星、彗星的数量，都是欧洲科学家的几倍。但在斯威夫特的眼里，这些成果无关国计民生，是毫无用处的奢侈品。

如果读者是一位科幻爱好者，这段游记里他最为面熟的文字，大概要算下面这句话了：他们对想像、幻想和发明完全陌生，他们的语言中也没有表达这类概念的词语，同上143页　。我想，读者看到这段文字是否会觉得，三百年后，我们面对的问题并未有本质的改变。

而斯威夫特在整部《格列佛游记》里对科学最深刻的批判，则要属下面这段话“他发现伽桑狄极力宣扬的伊壁鸠鲁的学说和笛卡尔的涡动学说都被推翻了。他预言当代学者热心推崇的万有引力学说最终落得同样的下场。他说新的自然体系不过是一种新时尚，随时代不同而变化；即使是那些用数学原理验证过的理论也不过是兴盛一时，时候到了一样是过时的。”同上，178页。不知三百多年后的科学哲学家弗耶阿本德是否读过这句话，并且引为知音。

可以说，作为文学家的斯威夫特并不理解科学的本质，对科学事业的讽刺有其偏颇之处。但他那独到的慧眼和细致的观察，使得这些讽刺并非无源之水，确实点中了科学领域的某些要害。

“吴国盛指出，科学时代有一个隐含的伦理，即凡是技术上能够实现的，就是应该实现的。”（摘自田松《唯科学反科学伪科学》）在这种隐含伦理的支配下，科学家们往往不考虑后果，任由自己的求知欲引导进行研究。在十九世纪那些科幻先驱者笔下，就已经有了对这一隐含伦理的批评。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便塑造了一个刻苦钻研生命奥秘，但完全不计后果的科学家。由于作者是在基督教语境下创作的这部小说，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许多涉及教义的文字。但如果不管这些特定的文化背景，而从最普遍的人性出发判断的话，那么，弗兰肯斯坦的问题在于他随意塑造出一个生命，但完全不考虑其生活前途。就象一个青年随意养下私生子，却不负责其生活一样。这种不负责任导致那位被制造出来的巨人心灵扭曲，与创造者为敌，进而与人类为敌。可以这样认为，弗兰肯斯坦进行的这项研究，从纯科学的角度看不出任何问题，并且是成功的，但它逾越了一般的社会道德。反观前不久雷尔教派制造的克隆人事件，美国法庭考虑的第一件事便是，假如真有这么一个克隆婴儿，仅仅作为实验成果而诞生的话，他应该置身于法律的保护之下。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哪怕它只是产生于实验室中。

稍晚时候，斯蒂文森在《杰基尔博士与海德先生》（又译《化身博士》）里，也讲述了一个随意科研的不良后果。医学博士杰基尔发明了一种药物，可以将人性中的善恶两面截然分开。他在自己身上实验这种药物，于是性格分裂，一段时间会变成凶恶的海德先生，一段时间又变成文明的杰基尔本人。而且产生了药物依赖，不得不经常服药维持这种变化。最后，他在处于“杰基尔”人格控制下时服药自尽。由于在这部作品里，杰基尔随意实验的受害者只是他本人，所以读者多少能够对主人公给予一定的同情。

一代科幻宗师凡尔纳并没有专门撰写过反科学主题的作品，但出于他对科学事业的深入了解，也会在一些作品里透露出自己的担忧。在《大炮俱乐部》这部作品的开头部分，凡尔纳以反讽的笔调，开列大批数据，描述火炮技术的发展史。在这些未必属实的数据里，炸死的士兵和马匹的数量成为衡量技术进步的唯一标准。凡尔纳的后期作品《征服者罗比尔》是对航空技术进步的歌颂。作为小说里不重要的旁枝，作者虚构了“世界上第一次空袭”、“世界上第一次空战”。虽然在这些情节里，拥有先进技术的是正义一方，但作者还是在言语间表露了自己的担心。并且，在这部作品的续集《世界主宰》里，罗比尔终因拥有超级技术而自我膨胀，开始与人类为敌。

和上面这些描写科学研究不良后果的作品不同，《伦敦的毁灭》直接描写了过度工业化所导致的灾难，可以说是警示环境问题的早期代表作。在这篇写于一八九二年的科幻小说里，作者罗伯特巴尔以伦敦为背景，虚构了一场由持续大雾引发的巨灾，死亡者达数百万众。而其所解释的灾难原因，和现实中完全一致。当然，这是一篇在科学乐观主义占主流的时代里写下的小说，所以，作者用了倒述的方式，由一名生活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老人回忆那场灾难。而在老人生活的年代里，青少年完全看不到伦敦的雾，只能从历史记录中找到它的踪影。不过，现实比作者的虚构整整晚半个世纪：伦敦烟雾事件发生于1952年，1956年英国通过了净化空气的法案。而又过了几十年，伦敦才彻底告别了环境污染。

科幻宗师威尔斯在《首批来到月球的人》当中，也表达了某种反科学的思想。他笔下的月球人社会，拥有远比地球人类发达的科学技术。月球人在幼年时，都经受过鉴别，以确定它们适合什么样的工作。然后便被分门别类的训练和改造。“每个公民都知道自己的地位。他生下来就是那个地位，他所受的精心训练和教育与他接受的外科手术，使他最后完全适合他的地位，因而他既没有超出那种地位的想法，也没有超出那种地位的器官。”　《威尔斯科幻经典——摩诺博士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316页。这部著作发表于1904年，比最早的反乌托邦小说《大机器停止转动》更早。威尔斯当时的文学地位，足以使这部作品影响到那些反乌托邦作家的创作。

在《摩诺博士岛》中，威尔斯更对“科学无禁区”的信条表示了怀疑。这是科幻史上以对科学表示怀疑为主题创作的早期作品。小说里的摩诺博士是一个狂热的生物学家，因为对动物作活体解剖，引起社会公愤，被逐出文明社会。他和助手蒙哥马利隐居在一个荒岛上继续自己的研究，并且成功地把动物改造成有些许智慧的“兽人”。在这个过程中，兽人们承受着无法言传的巨大痛苦。作者通过遇难者普拉迪克之口，遣责了摩诺博士：如果摩诺哪怕有一点明智的目的，我也至少会对他稍表同情的。对于痛苦，我并不是那么神经质的。如果他的动机哪怕是来自于憎恨，我也会稍稍宽恕谅解他的。可是他竟然是那样不负责任，那么十足地草率粗鲁、漫不经心。他的好奇心，他的疯狂的，漫无目标的研究，驱使着他做出这些事情来。威尔斯《摩诺博士岛》广西师范出版社出版，101页

第六卷：科幻与科学　第六章：沉重的科幻主题——反科学思潮（3）

第三节：反乌托邦名作

上面这些作品，均创作于科学技术的上升时代，是在乐观主义底色下渗透的一点点警示。它们往往是“小叙事”，只涉及个人、局部、个别灾难，描绘的是整体正确的科学事业进步中出现的一点点小偏差。到了二十世纪，这份乐观被许多科幻作家抛在脑后，反科学思潮在科幻小说中得到了直接和充分的体现。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反乌托邦小说是这一倾向的集中代表。

“面对威尔斯对进步的信仰，特别是他后期小说中大力宣传的乌托邦理想社会主义，文学派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反乌托邦。最近文章中一直称之为‘反面乌托邦’，此语即希腊语‘病的’、‘坏的’意思。这些文章认为科技的进步非但没有给社会带来好处，反而每况愈下，更不要说完美了……”詹姆斯冈恩《科幻之路》二卷，20页，福建少儿出版社出版。

反乌托邦的先驱，是英国作家福斯特创作的一个短篇《大机器停止运转》。1909年发表于《牛津和剑桥评论》秋季号上。小说将背景放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年代。那时，地面上已经无法生存，人类只能戴着防毒面具才能上来。在原子能还没有被发现的年代里，福斯特设想不出什么样的巨祸能够给地面带来这样的破坏，干脆便隐去原因不表。完全生活在地下的人们由一个无所不包的机器系统结成一体，没有国家、民族之别。这个背景设置，意味着作者要描写一种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处境，而非只是某国某族的“私事”。人们住在完全一样的个人房间里，“北京和希伯来一样”。在大机器的饲候下，人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通过类似电视电话的装置随意和千万里之外的人打交道，一个人可以认识几千人，但从不面对面交往。生下的孩子都交有机器哺养，亲情淡漠。一本大机器的使用说明书象圣经般摆在每个人的家中。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叫凡许蒂的中年妇女。她的儿子库诺已经成年，生活在另外一个大陆上。两人经常几个月不直接见一面。有一次，库诺通过通讯设备，一定要求直接面见母亲。他告诉母亲，自己曾经上过地面，看到那里有人生活在原始环境里，并且感受到了不依赖机器的自然体验。凡许蒂闻言，斥责孩子大逆不道，只有以大机器为依归才能有文明幸福的生活。几个月后，大机器慢慢停止转动，已经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类无计可施，走向灭亡。

福斯特是标准的文人，对科学技术并不在行。小说里的技术描写只有轮廓缺乏细节。不过这并不重要，“大机器”只是作为科学技术的隐喻出现在小说里。作者生动地描写了人类对机器的依赖。这种依赖已经形成了宗教般的狂热：“他们竭力陈述：‘机器供我们吃、供我们穿、供我们住、通过机器我们得以互相通话、互相见面，有了机器，我们才得以生存，机器是思想的朋友，怀疑的敌人。机器是万能的，永久的，神圣的。’不久，这一训谕就被印在书的扉面，在随后的版本中，这一仪式变成了复杂的赞美和祈求的形式。人们小心地避免提到‘崇拜’这一字眼，从理论上讲，机器仍然是人的创造物和工具，但事实上，除了少数倒行逆施的人，所有人都把它当作神一样来崇拜……”（同上，49页）

除了这种反讽的形式，作者还通过代表人性挣扎的库诺之口，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正在死去的是我们，这儿唯一真正活着的是机器。人创造了机器来按照我们的意愿办事。但现在我们办不到了，它已经剥夺了我们的空间感觉和触摸感觉，它混淆了每一个人的亲属关系，它使亲情淡漠到仅剩肉欲，它使人们头脑空白，四肢无力。现在它又使我们对它顶礼膜拜。（同上，43页）

与后世反科学思潮代表人物的论述相比，这些观点可能不算深入或者新奇。但考虑到它产生于二十世纪之初，我们仍然要钦佩作者的远见。

反乌托邦作家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科学技术导致了个性、多样性、丰富性的抹杀。这或许是把科学进步与工业化大生产必然结合起来的原因吧。在《美丽的新世界》里，赫胥黎就将两者直接结合在一起，让小说里的人类干脆使用“福特纪元”，将流水线生产的发明人视为新的耶稣基督。和《大机器停止转动》一样，小说里也设置高度科技背景下的“文明社会”和自然状态下的“野蛮世界”的对立，也有代表着“原始人性”的人物。双方之间也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在这批有巨大影响的反乌托邦作家里，或许只有赫胥黎出生在自然科学世家，小说里对科学技术的描写十分到位，这样也更突出了作品的主题。

在刚刚诞生的苏联，扎米京亚也创作了《我们》。和福斯特一样，不熟悉科技的作者只是粗线条地描写着未来高度发展的技术。但对那种数字化的、高度统一的生活的恐惧感则跃然纸上。科学统治和政治独裁之间的联系是随着扎米亚京一起诞生的，此后，这种联系和反乌托邦的题材就密不可分了。《科幻小说》45页，（法）加泰尼奥，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

站在今人的角度回头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化初期的流水线生产似乎并无必然联系，后者更不是前者的必然产物。亨利福特虽然最早享受了这种新生产方式带来的巨大财富，但终因汽车产品样式多年不变，让出了世界第一汽车公司的位置。到了今天，个性化、小批量生产，正在成为许多高科技企业提倡的时尚。不过，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流水线产品的单调整齐还是工业与科技留给世人的主要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一九八四》和《我们》、《美丽的新世界》一起被后人并称为三大反乌托邦名著。但它们的笔锋所指稍有不同。《一九八四》主要批判极权统治。在那部书里，“英社”统治下的大洋国，其科技水平和物质生活较以前大大倒退，一片破败景色。仅有的“电幕”、“海上浮动平台”等“先进技术”也只是统治工具。而在另外两部著作里，作者都给我们描绘了远远超过现代的科技水平，社会生活可谓物质丰足。所以，如果要以反科学思潮为题来分析这些作品，那么《一九八四》应该排除在外。

第六卷：科幻与科学　第六章：沉重的科幻主题——反科学思潮（4）

第四节：其它例证

除了反乌托邦小说这样的典型外，那个时代还有个别作者，在作品里提出了自己的怀疑。捷克作家恰佩克便是其中一位。在他的不朽名著《鲵鱼之乱》里，各国科学家不顾“深海鲵鱼”拥有智慧的明显事实，将他们作为实验动物对待。在“第一届有尾类动物代表大会”上，作者通过一个与会者的记录，讽刺了在会上作报告的职业科学家：请原谅我，我真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绞尽脑汁地想，如果我把德沃里安特教授的右大脑叶切除，教授可能发生什么样的失调现象；如果我用电来刺激带微笑的冈川博士，他会发生什么反应，还设想如果有人把雷赫曼教授的内耳迷路弄破，他会有什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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