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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遗产 一场德国人的胜利（第1页）

直到19世纪30年代，滑铁卢战役结束20多年以后，勇士们的牺牲才广为流传。

1816年2月初，战役结束不到8个月，英王德意志军团解散了。1许多人加入了新成立的汉诺威王国的军队，在那里他们可以继续从英国领半薪。英国负责在汉诺威发放薪饷的出纳约翰·泰勒亲自督管此事4年。1837年，滑铁卢战役20多年后，汉诺威军队中仍有158名从英国领半薪的军官。2其他人或已退役，或继续领半薪。负责将军团的旗帜护送至汉诺威旧驻军教堂其最终安放处的不是别人，正是拉海圣一战的英雄乔治·巴林。在那里，他谈到了这些旗帜所见证的“那些欢乐与痛苦、战斗与胜利的记忆”，他还提到“失去了这么多亲爱的战友，而他自己幸存了这么久，完全是由于上帝的旨意”。3据说他当时感动得说不出话，几乎无法喊出自己作为一名军团成员的最后一声口令。或许他是想到了在拉海圣庄园及其周围地区阵亡的将士，其中许多人死得本没有必要，都是由于缺乏弹药，或者像奥普迪达一样，是死于执行无谓的命令。

英王德意志军团第2轻步兵营被同时代的人奉为英雄，所有参加过滑铁卢战役的汉诺威人都是如此。4弗兰克少尉或许是驻军中最幸运的一个，他的父亲为了纪念他，在他的家乡法勒斯雷本为他立了一块碑。不幸的罗伯森少尉在他的周年忌日也有人好心为他写下了纪念的诗句，虽然有些蹩脚。5“你也是这样，这位温文的青年，我的罗伯森，”打油诗诗人威廉·布鲁门哈根博士写道，“你躺在地上，满头是血……但你光荣地死在自由之日，为了国王的荣耀和百姓的救赎。血做的冠冕也会成为胜利的花冠。”巴林本人则在英国和汉诺威都被授予爵位——他在英国被封为从男爵，在汉诺威则被封为男爵，在军队中也升至高位，最终以中将军衔退休。但是过了很长时间，军团集体的贡献才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所有这些英雄事迹，”《汉诺威杂志》的记者在1816年4月发出感叹，“这些英勇的勇士和他们纯粹爱国主义的行动怎能完全不为人所知呢？”6同一份杂志在14年后还在追问：“还要多久，读者才能读到英王德意志军团的故事？”7直到19世纪30年代，滑铁卢战役结束20多年以后，勇士们的牺牲才广为流传。8

1832年，汉诺威的滑铁卢纪念碑落成。碑上，军团成员恢复了原来的德语姓名：列兵乔治·海因茨再次成为戈特弗里德·海因茨。同年，诺思·勒德洛·比米什上校所著上下两册的《英王德意志军团史·上册》终于出版了英文版和德文版，广受好评。当该书下册于1837年面世时，军官们为表示感激，送给他一件可以放在餐桌中央的精美的银质装饰品。这个摆件突出表现了军团中各色各样的人物，但不包括在滑铁卢战役中不幸被法国骑兵打得溃不成军的第5和第8线列营。第2轻步兵营位于最前面最重要的位置，与之同样抢眼的是第1轻骑兵团。正中间的一棵德国橡树代表着德国的自由，一只法国小公鸡不断跑来捣蛋。无依无靠的德国人坐着啜泣，这时有两个德国年轻人登上一艘英国船离开了家乡。不列颠人收留了他们，并在汉诺威的白马脚下鼓舞他们。他们与英国雄狮一起，对抗并打败了蜷缩一角的法国小公鸡。9这件工艺品人物繁多，切中要害地表现了在拿破仑的威胁下产生的盎格鲁–德意志的非凡合作，军团就是这种精神的完美体现。

在英国人和普鲁士人之间对这场战役很快就爆发了争议，英王德意志军团却几乎没有参与此事。军团的军官一直特别不愿意批评威灵顿公爵，当人们置疑他时还为他辩护。如果说巴林对公爵心怀不满，怪他没有给他们配发足够的弹药，没有给予适当的增援，肯定也从来没有公开这样说过。但巴林随后出版和未出版的关于此次交战的记录都有所保留，还是隐晦地传递出不满情绪。在他的表达中肯定没有胜利的喜悦，只有对战友们牺牲了性命的悲伤，以及对某些人的行为的怨恨。由于直接导致枪支弹药短缺的旅长奥普迪达死得十分壮烈，因此巴林笔下留情。此外，师长查尔斯·冯·阿尔滕爵士是战后汉诺威的杰出人物，肯定也不能接受家丑外扬。巴林的话语中还表现出他很怕被指责轻易放弃了自己的阵地，其实他这种担心十分没有必要。他有勇有谋，但不是个圆滑的人。阿尔滕对战斗的描述十分枯燥乏味，而巴林再次下笔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的自传尚未完成就去世了，还远没写到1815年6月18日发生的事呢。最后，汉诺威终于有了一块纪念巴林的小牌匾（实际上是巴林自己的墓碑，是1972年从他位于威斯巴登的长眠之处移到汉诺威来的），附近就是纪念查尔斯·冯·阿尔滕的一个大型雕像，显得他下属那块小牌子太渺小了。他仍然把守在位于滑铁卢广场的汉诺威国家档案馆门前，从档案馆解密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窥见当天下午发生的某些秘密，但绝对不是全部。

对于许多普通士兵而言，滑铁卢的胜利可能给他们带来了大量象征性的奖赏，但1816年的复员对他们而言则是一场新的挑战。他们许多人都岁数大了，无法开辟新的事业，其他人则由于这场战斗导致精神崩溃或身体残疾。比如可怜的步兵达伦多夫，就有一条腿被截肢了。对复原士兵及其家属的规定十分苛刻——他们必须证明其残疾是服役导致的。尽管如此，军官们还是尽其所能，每年从自己的养老金中捐出4天的钱，为遇到困难的前军团成员的孤儿寡妇成立了一个专项基金。这个慈善项目由德高望重的军官组成委员会进行管理，直到部队解散之后仍然继续运作了数十年。在19世纪60年代，委员会中曾有一位C.F.冯·奥普迪达中校，他就是滑铁卢战役中那个奥普迪达的嫡系子孙。10

这些军官有权享受半薪，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普通士兵好，但他们也受罪不少。军团里有许多军官自杀，还有许多人年纪轻轻就离世了。例如，前第5线列营的克里斯蒂安·戈贝尔少尉，在滑铁卢战役12周年纪念日前两天“精神错乱，开枪自杀”。这很可能也是当年那场胸甲骑兵进攻所造成的伤亡，只是发作时间拖后了很久而已。同样惨遭屠戮的第8线列营有4名军官，也在1817—1818年的短时间内连续死亡。11第2轻步兵营的幸存者也经历了苦难。副官威廉·提曼在拉海圣受了重伤，而且他可能对自己没能管好巴林的坐骑这件事一直无法释怀，可能直到他1818年在汉堡离世之前，都没有真正放下过。格奥尔格·迈耶尔中尉在保卫拉海圣的菜园时受了轻伤，后来一直领取汉诺威军队的退休金，直到1823年3月逝于奥滕多尔夫。可能有荷兰血统的马略·托宾中尉后来去了南美洲西北海岸的苏里南，两年后去世。曾在拉海圣庄园内外的猛烈战火中都毫发无伤的伊曼纽尔·比德曼中尉于1836年10月在故国瑞士温特图尔附近的施坦胡德身亡。没有人知道，也许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些人的英年早逝与那个漫长的下午所造成的创伤是否有关。12

多数人都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抚平了创伤。第2轻步兵营的许多军官享尽天寿，有的还特别高寿。与步兵林道配合得无比默契的约翰·德拉蒙德·格雷姆中尉在拉海圣受了轻伤，他生活在苏格兰法夫郡的因其不莱基，直到1846年仍然健在，仍然很高兴听到别人叫自己“猪圈长官”。13乔治·巴林算是走得比较早的，他荣誉加身，于1848年7月以汉诺威军队中将的身份逝于黑森州威斯巴登市。恩斯特·奥古斯特·霍尔茨曼上尉比他的兄弟菲利普多活了37年，于1852年以少将军衔逝于德国北部城市哈梅林。乔治·弗兰克少尉在滑铁卢受了两处重伤，他于1816年晋升为名誉上尉，享受汉诺威军队的养老金，后于1857年8月在汉诺威的利本堡镇逝世。奥利·林丹上尉在拉海圣受了重伤，他直到1865年还在汉诺威军队的退休名单上领着上校的退休金。伯恩哈德·里夫库格尔中尉也在拉海圣身受重伤，他于1869年12月以少将军衔在汉诺威去世。

无论他们在拉海圣之战外都有过什么样的经历，第5线列营的一些军官也享受了愉快的晚年生活。爱德蒙·惠特利在伦敦的旺德罗比圣安德鲁教堂与伊丽莎·布鲁克斯结婚，生了3个女儿，后于1841年5月在德国西部的特里尔去世。当年随第5线列营的轻步兵连队被派往拉海圣并在那里负伤的查尔斯·冯·维特中尉，于1844年年底以上尉军衔退休，领取汉诺威部队的退休金。和他一个连队的战友，查尔斯·施拉格尔中尉加入了新编汉诺威部队，担任近卫掷弹兵上尉，去世时已是上校军衔。让人高兴的是，奥普迪达的两个侄子，路德维希·阿尔布雷希特和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分别活到了1860年和1872年。勇敢的营助理军医格奥尔格·哈托格·格尔松见过的可怕景象比多数人都多，他在军团解散后去了汉堡，成长为综合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

即使是在解散后，军团仍然是英德文化传递的媒介，但这种文化传递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是单方面的。英国那些乱七八糟的习俗在汉诺威军队里全都遵守：不许说“商店”这个词，祝酒时必须喝干酒杯。对于乔治国王时期银器的热爱也从英国传了过来。由冯·阿尔滕将军制定的新的汉诺威军队的训练规章遵循英国模式，炮兵使用英制度量衡，步兵配备英国步枪，就连常规的鞭刑这样的细枝末节也都以英国的做法为基础。总的来说，军团成员随身带回了对所有英国事物的偏爱，特别是在语言方面和想被人当成“绅士”的愿望上。许多年之后，两名军团老兵在德国见面，仍会喊出“永远的老英格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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