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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关于内战的话（第1页）

如今，使用或者不使用“内战”这一标签的风险都非常大，政治的因素无法被排除在考量之外。我们现在应该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一旦我们了解更多关于内战的历史，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与生俱来的印记，我们可以分辨出它不断增多的伤疤，我们还可以看到内战的伤口一直以来是多么敏感。我们关于内战的观念中传达了2000年的伤痛，而这种痛苦一直到今天都在继续困扰我们的政治。

就如“种族灭绝”这样的词语一样，“内战”现在不仅有政治上的含义，还有法律上的，可以引发国际社会的行动。确实，因为内战和种族灭绝是两个本质上有很多争议的概念，又各有其法律效应，划分它俩的界限可能更有争议。[1]内战有如此多的面貌，又和恐怖、毁灭联系在一起，使用它的时候很难让人联想起任何美好。这种感觉深入这一词语的核心，形成一个悖论，甚至是一个矛盾。关于战争有什么是“文明的”[1]？“文明的”是一个形容词，表示温和善意的人类行为方式，比如文明社会（civilsociety）和非暴力反抗行为（civildisobedience），甚至是公务员（civilservice）。从词源学上和语言学上来讲，它最接近的词是“礼貌”（civility）和“文明”（civilization）。战争不会把人们和平地团结到一起来，或者用非暴力的方式引导人们释放其精力。它涉及如此多的流血和牺牲，几乎与礼貌或者优雅绝缘。战争的黑暗面毫无疑问遮蔽了任何可以称得上是文明的东西的光芒。

一些人也许会说，这“仅仅”是语义学上的或者修辞上的，是简单地玩弄文字而不是关于生活或者死亡的事。另一种回应就是我在本书中一以贯之的方式：假设这些争论揭示了大量关于我们如何定义我们的社区、如何确认我们的敌人以及如何鼓励我们的盟友的方式。语言，是我们建构世界的方式；诚然，它并非唯一的方式，但是当我们试图说服对方同意我们的观点时，试图为我们的行为找到合理的理由时，试图影响外人或者自己的后代时，它们是我们和其他人类同胞对话的方式。但是说到战争，语言是被当作武器一样来使用的，无论是激热的战争中还是战场已经冷却之时：“关于战争的语言——甚至是战争的名字——确实可能非常有争议。”[2]而且没有任何其他战争形式，在名称上比内战更富有争议性。

“内战”这个词的使用或许取决于你是一个统治者还是叛乱者，是战胜方还是战败方，是一个已建立的政府还是一个利益相关的第三方。正如一位当代内战研究的领军学者所写的：“将一场冲突描述为内战，带有象征意义和政治含义。因为这个词既可以传达合法性也可以否认合法性。确实，对这个词的使用（或者不使用）都是冲突本身的一部分。”[3]或者，如托马斯·德·昆西更简洁的感叹一样：“关于内战的诡辩——是多么广泛！”[4]关于命名的争执可以在冲突结束后依然持续很长的时间。比如，用“内战”来描述意大利抵抗军和法西斯政府之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冲突，一直是有争议的，因为它意味着将两方视为旗鼓相当的力量。[5]

更近时期正在发生的冲突中，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许会回避支持某一方，或者认为这些战争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内，因为它们完全是“公民的”即内部的事务。这样的决定对于整个世界几个世纪以来发生的主要战争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例如，美国独立战争是仅仅对于北美殖民地人民来说才是一场革命吗？还是一场在大英帝国内部的内战？美国南北战争是一场发生于对等双方之间的战争，还是一次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发生的反叛？如果将卢旺达和波斯尼亚在20世纪90年代的战争称为“内”战，是否就默许了整个世界不必为发生在一国边界之内的事情负责呢？将2003年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事称为“种族清洗”而不是内战，是不是就将它从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冲突变成了一个棘手的民族问题，因此就没有合理解决的希望了？[6]

如何归类会带来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后果。它可以决定成千上万人的生与死，而且他们通常是那些最没有能力控制自己命运走向的人们。决定我们所看到的是否确实是一场内战，既可以为战争国家内部也为其外部的人们带来政治、军事、法律以及经济上的影响。正如我们所听说的，国际社会承认这样一场冲突的存在，也许动机是为了避免卷入进去：内战，有时候就是预设了这是某人自己的事，外人应该走开。反过来，这一标签也可以为干预行为进行授权——当一个国家政府垮台、人道危机出现时。[7]这种两极性既存在于动机中也存在于回应中，它们是内战概念矛盾性的一部分。

确定一场内场是否真的存在，也可能决定了战争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哪些规定可以适用，这既包括战争进行时，也包括战争结束后，当侵略者受到审判和战犯被确认之时。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同样重大的：来自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上百万美元的人道救助，取决于对成员国国内的战争是否使用“内战”这一标签。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靠你所见的内容识别出内战可能是不精确的、危险的和昂贵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确定内战的定义，并据此对每一个个案尽可能严格地予以定性。为内战下定义的压力通常与提供这一定义的政治风险成反比：要求精确的压力越高，精确性本身成为政治争议源头的概率就越大。

“内战”这个名字可以为在其他情况下被压制或谴责的暴力形式带来合法性。至少自19世纪以来，如果一国之内的暴力被称为“战争”，而不是叛乱或造反，那么战争的发动者有责任为战斗人员提供保护（也有责任惩罚违反战争法的人）。将一场冲突称为“战争”——即使是“内”战——能够带来国际社会的认可，并且可能随之带来各种外界的支持：经济、法律甚至军事上的援助。例如，回想一下在2011—2012年国际上认可了利比亚内战期间的国家过渡委员会。[8]虽然“内战”一词带有的历史联想也许压倒性地呈现出负面内容，但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它的法律和政治影响却是积极的。

现如今的内战概念中包含着一层又一层过去的含义，以及周围关于历史、政治、法律和社会科学的论述，它们也构成了独有的重要层次。从历史尤其是罗马历史中，我们明白了内战是重复发生的和连续的。在政治中，内战获得了与文明和主权、叛乱和革命的联系。在法律中，它引发了精确定义内战的努力，以及用法律协议来约束它的尝试。现代社会科学已开始仔细审视内战，将内战视为一个不断累积的全球现象，是时候对其进行整合并且可以对其原因和后果进行分析了。这些广泛的潮流在内战概念的洪流中，跨过了许多个世纪，但是也留下了不少断层和紊乱之处。内战成为一个如此备受争议的概念，是因为它可以竞争性地被使用，也因为它作为一个研究课题逐渐走红，尤其是法学思想家如瓦特尔和利伯，将它作为好战性的标志、干预的信号，或者人道主义法规的推进器。所有这些特点都伴随着内战一直到现在，其不断积累的过去以及关于它的争议的证据，到现在已经太过珍贵，我们对此不能再将就下去了。

内战是一个人类也许永远无法摆脱的继承物。我并不是说，人类天生就具有竞争性、贪婪以及好战，或者是说我们将永远保持社会自杀行为——将剑刺入自己腹部，如卢坎可能会描述的那样。相反，我的意思是说，内战是那种不可缺少的概念，一旦发明出来，就显示出令人惊讶的可转移性。它从罗马扩散到世界各地，毫无困难并且没有失去一点它所积累的含义。这个希腊人无法理解的新观念，被罗马人用扣人心弦的历史叙述创造出来之后，到19世纪已经所向披靡。即使是革命性的改变，都无法挑战内战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地位，或许只是因为政治本身一直是内战的另一种形式，一种更温和的形式。以这种方式，这一观念获得了令人着迷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被发明的，而是被发现的。

历史学家在面对这样的力量时，能做什么呢？也许有两种方式可以回应。一种是试图恢复一些这个词被假设的核心含义，来减少其丰富的含义，使它变得更容易掌握。另一种方式，就是带着它所有的复杂含义重新建构它，来揭示它是如何获得如此多的意义。如我们在最近的关于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争的争论中所看到的，试图用一个单一的定义来限定内战，只会导致更多的复杂性和争论。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挖掘内战几个世纪以来不断累积的不同含义，看起来似乎会更好。抛弃第一种方法中虚幻的简单化，也许就能避免那无可避免的复杂结果。

一个哲学家、律师或者一个政治学者，在争论“内战”一词的时候也许只会陷入迷惑之中，而历史学家则会发现机会。所有关于内战的定义都必然具有情境性和冲突性。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发现一个更好的定义，让所有人都同意，而是去探索这些互相矛盾的定义来自何处，它们的含义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从亲历者的经历中升起，那些在过去试图理解其含义的人又经历了什么。

内战首先是一种经历。参与者通常知道他们正身处其中，远早于国际组织来确定内战的存在。然而，它是一种通过语言和记忆折射出来的经历，也通过对过去不同地方发生的内战的记录，和对它们的思考、争论以及对其将再次发生的恐惧折射出来。它是一种被框定的经历（有些人或许会说是扭曲的经历），被内战的过去所有传承下来的概念遗产所框定的经历。一旦这个概念出现了，它就变得无法撤销，作为一面可以审视冲突的棱镜，也作为一个武器，人们可以就其重要性来进行争论。内战必须被放在那些被传承和争议的观念里来理解。就其含义进行的争论，将会使它的未来必定和它的过去一样，富有争议性和变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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