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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湖堤上的辩证法（第1页）

阴沉的天幕下，一眼望过去，到处是滇池湖底翻出来的黑色淤泥，肥沃得一把攥得出油来，却腥臭无比，带着数百万年前死鱼烂虾的陈腐腥味。眼下，比这黑色淤泥更臭的，是这些在大雨如注的天气中还在加固湖堤的右派分子们，架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无时无刻不在用尖锐刺耳的声音，穿破密集的雨幕，穿破令人窒息的空气，穿破乌云、闪电和疾风，穿破那些反动的、可耻的、让人遭了殃倒了大霉的民主言论、大鸣大放，穿破那些对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奢望，以及对美丽滇池上空海鸥翱翔、清澈湖面上白帆点点、鱼鹰腾跃的回忆，警告湖堤上如蚂蚁一般劳作的右派们——我们要像打退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一样打退滇池的洪水。

滇池这片水域叫草海，是它的湿地部分，有一条河流大观河和城市相连。草海的西面是巍峨连绵的西山，状似一个睡着的美人，多少年来引无数文人骚客为之折腰；草海的东面就靠这一条湖堤护卫着它后面的万顷良田和村庄。五百里滇池的水今年竟然倒灌进了草海，再通过大观河涌向城区。

本来当地数千村民足以组成一支抗洪队伍，但他们都去炼钢铁去了；政府连忙向当地驻军求援，可驻军又调去帮农民收庄稼去了。至于城里的机关干部、工人、大中小学校的学生、居委会的大妈大嫂，无一不在大大小小的土炉子边挥汗炼钢铁。于是，一个颇有联想力的领导大手一挥，既然滇池水像右派一样向我们进攻，就让那些右派分子来抵挡洪水吧。

赵广陵不是右派，但他随着劳改农场的犯人一起被拉上湖堤已经三天三夜了。工棚就在堤下的泥水里，一天睡不足四个小时，人人都一边装沙袋一边打瞌睡，有人还背着沉甸甸的沙袋做梦呢。赵广陵把这场苦役当作在战场上加固战壕，眼下一把雨水一把汗的混乱场景让他不能不回想起人命如蚁、死神到处巡弋的战场。抗战开初，中国士兵的战壕总是挖得草率简单，无论当官的怎么用鞭子抽打，用脚踢，那些只会挖水渠的壮丁兵总认为差不多了，人猫在里面鬼都看不见。下级军官们也大多是些没有多少见识的家伙，他们打内战的有限经验根本不知道现代战争中炮弹可以像雨点一样挥洒，犁铧一般使用。等日本人强大的火力轰炸覆盖后，地都犁翻了三尺，还活着的中国兵就成了暴露在大地上的活靶子。

这条匆忙中垒起来的湖堤就像当年不经炸的战壕。上午水利局的副总工程师王传心趁擦拭眼镜的工夫嘀咕道：这样只晓得垒沙袋，要出事的。赵广陵刚好在他身边，就问：为什么？王传心说，草海的坝基下面全是淤泥啊，这是在沙上建塔。赵广陵吸了口凉气，说王工，你赶紧去建议呀，你是专家嘛。这个右派苦笑着摇摇头，我要不是因为多说了几句，会在这里？

赵广陵站在湖堤上，望着滇池水一浪又一浪地冲击着堤岸，仿佛都能感受到湖堤在摇晃。湖堤已堆了五米多高了，这湖水一旦泄下来，那些老右们可真要沦为鱼鳖，遗臭万年了。

五米多的坡度在平常不算什么，可在这雨水天、泥泞地，背着三四十多公斤重的沙袋向上爬，一步三滑，还饥肠辘辘的——每个右派一顿两个土豆，一碗汤，这个高度就像珠穆朗玛峰一样难于攀越。赵广陵前面的一个人忽然连沙袋一起滑下来了，下面就是一个很深的浑水坑。赵广陵让过了沙袋，一把将那人的衣襟抓住，自己也被带倒了。

“是你？”那个家伙脸上非但没有感激之情，反而一脸错愕。

“是你？”赵广陵也说，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怎么不摔死你。

两人都如落汤鸡一般坐在泥地里，满脸满身的黑泥，像刚从煤窑子里爬出来的。

短暂的难堪过后，赵广陵叹口气，说：“陆杰尧，你个小狗日的害苦我了。我杀你的心都有。”

极右派陆杰尧反唇相讥，“你这种国民党反动军官，当然只晓得打打杀杀了。别忘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让你来抗洪抢险真是高抬你了，这是我们右派干的活儿。”

赵广陵一把揪住陆杰尧的前襟，“你还觉得比老子更左翼吗？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陆杰尧挣扎道：“再我也是个右派，也比你国民党反动军官左一点。”

反动军官，旧军官，残渣余孽，痞子兵，叫花子兵，草鞋兵，漏网分子，历史反革命，这些称谓早已灌满了赵广陵的耳朵，如果是审讯干部这样叫他，他会心有不甘地接受，但陆杰尧是知道他历史的人，是看过他战地日记的人，他还是个大学教授，凭什么不尊重他的过去？赵广陵挥起了拳头。

幸好湖堤上传来一声大喝：“下面那两个，在干什么？快爬起来干活！”

赵广陵收了拳头，恨恨地说：“陆杰尧，你记着，你欠我一条命。”

陆杰尧愣愣地望着赵广陵，不知道这话的分量有多重。

被宣布判刑七年以后，赵广陵终于结束了长达九个月的审查期，被移送到昆明近郊的一所监狱里，开始正式的监狱生活，实际上就在监狱的劳改农场参加劳动。在赵广陵看来，这有生活气息的劳动比漫长的审查交代强多了。你终于可以不写交代材料了，你终于可以不用为揭发别人而感到良心不安了，你也终于不用过遮遮掩掩的日子了。你可以见到阳光，呼吸到新鲜空气，你还可以和狱友聊天、苦中作乐，找到惺惺相惜的安慰。人原来那么容易被孤独打败，蹲在一间封闭的屋子里接受审查，在白纸上抓屎糊脸自我践踏，人的尊严太容易丧失，人的精神太容易崩溃，人的灵魂太容易扭曲。在审查的那些日子里，赵广陵的生活希望和精神依托，是借助天窗外面一枝伸过来的树枝，看着它碧绿的树叶慢慢地变黄、枯萎、凋零，成为干枯的枝桠，然后又在漫长而坚韧的期盼中，守着它发出新芽，长出片片新叶。那真是世界上最美的一道风景啊。

曾经认为最美的风景一定是妻子舒淑文的那张脸。但等到在监狱里第一次获准见家人时，这生命中的风景已然憔悴毁坏。赵广陵在笑，舒淑文在哭。赵广陵试图用自己的笑抹去舒淑文脸上的泪。他说我现在很好，跟在外面一样凭劳动吃饭。最重要的是，我开始偿还自己的历史债务了。你想想，你欠了人家的债，总不去还，那债就永远压在你的心上。现在我还债有期，就像新的生活开始了。解放那么多年，现在我才明白，我这样的人，重新做人要从监狱开始。但起点对了，就有希望。

“豆秧死了。”舒淑文一句话就击碎了赵广陵所有的希望。他刚才发自内心的笑僵在脸上，竟然一时收不回去，让他自己羞愧难当。在他被带走前，豆秧始终是病恹恹的，尽管也三天两头地跑医院，西医、中医都看过了。赵广陵甚至还宽慰舒淑文，劳动人民的娃儿嘛，养得贱，长大了体质就好了。

舒淑文头发凌乱，面容枯槁，穿件阴丹蓝的粗布衣服，又肥又大，在那上面可以看到烟熏火燎的痕迹，残羹剩饭的污渍，孩子遗留的泪痕，家庭生活的凌乱，独守空房的幽怨，以及一个街道妇女无法遮掩的粗俗、邋遢。哪里还有当年学拉小提琴的舒家二小姐的优雅、闲适、洋派和青春？哪里还有梨花的热烈、洁白、脱俗和高贵？如果赵广陵心中的梨花永远都在开放，他只能想到“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凄艳凋零了。舒淑文啜泣着说：“赵哥你不要怪我啊！我去炼钢铁，几天不让回家。我只能让豆芽管几个弟弟妹妹。豆芽不省事，看见妹妹发高烧说胡话，就在抽屉里乱翻药给他妹妹吃。我回到家，豆秧已经……医生说……说吃错药了……”

“不要怪豆芽，怪我。”这是赵广陵唯一能给妻子的担当。舒淑文说她一周都没有让豆秧下葬，天天晚上抱着豆秧睡，小小的尸体都发臭了，可她一点都不察觉，还想用自己的体温把豆秧捂热。我从小就香香的豆秧啊……以至于邻居们找来了居委会的大妈大嫂们。舒淑文说，我让她们把我一起埋了，可她们愣是把我从坑里拖出来了。这些挨刀的啊，我怎么有脸来见你啊……

“不怪你，怪我……我有罪。”这也是他能给妻子的唯一宽慰了。

作为人民的敌人，负罪感并不因为你虽然被定了罪但又问心无愧而减轻半分。你不幸地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你张开双臂想加入，却被拒绝，你想表达自己的爱，却兜头一场凄风苦雨。加固湖堤的右派们都曾经是人民的一分子，大部分还是人民中的精英，但现在连黄口小儿都会唱：“右派右派，肚里使坏，戴副眼镜，本是妖怪；人民说好，他要说坏；破坏生产，是个祸害。”——这是唐诗宋词的国度的孩子们该唱的歌谣吗？每当听到这些刺耳的童谣，赵广陵就想。不过，当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大批国内知名民主人士、方家鸿儒纷纷落网、自我批判时，当他读到费孝通的《向人民服罪》、储安平的《向人民投降》、章伯钧的《向人民低头认罪》、罗隆基的《我的初步交代》、龙云的《思想检查》时，赵广陵虽然还没有资格当右派，也被这个“人民”震慑了，就像在战场上被对方的超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一样。人民就是那滇池的水，浩浩荡荡，人民就是这天上的雨，铺天盖地。

在湖堤上劳动改造的右派们本来每天有八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但政治学习、揭发批判，自我检讨，差不多要占去三四个小时。有天傍晚赵广陵正准备去大工棚里参加学习，忽然有人来通知他说，跟他走，有领导要提审他。赵广陵心里咯噔了一下，又来了，他们又知道了些什么？他忐忑不安地被人带到一间灯光昏暗的小工棚里，迎面看见一张威严的脸，但他心中却泛起一阵莫名的暖意，有点像受到冤屈的孩子见到父母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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