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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潮起潮落（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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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出现了暂时的平静。一部分原因是一个简单的后勤问题——苏军的巨大攻势最终使后勤供应不及——另一部分则是德军偶尔进行的顽强防御战的结果。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遭遇了舍尔纳的部下激烈抵抗；而且，尽管朱可夫已渡过奥得河建立了三个桥头堡，但他还是在法兰克福、屈斯特林和施韦特等地遭到了德军坚决的阻击。此外，斯坦纳在北部的有限进攻引起了红军最高统帅部的极大忧虑。因此，在全部危险的德军据点都被清除之前，针对柏林的主要进攻将被推迟。

面对苏联人的威胁，希特勒把他最好的一个战地指挥官从已经打算放弃的一条战线上调到了东线，这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忧虑之深。希特勒命令哈索·冯·曼托菲尔男爵接管奥得河上重要的一段。男爵的第五装甲集团军曾是阿登战役中的先头部队。他是一位强有力的年轻将军，代表着普鲁士军事传统中的精华。他的祖父是一位伟大的军事英雄。他身高仅有五英尺多点儿，但却是一位马术高手，并曾荣获德国五项全能冠军。他是少数几个敢与希特勒持不同意见的人之一，甚至曾经违背过元首亲自下达的命令。阿尔伯特·施佩尔，德国的军备和军工生产部长，是曼托菲尔的老朋友。他曾请求曼托菲尔，不要遵命摧毁重要的科隆—杜塞尔多夫工业区的桥梁、堤坝和工厂，否则，德国人民将会在战后因此而受苦。根本不需要敦促曼托菲尔，只有因战略目的的需要，他才会摧毁桥梁。

3月3日，凯特尔在帝国总理府的候见厅里会见了曼托菲尔。他忧虑地说：“曼托菲尔，你太年轻，容易冲动，请不要让他紧张不安，不要告诉他太多。”过了一会儿，这位小个子将军被带进了元首的办公室，他发现希特勒像一位老人似的瘫坐在那里。在阿登战役之前，当他们一起讨论进攻计划的时候，希特勒的身体状况看上去就很坏。而现在，他看起来更糟糕了。

希特勒抬起眼睛。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热情地欢迎曼托菲尔，而是尖叫道：“所有的将军都是骗子！”

这是希特勒第一次对他大声吼叫，曼托菲尔非常不快：“元首听过冯·曼托菲尔将军和他的部下撒谎吗？是谁说的？”

在场的唯一目击者是希特勒的军事副官，他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希特勒本人则眨了眨眼睛，并解释说，他刚才所指的并不是曼托菲尔或他手下的将军们。然后，他平静而礼貌地谈起了总体的局势。希特勒竟然对盟国的空中优势一无所知，这不禁让曼托菲尔心生寒意。他不得不解释说，在莱茵河地区，白天不能有任何行动——不光是车队，就连单独的车辆也不行——否则，都将被盟国的飞机击中。

“这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希特勒评论说。

“最近几个月里，我本人就有三辆吉普车在屁股底下被盟国的飞机击中。”曼托菲尔反驳道。希特勒大吃一惊，嘴张得合不拢。

然后，他告诉曼托菲尔，东线的平静只是暂时的。朱可夫正驻扎在奥得河畔，他那超过七十五万人的部队距离柏林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为了保卫首都，希姆莱已经彻底重组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所有可以利用的武装力量都被匆忙集结成两支军队：一支驻守在法兰克福和屈斯特林后方，由特奥多尔·布塞将军指挥；另一支位于布塞的左方，防线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后者需要一个知道怎么对付俄国人的指挥官。希特勒让曼托菲尔立即到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的指挥部去报到。曼托菲尔曾经听说过，希姆莱只是名义上的集团军群司令，但这似乎太可笑了，他忍不住问，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人。

希特勒只是耸了耸肩膀，辩解说：“任命希姆莱为总司令只是一个政治姿态。”

就在曼托菲尔匆匆穿过候见厅时，疲惫厌烦的凯特尔紧随在他身后。“我听到您刚才对他所说的了，”他叱责道，“您不该讲这些。他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2

在奥得河的另一侧，乌加滕村的紧张形势已经平息；富勒上校手下的盟军战俘不再害怕德国人从北边发动反攻。目前，他们的主要担心是苏联人；苏联人正在准备针对柏林发动最后攻势。

更糟的是，村里的食品供应已经到了危急边缘。而在3月4日，当许诺已久的苏联给养车来到镇里时，只带来了十六包香烟和陆军司令部的一封信。这封信通知富勒，几个小时后，将有数辆卡车开到乌加滕村，将美国战俘运往东边，最后遣送回国。黎明时分，村民们默默地看着他们的保护者爬上了五辆“道奇”卡车。离开之前，富勒推荐由福煦上尉——那位著名的福煦元帅（1）的一名亲戚——负责指挥余下的战俘。对于意大利人来说，这是对他们的杰洛索将军的最后一次侮辱。

富勒让黑格尔——伪装成美国人的那个德国看守翻译——和自己坐同一辆卡车，并且警告他，当他们穿过路上的城镇时，不要被别人看见。在一个休息站，唐纳德·吉林斯基上尉注意到有一具苏联士兵的尸体横躺在壕沟里。他让一个红军中士去把这个人的名字和编号记下来。

“为什么？”中士问道。

“这样，就可以把他的死讯通知他所在的师部。”

“为什么？”

“这样，就可以把此事通知他的父母。”

“如果他不回家，”中士说道，“他们就会知道他已经死了。”

越是接近波兹南，黑格尔就越是兴奋。他希望可以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富勒和卡车上的其他美国军官又一次警告他，不要引起人们对他的丝毫注意。如果他被发现了，大家都会有麻烦。但是，当卡车驶到黑格尔家所在的大街上时，他还是禁不住偷偷地看向他的房子。一个年轻军官猛地一把将他拉了回来。

他们继续穿过这座城市，来到了位于弗热希尼亚的一个大战俘营。营里关满了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以及唯一的一个巴西人。一群曾和富勒一起在诺曼底登陆的美国大兵热情地向他致意，但英国人的反应却很冷淡。一个士兵突然冲向毫无警惕的富勒，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这个疯子！他有病吗？”富勒问道。

“噢，他殴打所有看上去像军官的人。”另一个英国士兵解释说。

第二天晚上，战俘营里所有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登上了火车，准备前往华沙和敖德萨。从那里，他们将搭乘英国轮船前往意大利。

正当富勒一行接近波兰首都的时候，两个同样也在寻求自由的波兰青年从华沙逃了出来，他们不想被俄国人处决。一个是十八岁的扬·克罗克·帕斯科夫斯基。扬的父亲是一名师指挥官，于1939年被德国人俘获，至今仍是纳粹的俘虏。扬的哥哥是一名中尉，在他父亲与德国人作战的同时，他同俄国打过仗。后来，他参加了波兰的地下运动，但是被纳粹抓住了，并在梅登内克被枪决。和哥哥一样，扬也加入了地下运动。在华沙起义中，他在博尔将军那注定灭亡的人民军里作战，并曾两次负伤。在一次绝望的突围中，他和另外三百人试图从下水道逃走，但却被污水卷了出来——恰巧在一个德国警察司令部对面。在被送往刑场的途中，扬设法逃脱了。在几个农民的帮助下，他回到了他家位于郊区的避暑别墅。

1月12日，苏联军队的强大攻势刚一发动，俄国人刚刚渡过了维斯瓦河，人民军便解散了——波兰很快就要自由了。可是，几个星期以后，事情变得很清楚：斯大林打算把波兰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卫星国——而不是解放它——于是，大多数人民军战士，其中也包括扬，便重新转入了地下。

3月初，扬得知俄国人准备逮捕他，原因是他参加了华沙起义，于是，他决定逃往西方。此时，传言四起，说德国人将在波兰和捷克的边境发动一次反攻。扬和另外一个年轻爱国者希望能够趁乱溜过前线，便搭上了一列开往波兰南部的卡托维兹的火车。扬穿着一套闪闪发光的旧礼服（那是地下组织发的，一起发下来的还有价值十美元的两枚金币），脚上穿着黑色的骑兵长靴。不过，没人对此多加评论——在那个年代，人们对奇装异服已经司空见惯。

卡托维兹人群熙攘，已经成了难民和机会主义分子的麦加圣地。两个朋友被一家商店门前的招牌激起了好奇之心：“西部领土协会”。进了商店，他们发现，只要买几瓶伏特加酒，就可以得到新的身份证，而凭借这个身份证，他们便可以定居在雅尔塔会议上许诺分给波兰的德国领地。扬确信这纯属诈骗。肯定是——可是，那些排队的人却告诉他，由于某种原因，俄国人接受这样的证件。

次日早上，两名怀揣新身份证的年轻人走近了奥得河上的一座桥。他们在一个俄国检查点被拦住了，和其他人一起被赶到了奥得河东岸的一个围场里。在那里，他们告诉一名俄国秘密警察，他们是受西部领土协会的派遣，去为那些准备到尼斯居住的人安排住所的。尼斯是一座古老的德国城市，位于往西约四十英里处的尼斯河畔，靠近捷克边境。俄国人相信了他们的话，发给他们特别通行证，并允许他们使用任何苏联车辆。下午三四点钟，两人再次乘坐一辆俄国卡车向西跨过奥得河。黄昏时分，卡车在通往尼斯的大桥附近停了下来，有人叫他们下车。当他们踏上大桥的时候，可以看到对岸的尼斯城正处在一片火海之中，还能听到断断续续的枪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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