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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血战斯大林格勒（第1页）

1942年10月30日。起床号于清晨六点响起，此刻，外面依然一片漆黑。我们得到了一些热咖啡和食物。尽管有许多传言，但我们当中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人说，我们还没有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还有人说，这儿只不过是我们师的一个团而已。我们将从这里赶往斯大林格勒，据悉，我们师的实力已经严重受损，而我们就是补充兵。我们还听说，一个完整的团，此刻的兵力甚至凑不满两个连。对普通士兵而言，传闻往往是信息的唯一来源。即便这些传言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但它们通常都是有些道理的。

我很想念二等兵马措格和另外几个来自因斯特堡“康复连”的人，他们已经被带走了。现在，对我们来说，那些例行常规又开始了：“集合—排成两列！”大家排好了队，我们几个总是排在第二排，这样，除了马尔察恩外，我们几个便可以聚在一起。我们这一群大约有90来人。一位年轻的中尉命令道：“你们被分配到第21团第1营。”中午时，我们登上了几辆卡车和四辆“梅赛德斯”人员输送车，这些车辆上都涂有我们师的师徽——圆圈内，一名策马跳跃的骑手[1]。在一辆可搭载八人的人员输送车上，我得到了司机身旁的座位。我们沿着一条补给道路出发了，宽阔的道路上挤满了车辆。道路起伏不平，路面光滑，闪着亮光，就像是腊肉的外皮，几乎呈一条直线，笔直地穿过草原。道路上不时出现一些岔路，路口的标牌上贴满了各个部队的徽标以及村庄的名称。

传言满天飞：现在已经无法肯定我们将赶去斯大林格勒了。我向身边的司机打听，他是一名二等兵。他说我们不是去斯大林格勒，而是一个被称为“冬季阵地”的地方。那里是补给车队所能到达的位置，这些车辆已经无法驶入斯大林格勒，而在该城北郊奋战的士兵们，正是依靠这些补给车队给他们送去食物和弹药。

10月31日。“冬季阵地”位于露天大草原上一个集体农场附近。旁边有一道峡谷，这道峡谷又深又长，呈矩形，就处在草原陡降的地方。这些峡谷都是天然形成的，是一种地质现象，通常有10-20英尺深，除了突然出现的峡谷外，整片地势非常平坦。峡谷可以很小，也可以大到足以隐蔽一整个营的人员和车辆。一位连军士长迎接了我们——在士兵们的俚语中，连军士长也被称为“Spiess”或“连队之母”。他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加入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师，在波兰和法国战役时，该师还是一支骑兵部队。他解释说，正因为如此，部队里对传统的骑兵称谓情有独钟，所以，中士被称为“Wachtmeister”，连队被称作“Schwadron”，营则被叫做“Abteilung”，上尉则是“Rittmeister”[2]。

“明白，军士长先生！”我们大声回答着他的询问，无论我们是否真的理解了。随后再次进行了分配，我们三十个人被分到第1连，其他人则被派到了另外一些连队里——实际上，那些连队距离我们连非常近。我们很快便获悉，我们连的全部兵力只剩下26人。而我们团的实力也已被严重削弱：由于缺乏军官，该团主要是以小股战斗群的形式奋战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这些战斗群大多由军士带领。那里的战斗据说相当残酷，到处是残垣断壁，死者和伤者被堆得一天比一天高。

这种消息肯定不会激发起我们的热情。就在几天前，我们刚刚听说了德国军队所取得的进展和胜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他们夸大其词，或者，这仅仅是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常见的临时障碍？

11月1日-6日。考虑到目前的形势，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这些人并未被立即派往前线。相反，我们还在进行军队里那些无关紧要的惯例——向军官们敬礼、立正、列队、聆听领导们的废话等等。尽管已经结束了训练，但新兵终究是新兵，我们必须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士兵才行。这当然很好，可他们应该给我们机会来证明这一点。

11月9日。我们这里几乎听不见斯大林格勒方向传来的间歇性爆炸和昼夜不停的激战声。夜晚的天空总是红红的，经常能看见沿着补给路线巡逻的苏军飞机投掷出的照明弹，它们正在搜寻一切可能的目标。这天夜里，补给品被分发下来，每人得到了一瓶杜松子白兰地，一些香烟或烟草，一点点巧克力和一些文具。16岁时，我和一个朋友趁着假日，在他家人开设的餐厅里喝掉了一整瓶白兰地，结果，酒精中毒差点要了我的命。现在，我只要闻到浓烈的酒精味就会呕吐，所以，作为一名老烟枪，我用自己的白兰地跟那些不吸烟的人换了些香烟和烟丝。

酒精给我们的掩体带来了一些气氛，过了一会，歌声再次出现了。格罗梅尔和我保持着清醒，因为我们要值下一班岗。此时的气候寒冷而又多风，我很高兴自己拥有一件厚重的、加了里衬的冬季大衣，当初行军时，由于其重量，我曾不止一次地诅咒过。我叫醒格罗梅尔，准备换岗，其他人都在熟睡。掩体里一股恶臭，熏得人透不过气来，于是我打开门，让新鲜空气流进来。

11月11日。气候更冷了，但至少还保持着干燥。一夜之间，所有的一切都被覆盖上一层白霜，就像是精细的银丝。每天，空中都有行动。我们的轰炸机朝着斯大林格勒飞去。你可以根据出现在空中的烟雾判断出苏军的高射炮防空区。

我和一个朋友在我们的掩体处站岗。补给卡车刚刚从斯大林格勒返回，就像它们每天晚上所做的那样。他们搬下两名死者和三名伤员。一名二级上士据说是负了重伤。这些伤员被送上救护车，他们将被送往救护站。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亲眼见过死人。那些尸体总是被埋葬于一个特殊的地方——几天前，在部队演练的过程中，我们驱车从那里经过，我曾看见过那些木制的十字架。

跟随补给卡车一同返回的还有三名士兵，他们是因为健康原因被送回来重新分配。他们被告知，各自到不同的掩体中去，其中的一位来到了我们的掩体。我换岗下来回到掩体里，这才发现自己的床铺已经被那位从斯大林格勒撤下来的士兵占据了。他胡子拉碴，这让我很难看清楚他的脸。军帽压得低低的，几乎盖住了他的眼睛，帽子的护耳被拉了下来，覆盖着他的双耳。尽管没有打呼噜，但他睡得很沉。他时不时地抽搐一下，似乎正在做恶梦。我在库拉特的床上躺了下来，他接替了我，正在站岗。

11月12日。当天中午，军士长没有让我参加操练，而是给我安排了一项特殊的任务：派我挖一个厕所，原来的那个已经塞满了。几天前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两名苏军俘虏被派来帮助我完成这个任务。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苏军士兵，我好奇地打量着他们：脏兮兮的棕色大衣和带有护耳的油腻腻的军帽，他们看上去并不太值得信赖。这两名苏军俘虏并未给人以危险感，相反，他们给人的印象更多的是一种“陌生”。其中的一个似乎具有蒙古人的血统。这两人胡子拉碴，脸色灰暗，他们的眼神极其不安。我能感觉到他们的不安和恐惧，我想，要是我落在他们的手里，可能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事实证明，这两个俄国佬非常懒惰。我估计他们的年龄在25-30岁之间。我不得不频频催促他们，以便让他们抓紧干活。我们刚刚完成挖掘工作，就在我欣赏着我们的劳动成果时，站在我身旁的一个俄国人扔下手里的铁锹，从我身边窜过，一头跳进了坑里。另一个家伙也跟着他跳了下去。我蹲下身子，考虑了一下，随即也跳了进去，正好落在第一个俄国人的头上。我们三个贴着地面，紧紧地趴在坑内，聆听着飞机机炮咯咯的射击声以及炮弹击中我们上方地面时的声响。然后，一个影子，伴随着嗡嗡的噪音——这种声音是我所熟悉的——侧着身子从我们头顶上方飞过。“钢铁古斯塔夫”肯定是靠低空飞行偷偷地掠过了集体农场，然后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头上。

新挖的这个厕所，离部队里的其他人尚有些距离。透过壕沟的边缘，我朝着我们的掩体和车辆防空洞望去。“钢铁古斯塔夫”沿着低空又飞了回来，再次用机翼上安装的机炮开火射击。另外，它还扔下了几枚中型炸弹。就在这时，另外两架苏军战斗机突然出现在空中。它们用机翼处的机炮猛烈扫射，也投下了炸弹。我们部队里的另一些人肯定就在那里，难道是敌人正朝着操练中的我方士兵开火？

我们设在各处的机枪对着敌人的飞机开火了，另外，我还听见了20毫米高射炮响亮的砰砰声。飞机的机腹下火花四溅，就像是有人正在进行焊接工作。普通的子弹都被“钢铁古斯塔夫”腹部的装甲板弹开……突然，那里窜出一股烟雾。击中了！一架“钢铁古斯塔夫”掉了下来，砰地一声摔在草原上，随即燃起火焰。其余的敌机迅速逃离。

我跳起身，朝着我们的掩体和车辆跑去。除了办公室人员外，掩体里只有几个生了病的士兵和两名司机。我看见车辆旁出现了一两个弹坑，有几辆汽车的侧面被炸出了洞，其中一辆卡车的汽油正在泄漏。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部队里外出演练的人员回来了。对这场空袭，他们什么也没听见，因为相隔得太远了。瓦利亚斯说，他们沿着卡拉奇——斯大林格勒铁路线前进，靠近了卡尔波夫卡。被炸坏的掩体迅速得到了修复。

11月13日。气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寒冷而又干燥。斯大林格勒的温度应该是零下15度。俄国人每天都对我们部队所在的防区发起进攻，每次进攻都以大规模的炮击为开始。到目前为止，敌人所有的进攻都被击退，但我们的损失也很惨重。

我们连，前线作战士兵只剩下18个人。全团也已被改编成一个战斗群，哪里最需要就奔赴哪里。热饭菜和弹药几乎每天都要运往前线。除了战地厨房工作人员、温特下士、医护兵负责运送这些物品外，还有两名司机和他们的车辆。两名志愿者也是必需的，他们的任务是搬运饭菜桶。昨天，屈佩尔和我“自告奋勇”了一回——送饭菜的名单从一个掩体安排到另一个掩体，这次轮到了我们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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