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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1 论使民主国家走上或避免走上中央集权道路的一些特殊和偶然的因素2（第1页）

如果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本能地朝着中央集权发展，那他们发展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可以促进或限制社会状况自然发展的不同的特殊情况。这类情况种类很多，我只谈谈其中的几种。

在获得平等之前很早就已经享有了自由的人民中，自由所带来的本性与平等造成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些冲突的。尽管中央政权在这些人中间提高了自己的特权，这些人也并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个人独立性。

然而当平等在一个人民从来没有听说过自由或者很长时间没有享受到自由的民族中发展时，则如同在欧洲大陆上的情形一样，当那些老旧的民族习惯突然因某种自然的吸引力同社会状况所造成的新的习惯和教条相结合起来时，所有的权力好像自动就迅速集中到中央去了。中央的权力在以惊人的速度迅速累积，国家的权力立即达到了极点，而个人的力量则达到了最弱的程度。

三个世纪以前来到这片蛮荒的新大陆建立起一个民主社会的英国人，在自己祖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他们通晓陪审制度，有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身自由，也有权利意识和行使权利的习惯。他们将这些自由的制度和刚毅的民风带到了美洲，并靠着这些制度和民风抵御着国家的侵犯。

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在美国人中是由来已久的，相对来说平等则是较新的观念。而欧洲则刚好相反，在欧洲，平等是靠君主专权引进的，并且在君主们看来，在自由进入到人们的思想之前，平等就已经深入人们的习惯之中了。

我说过在民主国家中，人们认为政府应是仅有的中央政权，他们的思想中则少有中间权力的概念。这一点在已经靠着猛烈的革命取得了平等原则胜利的民主国家中尤为适用。随着掌控地方事务的阶级在革命的暴风雨中突然消失，而剩下的混乱的人民大众既没有组织性又没有习惯性来管理这些事务，所以只能靠着国家来掌控这些烦琐的政府事务。中央集权就这样成为了必然的事实。[3]

对于拿破仑[4]将所有的行政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上这样的行为，我们不必褒奖也不必谴责，因为在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突然消失之后，这些权力是自发地跑进他的手中的，要拒绝这些权力对他来说与取得这些权力一样困难。[5]而美国人就从来不会感受到这种必要性，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革命，并且从一开始就是自己管理自己，从来不会需要国家来临时指导他们。[6]

因此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中央集权的进程并不仅仅取决于平等的发展，还取决于平等所建立的方式。[7]

在一场大规模的民主革命之初，各阶级之间的战斗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想方设法将公共行政的权力集中到政府手上，以便从贵族手中夺得地方事务的权力。而相反地，当到了革命结束的时候，被打败的贵族则主动将所有的权力交给政府，因为他们惧怕已经与他们平等甚至多数时候已经成为他们主人的人民大众会对他们实行暴政，哪怕是一点点暴政。

因此，加强了中央政权的并不总是人民阶级。随着民主革命的持续，国内总会出现一种因人数或者财富而强大的阶级，怀着特殊的情感和特别的利益，希望公众行政权力能集中在政府手中，他们的情感并不是民主国家人民普遍具有的那种对被邻国统治的永恒的憎恨之情。现在你可以看到的是英国的下层阶级竭力取消地方的独立自主，以便将所有的行政权力从地方转到中央，而上层阶级则努力使行使权保持以前的状态。我敢断言有一天这种情况将反过来。[8]

以上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靠着长期的社会努力达到了平等的民主国家中，社会的权力总是会比人民一开始就享有平等的民主国家强，而人民的力量却更弱的原因。美国人的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生活在美国的居民从来没有因任何特权被分成几等过，他们也从来不知道下层人民和统治阶层的相互的从属关系，并且由于他们并不惧怕他人，也不憎恨他人，所以他们从来不了解请求中央政权来主导他们一切琐碎事务的这种需求。[9]美国人的命运是特殊的，他们从英国的贵族制度中得到了个人权利的观念和对地方自由的喜好，并且他们有能力将二者保留下来，因为他们不用同贵族做斗争。

如果说在任何时候知识都能当作人们保卫自己独立的力量，那在民主时代中更是如此。当所有人都彼此相似，那建立一个独一的全能的政府就很容易，只靠本能就足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人们需要大量的知识、科学和技术力量，以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创立和维持一些次级权力，以便在独立和弱小的人民之间创建一些自由的组织，以在不损害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同暴政相抗争。

所以说在民主国家中，中央集权和个人的服从不仅与平等成比例发展，也随着理智的教化而发展。[10]

事实上，在人民知识水平不那么发达的时代中，政府通常缺乏完善自己专制统治的知识，因为人民也没有足够的教化以逃离专制的统治。然而这两方面的后果却不相同。

不论一个民主国家有多么不开化，掌控它的中央政权都不会没有一点知识，因为他可以轻易地吸收国内的任何一点知识，并且在需要时，还可以到国外去寻求它。所以在一个人民无知愚昧的民主国家中，统治阶级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巨大智力差异不会不明确地显示出来。最终前者则很容易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国家的行政权力不断地扩大，因为只有它才有足够的能力去行使这些权力。[11]

而贵族制国家，不管你把它们想象得多么不开化，也不会出现相同的情况，因为统治者和一些主要公民都会接受相等的教育。

埃及现今的统治者帕沙发现整个国家的人民无知而又平等，因此他从欧洲借鉴了一些技术和知识来管理他的人民。于是，君主的个人教化与被统治者的愚昧和民主弱势相结合，中央集权的限制便轻易地被无限扩大了，这样君主就能将整个国家变为他自己的工厂，而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居民就成了他的工人。[12]

我认为极度地将政治权力集中最终会造成社会的衰弱，时间已久还会因此弱化政府自身。但是我不否认的是集中的社会权力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并在特定的领域内毫不费力地成就巨大的事业。[13]这在战争时代尤为如此，战争的胜利更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很快地将所有的财力物力集中到某一个地方，而不是取决于财力物力的数量。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往往人们在战争里才会想要或者觉得需要提升中央政权的特权。所有在军事上有才能的人都喜欢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可以增强他们的力量，所有在中央集权上有才能的人都喜欢战争，因为战争可以迫使国家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到政府手中。因此在经常遭受大规模战争的民主国家和生存经常遭到威胁的民主国家中，人们会更迅速和更持续地倾向于增强政府的特权，并限制个人的权利。

我曾指出过，民主国家人民对混乱的恐惧和对享乐的喜好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扩大了中央政府的职能，并认为这个在他们看来足够强大、足够聪明、足够稳定的单一的力量能保护他们不受无政府状态的损害。我几乎不需要补充大家就知道，所有可能导致民主社会状况动荡不安和使之陷入险境的特殊情况都会增强这种普遍存在的本性，并会使每个人更多地奉献出自己的权利，以获得安宁的生活。

因此，当一个国家刚从长久而残酷的革命中摆脱出来时，是最为渴望扩大中央政权的职能的时候，因为在这场革命中，财富刚刚从原来的占有者手中被夺下，人民的信念被动摇，整个国家都充斥着狂怒的憎恨、利益的倾轧、派系的斗争。对社会安定的喜好也因而成了一种盲目的风潮，民众也对秩序产生了一种颇为反常的热爱。

我刚才只分析了几个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偶然原因，而还没有谈到最主要的原因。

能使民主国家中的所有事务的权力集中在统治者手中的第一个偶然原因则是统治者本身以及他的习性。

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天生[14]就喜欢中央政权，并愿意扩张它的权利，而要是正好这个政权正好可以如实地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且准确地再现他们的本性，那他们对于这个政权的信任几乎是无限地，并且他们相信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会收到同样的回报。[15]

相比于那些白手起家，在出身、成见、本性和习惯方面同平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新一代的统治者，在某些方面还与老旧的贵族秩序有着一定联系的国王们想将行政的权力集中则没那么容易[16]，也没那么迅速。我并不是想说出身于贵族而生活在民主时代的统治者们就不想实行中央集权。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与其他人同样用心。对于他们来说，平等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实行中央集权，而他们的机会更少了，因为公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天生就对他们言听计从，而经常都只是勉强听从。在民主社会中，统治者的贵族习性越少，那中央集权的程度就会越大，这是有规律的。

在古老的皇室家族统治着贵族制国家的时代，由于君主天生的成见和贵族阶层的天生成见是完全相同的，贵族社会内在的缺陷就会自由地发展，并且没有补救的办法。而当封建家族的一个分支领导民主国家时，情况则刚好相反。其统治者则会因为他的教育、他的习惯和他的记忆日益倾向于身份条件的平等所带来的情感，人民则会因为社会状况不断地趋向于平等所产生的民情。人民觉得中央政权是贵族制度的政权，甚至是暴君专制的政权，因此人民总是设法限制中央政权的发展。并且他们坚决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自由，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想保持相互平等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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