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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唐朝科学僧人一行（第1页）

一

在中学的政治课本上，谈到宗教问题，我们从小就曾接受了一个固定的概念，即宗教是迷信的产物。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时，惊讶地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人类文明历史中众多伟大的科技发明，都恰恰是由宗教人士所创。曾经空前繁荣的阿拉伯数学及文明，与伊斯兰文化有着莫大的关联。而在欧洲，最早探索出黑死病治疗方法的，也恰恰是那些传教士们。中世纪的欧洲，神学曾经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并不仅仅因为人类对于上帝的迷信，更是因为天主教在欧洲大瘟疫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而翻阅中国古代史，我们也会饶有兴趣地发现，火药的发明来自于道士的炼丹术，而中国天文、数学、中医等各个方面的卓越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是以道家与佛家的思想作为基础的。在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科学家名录里，赫然写着许多宗教人士的姓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唐代的著名高僧一行。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很难想象一行是一个怎样神奇的人物。史书中对于他的定义是“天文学家”，而从他的成就与贡献看，却远远不是天文学家这么简单。他的谥号为“大慧禅师”，仅仅从“大慧”二字，就足够显示出他的才华与聪明。事实上，一行对于佛教思想的研究以及哲学思想的总结，都具有卓越的贡献，而他更是创造性地将宗教思想应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中。虽然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宗教的唯心主义思想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激烈的矛盾，但是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特定时期，宗教思想却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巨大推动力。面对那个曾经未知的世界，宗教曾经一度成为人类了解世界和宇宙的思想准则，而在唐朝，一行的身份也并非是天文学家这样简单，他更是当时唐朝佛教的教派——密宗的领袖之一。这一特殊的身份也有理由让我们对于佛教思想有一个全新的理解。作为一门高深的宗教学问，佛教思想中的许多内容恰恰是与科技思想相融合的。而直到今天，佛教思想中许多关于宇宙和人类起源的论述，依然对现代科学的研究工作有着巨大的借鉴作用。

一行既是一个集佛教高僧又是一位卓越科学家。更为幸运的是，他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黄金时代的盛唐王朝，那是一个让今天的知识分子无比神往的时代，也是一个中国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获得了蓬勃发展的时代。今天的我们沉醉于唐诗恢弘的气派和美丽的语句中，殊不知在那个时代里，一批身份特殊的人用他们别样的创造力，书写下了远比唐诗更为恢弘的诗篇。我们的唐朝之所以被称为盛唐，我们国家的文明之所以被称为灿烂的文明，那些人文学术的成就固然令人骄傲，而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在那个时代里缔造出了足以领先世界千年的科技成就。从历法的修订到天体的观测，中国人用他们的智慧搭建起了通向天体奥秘的金字塔，而一行正是那个时代，站在金子塔尖的人。

二

一行，俗名张遂，邢州巨鹿（今河北邢台巨鹿）人，其祖父张公谨曾任襄州都督，精通天文历法，家庭给了他良好的熏陶。关于他的祖父张公谨，在历史上也许名声不是很大，但是玄武门之变的一个重要决策却让历史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玄武门之变前，张公谨曾任李世民的幕僚，当时的李世民在事变前曾经请巫师占卜成败，结果张公谨将占卜用的龟甲扔进了火中。张公谨劝说李世民道：“凡行卜签，是以决嫌疑，定犹豫，现在举事不疑，用得着卜卦吗？如果卜不吉，势已不可停阻，希望大王仔细想想。”也正是他的这番慷慨陈词让李世民下定了最后的决心。玄武门之变中，张公谨在太子李建成被射杀后，率领兵马死守玄武门，阻挡住了太子府的反扑，为李世民的最后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位不信鬼神的智者同样是一位博学的学者，对于天文和数学都有很深的造诣。虽然一行出生的时候，张公谨早已经过世近60年，但是祖父的品质显然在他身上有着深深的痕迹。他有着像祖父一样卓越的眼光和远超他祖父的天文成就，然而他并没有祖父那样的政治野心，一生淡泊名利仕途，如果张公谨泉下有知，得知后人居然从事了一项他远没有想到的职业，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盛唐时代的许多名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另类家族的继承性。我之所以在家族继承性前面加上“另类”二字，是因为与南北朝时期传统的世家大族不同，唐朝的这些名门之后往往走上与祖先背道而驰的道路。比较典型的就是唐朝的名将王忠嗣，其父为初唐名将王海宾，而天宝年代著名的政治家李适之，其祖先却恰恰是当年被李世民废黜的太子李承乾。而事实上，唐朝名人们这种“另类的继承”，恰恰也是盛唐文化的一个层面。唐朝时代，虽然科举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官员考核的基本制度，学术的日益政治化和自然科学的边缘化也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唐朝文化同样有着百花齐放的一面，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与历史积累下的文明成就在这个年代得到了群体性的爆发，使个体的生活道路在人生中可以获得不同的选择机会。但是，祖先的品质在后人的身上依然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让吐蕃胆战心惊的王忠嗣同样是一位富有才情的诗人，他的诗篇与他的赫赫战功一样让我们热血澎湃，而遁入空门的一行身上也带有他祖父的高贵品质：不信天，不信神，不迷信权威，无论在怎样的政治环境下都可以坚持自己的信念与思想，可以用默默的耐心去完成伟大的工作。而且他远比如祖冲之等科学家幸运得多，生活在一个文明开放的时代里，他的科学工作得到了莫大的支持。如果说在他以前，科学研究还属于个体努力的话，那么从一行开始，以国家政府的名义所主持的科学活动，已然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主流之一。尽管这种活动带着各种政治色彩，尽管活动本身也充满了人类对于世界的种种茫然，但是这种行为本身却足够说明一个大国的气魄与胸怀。有唐一代，中国的科学巨著和大型的科学工程都要远远超越前代，而专业化的科学教育也在唐朝达到了一个完备的顶峰，这是一个国家富强与文明的最基本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行是幸运无比的，他拥有前代科学家们所不曾拥有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文化上的兼容并包和自由开放的风气，以及雄厚的经济支持，都为他的成功铺垫了最为广阔的平台。

这就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真正意义，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所最需要的环境：政治的稳定，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高度发达的文明和物质成果。在那个年代里，中国是所有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的典范国家。那个年代里，阿拉伯文明刚刚勃兴，还身处无休止的征战中，欧洲的邦国四分五裂，东罗马帝国正步入它的没落时期。在地球的西边，森严的堡垒和黑暗的神学禁锢了欧洲人飞翔的翅膀，而在另一端的中国，发达的交通，统一的政治环境和先进的生产力，都让这里的人们享受着眼界无穷天地宽的纵横之感。而我们的一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踏上了历史的舞台。

一行出生于公元683年，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那位大名鼎鼎的张公谨大人已经谢世近60年，由于武则天的缘故，这个曾经在贞观之治中立下奇功的家族而今正走向没落。但是那位素未谋面的祖父却为一行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他的天文学观测记录以及各类天文著作，家族的文化传统让一行成为一个博学的青年。20岁的时候，一行写成了《大衍玄图》和《义诀》各一卷，用以解释杨雄的《太玄经》，让人惊讶的是，他仅仅是用了几天时间就完成了这一艰苦的工作。而他过目不忘的本事更令人惊讶，无论多么让人费解的书目，他只需看一遍就可娓娓道来，甚至描述得生动有致。他能写一手锦绣文章，其好学精神更是令人叹服。为了能够探求知识，他曾经在唐朝著名的藏书楼元都观借书阅览，甚至读书读至废寝忘食。他的刻苦与博学在当时也盛名广播。如果按照一个青年正常的成长道路走下去的话，也许一行会参加当时唐朝的科举考试，甚至会考到前几名，或许他会借助家族的荫庇，一样可以取得一个不小的官职，每月领取丰厚的俸禄，但遗憾的是，这不是他所期待的生活。如果真的是那样，也许历史上会多一个博学的学者，多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但是会少一位得道的高僧，更会少一系列中国天文学惊艳的成就。

三

在一行之前的中国科学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世家的传承。比如南北朝时期的科学家祖冲之，其家族就是世代从事天文研究的。

如果说祖冲之是出身于科技世家，投身科学是必然选择的话，那么一行显然有更多的选择。而事实上，在当时的唐朝，精英阶层里精通天文学的人虽然很多，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把天文学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而并非是一种毕生的追求。比如一行的祖父张公谨，在天文学上同样有很深的造诣，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政治家。而一行不同，他有着投身仕途的机会，却坚决地选择了放弃。他没有高远的政治理想，只有单纯和真实的科学向往。从南乐到长安，他付出心血最多的就是天文学。在当时长安的各种学术界聚会上，他曾不止一次因为拒绝名流的邀请而得罪权贵人物，而同时，他对各类的天文书籍却痴迷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每每与人谈论起天文的研究，他便滔滔不绝乐此不疲。他没有出身于一个天文学世家，却是一个纯粹的天文学者。

就一行青年时代的环境看，他也不幸生活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一行的青年时代，武则天的武周王朝正如日中天，而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更是独揽朝政，一度被看做皇位继承人的不二人选。公元703年，武三思听闻了一行的大名，为了赢得礼贤下士的美名，他开始蓄意拉拢。关于武三思这个人，历史上记录比较多的，是他的心狠手辣。一方面，他专门拉拢一批名人结交，为自己博取一个好名声；另一方面，对于不顺从自己的人，他则进行坚决而无情的陷害。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正义的人唯恐避之不及，而贪婪的人则梦想着借助他的高枝向上钻营，无心于仕途的一行自然是属于前者。但是一系列的事实证明，违背武三思的邀请往往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接受他的邀请，则或许会陷入朝廷巨大的政治旋涡中。在当时，以李显为首的太子党和以武三思为首的武氏一门正斗得你死我活，无数的历史名人也参与其中，最后造成了皇门的相互屠杀以及无数文人让人痛惜不已的结局。一行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分子，虽然简单却也深知其中的利害。他不愿意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的理想很简单，投身于天文的研究之中，以自己的所学为苍生造福。但是严酷的政治环境显然不能如他所愿，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初出茅庐之际就遇到了一个重大的选择难题，他将会如何取舍呢？

一行选择了一条谁都没有想到的道路——出家。

关于一行出家的原因，历史书上并没有做过多的介绍，只说他为了躲避武三思的拉拢，逃到了河南嵩岳寺出家，因此史书也把他的这种选择，作为一种避祸的方式。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嵩岳寺是当时唐朝的名寺，一行逃到嵩岳寺后，适逢高僧普寂禅师在那里弘扬禅要，一行参听之后大为感动。这其实正是中国文人的心态之一。因为政治环境的失意，他们需要寻求另外的寄托，而满腹的理想更需要一个广阔的平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20岁的一行经历了人生一场最大的变故，梦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他遇到了人生一道最大的壁垒。普寂的讲经正是在这个时刻为他送上了人生的一把钥匙。我们总把佛教看成是消极避世的思想，而事实上，佛教的真正精髓在于“修行”而不在于“参禅”。佛教宗教思想的精神恰恰可以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有益的补充。最重要的是，在武则天崇信佛教的政治环境下，一行的选择可以为他自己也为他的家庭贴上一道最大的护身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他当时可以做出的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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