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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琅琊王氏的存亡之道（第1页）

王衍和王导是如何一手缔造东晋王朝的呢？那得先从王导、司马睿一行初到江南时的南北情况说起。

此时在北方（长江以北），东海王司马越成了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可他接手的国家，内是因连年战乱而满目疮痍的社会，外有匈奴、羯族、鲜卑等异族铁骑的虎视眈眈，可谓危在旦夕。面对每况愈下，朝不保夕的形势，司马越和他的政治盟友王衍制定了屯兵中原、荆州、青州宛如“狡兔三窟”的整体防御计划;同时，又命王衍堂弟王导携同琅邪王司马睿南下江东，坐镇建康（今南京市），与湖北、湖南遥相呼应，保卫司马越的大本营徐州（今苏北地区），并同中原地区互成犄角。

此时在南方（长江以南），以“顾、陆、朱、张”为首的土家大族，也明白连年战乱，又受到强大游牧民族威胁的中原王朝大势已去。此时他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在江东找到一个类似当年孙坚父子式的英豪人物，带领他们重新割据自立，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江南土家大族的利益，此为上策。二，接纳南渡的晋皇室和中原士族，与他们共建政权，并在新政权中得到权位和经济利益的充分尊重，此为中策。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他们并没有在南方找到一个类似孙坚父子式的英雄人物;如果贸然逞强，割据自立，实在太过冒险，于是他们便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中策，即与中原士族共建政权，共享利益。

王导和司马睿便是在这样的南北环境下，来到江东的。

一个成熟的赌徒在下注前，总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局面;政治人物在决定站哪个队时，同样如此。起初，江南士族对初来乍到的王导和司马睿也有怀疑，不知这些从前在北方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中原豪门会如何看待自己。所以，也就没有太多主动的积极表示。

那么，在这种有些僵持，处于试探阶段的交往中，王导是如何做到“IceBreak”，如何为司马睿在江南打开局面，取得南方土家大族支持的呢？

王导首先用吴语扣开了江南人士的心扉，打消了他们的疑虑。王导一到江南，便苦练吴语，小有所成后，便立刻用还不太标准娴熟的吴语主动同许多江南人士交谈。那些江南人士们，听到赫赫有名的中原第一家族，琅邪王氏的名士，竟主动用吴地方言同自己交谈，无不感到深深的触动，感到了王导对他们的尊重和王导的一片赤诚，渐渐地对王导和王导极力推崇的司马睿有了好感，开始频繁交流，并且渐生爱戴之心，拥护之意。

王导不但自己和江南人士用吴语交谈，也鼓励其他北方人士学习吴语，并多用吴语同南方人交流。很显然，这样一种“入乡随俗”的友善表示，大大消除了南北人士之间的隔阂，拉近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取得了南方人士对司马睿、王导一行人的好感和支持（王导安排司马睿和众中原名士在建康城举行华丽隆重的车骑游行，以吸引南方士族侧目之事，后经多位名学者考证，确定属后人加工创作，所以笔者在此不录）。

那么，在王导、司马睿一行人渐渐在江南立稳脚根之时，中国北方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公元311年，匈奴首领刘聪遣多路大军入侵中原，先是大将石勒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围歼晋中原主力10余万人，太尉王衍、36位王爷、以及众多当时名士都不幸遇难。同年，匈奴另一大将刘曜又攻陷晋都城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并在京城里大肆烧杀抢掠，屠杀3万多士兵百姓。可以说，当时的中原在异族铁骑的蹂躏下，已经由中华文明的摇篮变为了满是烧杀抢掠的人间炼狱。大量汉族百姓、士族子弟为了躲避强盗的洗劫，恶魔的追杀，不得不背起行囊，携妻带子，举家南渡长江，流落江南。这一年，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

面对源源不断南下避乱的北方老乡，冷静、沉着的王导显示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气度和智慧。他向司马睿提了三点建议：一，设立侨州侨县以安置大量的北方难民;二，选拔其中有威望，有才干的士子，为我所用;三，要求南下的北方大族在圈占田产时，尽量避开江南土家大族的势力范围，不要去触及他们固有的土地利益。

后来，这三项建议被司马睿一一采纳，并成为推动东晋立国的关键性因素。第一，侨州侨县的设立，使得大量北方难民在南方有了栖身之所，点燃了他们重建家园的希望，他们自然对司马睿感激拥护;另外，北方流民的涌入，为开发经济落后的江南，带来了大量劳动力和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科技，这些都刺激了南方经济的繁荣。第二，任用大量南渡的士族子弟，使得司马睿王府精英荟萃，既笼络了南渡北方士族的心，又为日后的东晋政府做好了人力资源的储备。第三，不去触及江南土著大族的固有土地利益，使得江南大族在司马睿那里，得到了尊重和利益上的安全感，所以也对司马睿、王导真心支持。王导、司马睿能够雄据东南半壁江山，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军方实力派的支持。

王导一方面在建康为司马睿立国江南做着种种内政准备，一方面又积极游说琅邪王氏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此时正屯重兵于建康上游军事重镇扬州的他的堂兄王敦，劝说他与自己统一立场，支持琅邪王司马睿。结果，王敦在王导的游说下，非但旗帜鲜明地支持司马睿，还用实际的军事行动为司马睿立国江南扫清障碍。公元311年，王敦先是亲自率军击杀了不肯听命司马睿的江州刺史华轶;3年后，他又派大将陶侃剿灭了活跃于湖北、湖南一带以杜弢为首的四川流民军。可以说，王敦用“铁和血”为东晋立国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

王导做好了内政上的准备，王敦又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此时，司马睿立国江南可谓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

公元316年，长安被匈奴铁骑踏破，晋愍帝被俘，王氏兄弟和司马睿终于等来了“东风”。王敦作为威名显赫的大将，率先向司马睿上劝进表，支持他称帝江南。在王敦的带动下，其他拥兵在外的大将，如并州刺史刘琨、豫州刺史祖逖、幽州刺史段匹（鲜卑人）等也先后上劝进表，支持司马睿称帝。

公元318年，在晋怀帝、愍帝先后被俘，北方流民，南北方士族和军事实力派人物一致支持的情况下，司马睿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在建康登上皇位，东晋正式立国。至于晋书记载的晋元帝司马睿登基时，邀请王导与他共坐龙椅，接受百官朝贺，“王与马共天下”一事，虽属后人加工渲染，不太可信，但至少能说明两点：一，司马睿对王导一手策划帮助他这个皇室远支子弟登上皇位，心怀感激;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在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中，琅邪王氏居主导，皇权处弱势，所以司马睿不得不对王导敬重有加。

晋国初建，“王与马共天下”的实质是王导在京城总理内政，王敦在外总督军事。可以说，皇权在与琅邪王氏所代表的贵族特权的斗争中，完全处于弱势。

正因为如此，司马睿继位不久，便对琅邪王氏有了“鸟尽弓藏”的想法。他重用寒族子弟刘隗、刁协，有什么重大决策都与他们商量，而不让王导参与，希望以此逐渐驾空王导在中央的权力。

面对司马睿的“鸟尽弓藏”，王导虽有不满，但为了顾全大局，他还是极力掩饰，在朝廷里尽量做出若无其事，一如往常的样子。自小就骄傲蛮横的王敦，就有些坐不住了，他得知王导被冷落后，立刻上书司马睿为王导喊冤，并要求讨回公道。这份奏表先是落到了王导手里，王导为了稳定全局，不想让琅邪王氏与皇室的矛盾公开化，所以就把这份奏表又退了回去。

骄横惯了的王敦，哪肯就此善罢甘休，他不依不饶地又把这份奏表给递了上去。果然不出王导所料，司马睿在看到这份奏表后，对琅邪王氏更有戒备疏远之心了。他命心腹刘隗、戴渊分别领重兵驻守合肥和淮阴，名义上是北上征讨匈奴人，实际上是让合肥、淮阴、建康三地驻军形成犄角之势，专门防备王敦。

司马睿启用刘隗、刁协这样的寒族人士来防范王敦这样的高等士族，无疑激怒了已经窝了一肚子火的王敦，并使司马皇族和琅邪王氏所代表的士族集团的矛盾，走向公开化。

公元322年，王敦以“清君侧”，诛杀刘隗为名，率军进攻东晋都城建康。

王敦起兵后，刘隗立即进言司马睿，要求以王敦叛乱为由，将京城里包括王导在内的琅邪王氏子弟全部斩尽杀绝。对于这个建议，司马睿权衡再三，最终给予了否决。司马睿没有因为王敦叛乱，而将琅邪王氏灭族。笔者认为他主要有三点顾忌：一，司马睿还是顾念旧情的，不愿将昔日帮他登上皇位的恩人王导送上刑场;二，前方战事胜负难料，司马睿在为自己和皇室留后路，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三，如果将声名显赫的魏晋第一家族琅邪王氏灭门，势必激起其他大族对他的猜疑、不满和怨恨，这样即便前线获胜，他也将失去他的统治根基——士族的支持。

后面事态的发展，证明司马睿的投鼠忌器，预留后路的做法是很有预见性的。王敦大军从武昌（今武汉市）出发，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打败了刘隗、刁协等人所率领的守军，占领了东晋的都城建康。

进入建康后，除了政敌刘隗、刁协一死一逃外，王敦找王导商量如何在朝臣中重新洗牌，制定了敌对朝臣的黑名单，并根据这份名单诛杀了周、戴渊这样久负名望的大臣。然后，王敦又在朝廷内外广树亲信，不但加封自己为丞相兼江州牧，并进爵武昌郡公，而且还将许多琅邪王氏子弟一一安排要职。而此时的司马睿，这个由琅邪王氏一手捧上皇位的皇帝，也终玩火自焚，彻底沦为了琅邪王氏的提线木偶。后来，没过几个月，司马睿便忧愤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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