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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春秋国际和平会议（第1页）

春秋时期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打仗，打仗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争霸，争霸的主旋律，是晋国和楚国的南北对峙，外加秦国和齐国一东一西，时常游走在其中凑热闹，至于其他的各路小国，命运则是朝不保夕。

但是到了公元前6世纪中期，却实在打不下去了。各路的诸侯国，各有各的苦衷，为了这样那样的苦衷，春秋争霸局面持续近200年后，中国终于出现了一次“和平会议”——向戎弭兵之会。

要了解这次和平会议，不妨先看看，当时的春秋诸侯，为什么打不下去了。

一

春秋争霸的主旋律，其实是南北双方的楚晋两国，但在经过了几代君主的漫长拉锯后，这两个国家对战争的支持能力，也已经越发地力不从心。

在晋国和楚国争霸的几十年里，两国之间大规模的战争，一共发生了4次，分别是公元前623年的城濮之战，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公元前557年的湛阪之战，这4场战争，除了邲之战楚国胜利外，其他的3场战争，都是以晋国获胜而告终。表面的“比分”看，似乎是晋国占有了绝对优势。

但实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整个的晋楚争霸里，大多数情况下，晋国都是处于守势，楚国处于攻势。这4场战争的共同剧本，都是楚国北进攻略中原各国，晋国出兵迎战，从而发动大战。即使是经过了3场战争的失败，楚国却越战越强，势力并没有因此而削弱，相反晋国一旦遭到失败，就会多年来一蹶不振。从战争的潜力上来说，楚国远远胜于晋国，他们有国土和人口的优势，经济能力也不弱于晋国，即使在单个的战斗中遭到重创，他的恢复能力也是惊人的，很快就能从战败中恢复实力。但晋国也有自己的优势，他的优势就是自身的王族地位，以及在中原诸侯国中的人脉关系。每次晋楚交锋，晋国都能够获得大多数中原国家的支持，形成联军的姿态来对付楚国，双拳难敌四手的楚国，也往往因此在关键战役中屡屡功亏一篑。就这样，楚国有兵，有土地，有战争潜力，晋国有盟友，有地位，有人脉，经济实力双方更差不多，多年以来，晋楚南北争霸的均势，就一直这么维持着。晋楚两个国家，仿佛是长江南北在扳手腕的两个巨人，几十年来，或许可以各自占有一点优势，却谁也无法将对方彻底扳动。

但到了公元前6世纪中期，两个巨人都扳不下去了。

晋国扳不下去的原因，主要因为其内政问题，晋国从春秋早期，就是国君实力衰微的时期，后来经过晋献公、晋文公的两代改革，通过抬高士大夫的权力和地位，来巩固国君地位，但晋襄公英年早逝，导致晋国进入了权臣赵盾专权的时期，此后赵盾虽死，但是晋国国君权力的衰弱已经无可避免。不断发动对外战争的结果，就是在晋国世袭掌握大权的士大夫家族，可以不断地凭借战争扩大自己的威权，最后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这个过程很简单，国君要称霸，就要打仗，打赢了仗，就要封赏手下人，仗打得越多，封赏也就越来越多，到了最后，下面的大家族实力强大，甚至国君本身都无法控制，整个国家的统治，也就因此出现了“最高权力被架空”的局面。所以停止战争对于晋国，不是一个和平问题，而是一个国家谁说了算的政治问题。公元前6世纪的晋国，其国家权力已经转移到了智、韩、赵、魏等士大夫的手里，国家已经没有能力整合成统一的力量，进行如重耳时期那样的全面战争了。

晋国扳不下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自身对楚国的“人脉”优势也早已动摇。多年以来晋国对楚国的战争，都是拉拢其他中原诸侯国做盟友的，其中最重要的盟友就是东部的齐国和西部的秦国，决定晋国霸业的城濮之战，就是在这两个国家的帮助下打赢的。但是到了公元前6世纪，晋国与这两个盟友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早已不复存在，早在晋襄公时期，秦晋之好就成了一纸空文，虽然晋国通过历次战争，堵住了秦国东进的道路，将秦国死死地摁在了关中平原，但多线作战，也使晋国的国家实力大打折扣，在邲之战后，力图恢复晋国霸业的晋景公，偏偏又和齐国发生了战争，晋国虽然得胜，但是此时他左右两边的邻国，不再是共同进退的朋友，而是不共戴天的仇敌。这样的局面下，想凭借晋国本国的力量就和楚国扳手腕，显然是力不从心的。

晋国快要歇菜了，楚国的局面却也好不到哪里去。多年以来，楚国和晋国相比，最大的优势和劣势，就是他并非周王室早期的分封国，更没有崇高的地位。这种局面的劣势是，楚国无力在中原建立他的人脉关系，所谓的晋楚争霸，更多的时候，是楚国以一国之力，来对抗整个中原诸侯国的联军。优势是，因为楚国不是早期的周国分封国，他的国家建制，受传统的西周宗法制影响较少，国内的卿大夫势力比较弱，虽然在楚庄王时期，也发生了若傲氏专权的事件，但很快就被楚庄王所平息。楚国的国家大权，也就因此大部分时间集中在国君的手中，但到了公元前6世纪时期，王权的衰弱也不可避免。楚国本国贵族的兴起，对王权的掣肘，也使内政问题凸显出来。与此同时，楚国的后院也起了火，江南地区吴国的兴起，日益成为楚国的大敌，这样的局面下，再北上争霸，显然也是一件非常不明智的事情。

两个大国都不想打，但是不想打就不打，是不可能的，战争的残酷性在于，一旦开始了就很难停止，没有一个让双方都下的台阶，轻易停止战争是不可能的，巧合的是，这个台阶很快来了：宋国大夫向戎。

向戎这个人，在历史上记录不多。现在知道的是宋国的世代功卿，在宋国地位高贵，他本人也是一个舌辩之士，口才卓越，但更重要的是，他是宋国的士大夫。

二

在晋楚之间的漫长争霸战争里，受害最深的就是宋国。宋国很不幸，它正好夹在晋国和楚国两个大国之间，一南一北，都是不能得罪的“超级大国”，所以多年以来，宋国奉行的就是两头不得罪的政策，楚国来了，倒向楚国，晋国来了，又倒向晋国。这个政策想得很好，但执行起来，却是两头全得罪。作为晋楚之间的兵家必争之地，多年以来宋国饱受了战火的威胁，在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100多年里，宋国至少有7次遭到过晋国的围困，8次遭到过楚国的围困，国家在历次的战争中，曾多次险些成为废墟。比如在楚庄王围困宋国的战争里，9个月的围城战，宋国的青壮年有9成死于战火之中，国内的粮食吃光了，老百姓甚至互相交换自己的孩子为食，所谓“易子而食”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春秋争霸战争，从后人眼光看，是“促进了国家统一”，但在当时，却是不折不扣的灾难。

在春秋时代，像宋国这样命运的小国，其实并不稀罕，从某种角度来说，宋国还算好的。春秋时代最惨的就是做小国，尤其是做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小国向大国称臣，不是简单的俯首就可以的，还要附带大量的义务，比如在大国发动战争的时候，小国要派兵帮助大国作战，大国需要钱粮的时候，小国需要为大国提供征战所需的钱粮，有时候甚至被掠夺一空，而一旦小国被大国灭国，就是人口，粮食的巨大损失，甚至亡国灭种。比如当年在郑庄公时代一度“小霸”的郑国，素来以工商业发达，经济富庶著称，但是在晋楚两国的反复拉锯战中，郑国的经济遭到了极其惨重的破坏。多年以来需要向晋国、楚国提供大量的金钱，原本兴盛的工商业早就不复存在。百姓苦难如此，小国国君的日子也不好过，和平时期为了维护和平，要送子女去大国当人质，要送钱送粮食结好，每次大国发动战争，“站队”问题更要慎重，一旦站错了队伍，迎接他们的就是灭顶之灾，怎一个提心吊胆了得。这如履薄冰的日子，当然是越发的过不下去了。

大国打不下去，小国过不下去，周天子自身难保，老百姓怨声载道，这样的局面下，和平，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关键是，谁来牵头。

早在公元前579年，宋国大夫华元就曾发动过弭兵之会，当时他个人既与晋国掌握政权的权臣栾武子交好，也与楚国令尹子重有交情。在他的努力下，晋国和楚国在晋国西门外会盟，达成了和平协议，但好景不长，一年后双方就撕毁协议，爆发了著名的鄢陵之战。这次和平会议的失败是必然的，当时的晋国和楚国，都把所谓的和平，当做一种缓兵之计，一旦局面好转，就立刻翻脸不认人。到了公元前547年左右，大家都筋疲力尽，想翻脸也不容易，这次的和平，应该货真价实了。

所以宋国大夫向戎就承担了这个重任，开始在晋国和楚国之间奔走，这时期晋国的掌权人，已经变成了赵文子，赵文子是晋国新兴的宗族势力，并非晋国早期靠战争起家的勋贵们，战争的延续，只能对那些对他有威胁的晋国功臣有利，对他没有半点好处，所以对于和平，这时候的晋国掌权人，是百分之百地欢迎的。晋国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当时掌权的赵文子，以及韩宣子，都表示了强烈支持。向戎又利用自己与楚国令尹子木的私人关系，对楚国进行了游说。这时期的楚国，急于赶快结束对北方的战争，以便将主要的精力用来防范东部的吴国，向戎要求弭兵的建议，自然也给了他们一个最好的台阶。齐国的态度却有些反复，这时期齐国在位的是齐景公，这是一个很有决心的国君，企图恢复齐桓公时期的霸主地位，但形势比人强，在晋楚两大国同意的情况下，势力弱于他们的齐国，也没有理由反对。齐国对弭兵之事态度最积极的，同样是他们国内新兴的势力——田文子。在田文子的强烈主张下，齐国国君终于答应了参加弭兵之会。西北的秦国，在经过了多次与晋国战争的失败后，进取之心大沮，此时在位的秦景公，正着力修复与晋国之间的敌对关系，以便他们能够巩固在西北地区的势力。就这样，向戎经过半年多的奔走，终于说服了此时的几个大国，大国同意了，小国自然双手欢迎，休战，已经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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